曹明玉

摘 要：古代西亚地区矿产资源匮乏，其文明中形成了有别于古埃及的独具特色的小型印章雕刻艺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西亚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印章材质的选取呈现出阶段的多样性变化，硬质石材使用比例不断提高。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主要与政权更迭和军事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矿藏储量和开发速度、主流人群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宝玉石加工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两河流域；印章材质；阶段变化；影响因素

古代西亚的地理范围概指亚洲西南部各地区，涵盖了东起扎格罗斯山脉，西到地中海东海岸，北起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南到波斯湾-阿拉伯湾这一较为广袤的区域。该地区是世界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地先民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璀璨的古老文明，形成了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古代西亚文明。

相对古埃及而言，两河流域矿产资源稀缺，少见大型石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型印章雕刻艺术。印章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应用年代早、范围广，自早期城邦时代到晚期帝国阶段，广泛应用于不同级别的职能机构和不同等级的人员个体之间。因此，对该地区不同时期印章材质的变化进行考察和探讨，有助于深化相应时期政治管理、贸易路线、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古代西亚文明。

两河流域矿产资源稀少，南部巴比伦尼亚为广袤的冲积平原，不出产能够制作印章等雕刻艺术品的石材；北部亚述地区靠近底格里斯河的摩苏尔（Mosul）和萨玛拉（Samara），虽然出产石材，但种类比较单一，多为沉积砾岩。资源的匮乏刺激了古代两河流域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兴起，通过长途贸易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交流，两河流域获得了可以制作印章、雕像等物品的各种石材和有机生物材料。整体而言，两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印章所用的材质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差异。

目前，对印章材质进行测定分析多运用X射线衍射分析（XRD）或能量弥散X射线荧光分析（EDS-XFA）技术，运用这两种技术检测不会对印章本体造成损坏[1]。根据相关数据可以发现，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西亚地区，不同时期印章的材质使用变化较大，总体趋势是硬质石材使用比例不断提高。以滚印①为例，有学者统计乌鲁克时期（约前3400—约前3200）和杰姆迭特·纳色尔时期（约前3200—约前2900）硬质石材所占比例为4%，古巴比伦时期（约前1894—约前1595）增长到86%，阿黑门尼德（约前550—前332）末期约为99%[2]。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对某些材质的偏爱表现出了一定的时间和地域特点，这为判断印章使用年代和区域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早期由于制作技术和贸易交通等因素限制，印章（平印）的材料通常是软质石材，如皂石等。在公元前4千纪中晚期，滚印开始出现，并逐渐取替平印。由于这一时期石质滚印的雕刻已经相当成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滚印可能是用木、骨等易腐的有机材料制成的[3]。

公元前4千纪中晚期的乌鲁克风格滚印尺寸较大，常以大理石、软质石灰石为材料，其中白色和粉色大理石尤受偏爱，也偶见硬质石料如水晶等。

在早王朝一期（约前2900—约前2700），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印章材料多见石灰石和蛇纹石，石灰石以黑色、蓝色、绿色居多。在北部地区，除石灰石外则常采用滑石和皂石。由于滑石和皂石硬度②较低，工匠在雕刻完图案后常会对印章进行灼烧，使其表面形成一层硬质保护壳。进入早王朝二、三期（约前2700—约前2350）后，印章材料多变为半透明和绿色的蛇纹石、文石、方解石，天青石也是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的材料。天青石颜色深沉而稳重，象征着权力、高贵和神的眷顾。但是这种石料不易加工，其千层板性裂绺较多，韧性①不强，抗断能力亦差。天青石在整个早王朝时期印章制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两河流域地区并不出产天青石，这种石料产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萨雷桑（Saresang）地区和巴基斯坦境内临近奎达（Quetta）的一个地区。两河流域的天青石主要来自上述两个地区，前者可能性更大。贝壳则基本来自南部波斯湾，雕刻人兽搏斗图案的印章常以其为材料[4]。这一时期滚印制作偶尔也使用黄金或白银，此类滚印有些是实心体，有些则是以硬沥青为内核，仅在其表面包裹一层金片。乌尔（Ur）王陵墓葬中曾出土过一枚沥青内核的滚印[5]。

阿卡德时期（约前2296—约前2112）印章材料的使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硬的材料如碧玉特别是绿色和红色的碧玉、水晶常被使用，但也有如贝壳、方解石和石灰石等较软的材料。相对前一时期而言，阿卡德时期印章材料的种类有所减少，颜色也比较驳杂。在众多种类的材料中，最流行的是暗色墨绿蛇纹石。在乌尔遗址发掘的1840座墓葬当中，蛇纹石滚印总比例由阿卡德时期的41%降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3.6%[6]。除蛇纹石外，阿卡德时期滚印常用的材料还有绿玉，占现存阿卡德滚印的20%。这种材料的印章雕工通常很精细，也常雕刻人兽搏斗图案。其他石料如闪长岩、文石、天青石、绿泥石也比较流行，碧玉和水晶等石英材质虽也颇受青睐，但因其硬度过高不易雕刻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阿卡德王朝覆灭后的一段时期，印章的发展似乎有所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这一时期印章材料方面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绿泥石几乎完全取代蛇纹石，成为印章的主要制作材料。但是，实际上绿泥石的可解理性特点使其很难成为制作印章的上乘材料。另一个变化是天青石材质所占比例不断缩小，其原因应该与该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商业凋敝不无关系，天青石难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活动大量获得。除绿泥石外，石英、方解石和石灰石也是常见的材料。此外，受青睐的还有方解石和石灰石[7]。这一时期石英材料的日渐稀少，天青石更难见到。阿卡德时期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印章材质的变化，可能与通往原料产地贸易路线或者印章使用者需求的变化有关系。

古巴比伦时期是西亚印章发展比较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赤铁矿成为包括叙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整个近东地区印章雕刻的首选材料。除赤铁矿外，这一时期使用的硬质石料还有很多，如天青石、水晶、烟晶、紫水晶、黑曜石、碧玉、光玉髓和玛瑙等，软质石料主要是黑色石灰石。同一时期北部的古亚述由于受古巴比伦影响，印章材质也基本以赤铁矿为主。

在古巴比伦时期，印章材质方面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黏土材料的采用。陶（泥）印在早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鲜有学者关注，博物馆也极少收藏。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评论说：“赤土陶器……滚印形式的护身符……有些东西由于粗糙拙劣而没有人愿意公布，这种赤土陶器即是其一，这就使我们可能曲解某些时期手工制品的普通标准：一些颇具可信度的陶（泥）护身符或印章很可能被认为是赝品。”[8]该评论准确地说明了许多考古学家和相关学者对陶（泥）印的看法，也解释了一些博物馆和私人藏馆不愿意收藏陶（泥）印的原因。他们一般认为那些陶（泥）印可能是赝品，或者制作粗糙拙劣显得不够重要。但是，考古发掘发现的陶（泥）印数量并不少，使用地域范围也比较广泛，从南部苏萨（Susa）、乌尔、基什（Kish）到中部海法吉（Khafajeh）以及北部布拉克（Tell Brak）遗址都有发现。此外，在叙利亚阿拉拉赫（Alalakh）、伊朗沙赫尔索科塔（Shahr-i Sokhta）也有发现，几乎遍布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其时间跨度也比较大，从早王朝时期到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甚至阿黑门尼德时期都有使用陶（泥）印的现象。古巴比伦时期陶（泥）印的使用相对多些，其他时期只是偶尔使用，这种印章通常做工比较拙劣，在图案类型上有共同特征[9]。这种廉价陶（泥）印的制作可能具有临时性，主要供原来没有印章的人在诉讼或商业事务中临时使用。文献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陶（泥）印通常需要制印者与书写公文的书吏担任证人[10]。

进入伽喜特时期（约前1590—约前1115）之后，西亚地区的印章开始大规模使用透明度较好的石材，常见玛瑙、碧玉、玉髓、釉陶和玻璃等易刻材料也用于滚印的制作，玻璃主要用来仿制天青石或绿宝石。在伽喜特时期，特别到公元前14世纪，天青石在整个近东地区变得非常珍贵，以至破旧的天青石碎料都会被精心收藏[11]。

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约前934—约前539），印章制作基本延续了前一时期材料选择的传统，但玉髓、肉红玉髓比此前更受欢迎。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使用来自乌拉尔山脉（Urals）的绿色石榴石制作的印章[12]。公元前9世纪，亚述地区很多印章使用的是质地较软的黑色蛇纹石，但有时也使用玉髓、肉红玉髓；巴比伦尼亚则极少使用蛇纹石，使用更多的是玉髓、肉红玉髓等石英变体。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始，巴比伦尼亚与亚述地区对印章材料的选取日趋统一，而此前两地区差别比较明显，巴比伦尼亚采用石英各种变体的比例比亚述地区高两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巴比伦尼亚比较容易获得石英如肉红玉髓或其他种类石英变体，这些原料可以从伊朗西南地区运进，这一地区相对较近，并且这时由其政治同盟埃兰控制。此外，可能还有对颜色偏爱、技术发展等因素。这一时期滚印也经常使用彩釉质料，大英博物馆藏两河流域地区滚印中约10%用彩釉制作。这个使用比例此前可能更高，因为彩釉易风化，风化后印章会显得很破旧，不再引人注意。在19世纪期间，私人和博物馆通常都不收集这种彩釉印章。新近考古发掘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马洛温（M.E.Mallowan）发掘了尼姆鲁德（Nimrud）一间奉献物贮藏室和一座希腊化时期的墓葬，获印章27枚，其中51%以彩釉为质料。结合考古发现和彩釉质料自身特点，有学者推测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使用的滚印可能有50%是彩釉制成的[13]。

公元前8世纪晚期始普遍使用的平印多以玉髓、水晶和玛瑙为材料[14]。阿黑门尼德时期（约前550—约前332）制作印章主要使用玛瑙和蓝玉髓，天青石印章已经变得极为罕见。

实际上，古代西亚地区印章的材质种类繁多，以上仅是对不同时期印章主要材料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考察，其他非主要质料如玄武岩、砂岩、钛铁矿、纯橄榄岩等未能纳入。总体而言，西亚文明不同时期的印章在质料选取方面具有阶段多样性，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主要与政权更迭和军事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矿藏的储藏量和开发速度、主流人群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宝玉石加工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J.M.Asher-Greve and W. B.Stern， “A New Analytical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ylinder Seals”， Iraq 45 （1983）， 157-162.

[2]L.Gorelick and A.J.Gwinnett，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Cylinder Seal as Social Emblem and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49/1 （1990），45.

[3]D.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87，14.

[4]H.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London， 19394.

[5]D.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87，152-153.

[6]D.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V， New-Assyrian and New-Babylonian Periods， London， 2001，26.

[7]D.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II， Akkadian， Post Akkadian， Ur III Periods， London， 1982，130.

[8]J.Reade， “A Hoard of Siviler Currency from Achaemenid Babylon”， Iran 24 （1986），79.

[9]L. al-Gailani Werr， “Cylinder Seals Made of Clay”， Iraq 50 （1988），2-5.

[10]D.T.Potts，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97，250.

[11]D.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87，135.

[12]D.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87，102.

[13]D.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V， New-Assyrian and New-Babylonian Periods， London， 2001，30.

[14]J.Turner， The Dictionary of Art， London， 1996，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