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华
紫砂，是一种以水云母、高岭土、石英、云母屑、铁质等矿物成分构成的紫砂土，经手工拍打成型，在窑炉经商温烧制成型的一种无釉细陶。因含铁、硅量较高，烧制后多呈紫红色，故得此名。它始于唐宋，风靡于明清，迄今未艾，成为一种集茶文化、陶文化、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中华艺术瑰宝。
与一般的陶瓷工艺不同，紫砂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手工制作方法。其整个工艺流程大体为：炼泥(捶打生泥块，使之压缩粘韧而成为泥料)；打泥片(将泥料捶敲成厚薄均匀的泥片)；制坯(根据需要裁剪泥片，再滚卷之、镶接之而成形)；装饰(堆塑、雕刻、泥绘、加彩挂釉等)；烧炼(将干坯用匣钵套装，送入1090-1180℃的窑火里烧制)。其中，尤以制坯和装饰最为主要。
紫砂以其自身的造型变化和泥料色泽作为装饰手段，而这些装饰皆在成型过程中作为成型的一个环节，与成型同时完成。数百年来，紫砂装饰技法多样，或雕塑，或刻绘，或施釉，自成体系。
传统书画雕刻，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形式，不仅提升了紫砂的文化品位，还使其具有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而为人喜爱。其最初用竹刀、金属刀在半干的坯体上刻上款识，后演变为雕刻书画作为装饰。有目共睹的是，紫砂的发展因文人直接参与设计制作，风格遂为之一变，造型趋转典雅古朴，几何形体造型由于线条简洁而跃为主流，书法、绘画、篆刻成为主要装饰手内容，书卷气、金石味更趋浓郁，充满着传统文人审美情趣。所以，紫砂与书画的结合使其达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
就本质而言，传统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有着明显区别。文人艺术追求高雅、超逸的格调，民间艺术表现质朴、淳厚的趣味。从艺术题材、内容、形式来看，这种雅与俗之别显而易见。然而，明末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活的活跃，雅俗文艺逐渐相互影响。绘画的商品化倾向打破传统文人书画与民间艺术之间的界限，这些都使文人画家主动地向民间艺术借鉴与学习成为可能。同时，势力强大的文人画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艺坛，又迫使民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向文人画靠拢，使二者间的融合与渗透成为必然趋势。
书画雕刻是紫砂工艺过程中最后一道工序，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刻法：(1)干坯刻款，即紫砂壶泥坯基本干燥后，先用毛笔书绘字画墨稿，后用刀按照笔画进行雕刻出来；(2)写泥刻款，即紫砂壶的泥坯还含有百分之二十的水分时，就以圆钝的铁笔或竹刀进行刻写；(3)湿泥刻款，即紫砂壶泥坯近于干硬状态时，用利刀进行雕刻；(4)描边剔泥刻款，即先用细刀描出轮廓边，再用挑或点的手法去掉其中的部分。操作时要求刻刀运转适当，腕力均匀，刀法可归纳为“划、竖、撇、剔、捺”五个字。“划”刻刀先下后上；“竖”刻刀先左后右；“撇”先用顺刀，后用逆刀；“剔”先用逆刀，后用顺刀；“捺”刻刀先上后下。其技法一般有印刻(双入正刀法)和空刻(单入侧刀法)两种，另有涩刀、迟刀、留刀、轻刀、切刀、舞刀等各种金石用刀方法。印刻是先将诗文书画的底稿誊印到壶坯表面，再运刀依样雕刻，通常由一般刻工进行雕刻。空刻则需由擅长书画并有多年雕刻经验的艺人进行，或者由熟悉紫砂陶刻的书画家亲手雕刻，在确定大体轮廓后，以刀代笔直接空刻。
需要强调的是，紫砂书画雕刻题材的取舍与笔法基本类似于中国画，只是布局略有不同，需按紫砂各种造型分别施艺，画面要求清晰分明。同时，强调腕指用力，运刀劲捷均匀，以呈现书法意趣，绘画构图笔意全靠刀路体现，切忌用刀轻滑，切忌不依笔序而奏刀紊乱而现粗滞之败笔，刀法可轻可重，或虚或实，可粗可细，或刮或划，必须注意行刀的浮沉利钝、深浅宽窄、刀势的气脉连贯，以显示出书画的笔墨韵致。
文献记载，最早的紫砂刻字是元末隐士孙道明在紫砂罐上镌刻“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但未见实物。明清以来，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墨客喜爱，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时的把玩之物。而且，许多文人书画家开始主动参与到紫砂的设计和制作中。
资料显示，紫砂书画雕刻最迟始于明末，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仅为作者名号而已。稍后，出现了壶身题刻诗句之作，譬如南京博物院藏陈鸣远瓜形壶(图1)铭刻行书“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点明制壶的巧思佳想，书法雅健，有晋唐遗风；四川省绵阳博物馆藏时大彬仿古莲子壶(图2)铭刻楷书“茶附，石鼎屯文火，云签品惠泉。大彬仿古”，书体端庄。至清代康熙以后，紫砂书画雕刻逐渐流行，由于花卉、人物题材、构图较为简洁，且具有一定的装饰意味，与紫砂器简朴风格容易结合，常装饰于紫砂器上。
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载体者，当推“西泠八家”之一浙江钱塘人陈鸿寿(1768-1822年)。他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用时大彬法，自制砂壶百枚，各题铭款，人称之曰‘曼壶。于是竞相效法，几遍海内”。他与名匠杨彭年、邵二泉等名家合作，创制砂壶新样，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还常题铭刻文、作画和篆刻，开创了融诗、文、书、画、印于壶艺的紫砂艺术新潮。所谓“曼生十八式”，可谓道艺结合的经典，成了紫砂装饰史上的一座丰碑。杨彭年(约1722-1854年)是陈鸿寿的合作者，十分善于配泥，所制茗壶随意中独见匠心，具天然之趣。他刻绘书画时往往趁泥半干时，用竹刀刻就，遒劲有力，方寸之间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如遇到双款，还请陈曼生的幕友中精于奏刀者另行镌刻。南京博物院藏杨彭年制陈鸿寿铭仿古井栏壶(图3)，刻长篇楷书铭文，说明壶形乃仿唐代零陵寺石井栏为式：“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栏。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霑胜福者，超于弥勒前。曼生抚零陵寺唐井文字寄讴清玩”。另一侧刻井栏文字：“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该壶取材古文字，造型古朴端庄。
南京博物院藏用霖款夜阑觅句图斛形壶(图4)也系陈鸿寿设计，然后请紫砂艺人制作，充溢着浓郁文人气息。壶身一面刻画，一面镌书。画为一士人双手相拢，伏案寻思；案上陈设水盂、油灯、砚台和梅瓶等，笔墨纸均铺开；案前一童子坐在炉边煮茶，一只仙鹤单腿旁立，表现文人雅逸之情怀。画面左上方题行书“夜阑觅句”，另一侧刻行书题识，借茶史而发感慨，署“介三”。盖内钤“用霖”篆书阳文小方印，底钤篆书阳文“阿曼陀室”方印。
自与陈鸿寿的合作成功之后，杨彭年也受到了其他许多文人的邀请。譬如，天津博物馆藏杨彭年制寒玉壶，即与钱杜(1764-1844年)联袂而作，不可多得。寒玉壶腹刻一株梅花，花纹线条流畅，布局疏密有致，主次得宜，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右下阴文“叔美为昙如作”，另一面刻篆书“寒玉壶”，并刻行书“一枝两枝翠蛟影，千点万点春烟痕。忽忆西溪深雪裹，橹声伊轧到柴门。壶公戏题，丙子(1816年)二月。”又如，南京博物院所藏杨彭年制蕉雪子摹刻金冬心书罗聘画刻诗文人物圆筒形紫砂壶(图5)，壶身刻楷书偈语曰：“放下屠刀否，心莲顷刻开，三千今世界，开眼见如来”。署“冬心金寿门”；又刻罗聘绘坐佛像，形态朴拙生动，线条迅疾挺劲，于极平易中见高雅韵致，落款“两峰居士罗聘画”；盖面刻行书“蕉雪子摹，己卯(1819年)冬月作”。
与此同时，上海人瞿应绍、浙江山阴人朱坚等人于砂壶上刻铭作画，首创书画同列之风。壶身一面镌刻壶铭，另一面刻画绘画，将造型、诗文、绘画、书法、金石汇于一体，形成紫砂壶装饰的独特风格，使紫砂壶蕴涵儒雅的文人韵味。
瞿应绍，字子冶，工诗词书画，擅金石，精鉴赏，嗜壶艺，与杨彭年合作，常自制铭刻于壶上，题壶多行书，问作楷书，刻画多为竹子。并请邓符生至宜兴，监造砂壶，精美者子冶自制铭，或绘刻梅、竹于壶上，世称“瞿壶”。漱石生《退醒庐笔记》卷上云：“邑绅瞿子冶广文，应绍书画，宗南田草衣。道、咸间尤以画竹知名于时。……更喜以宜兴所制之紫砂茶壶，绘竹其上而镌之，奏刀别有手法，为他人所不能望其项背，故当时一壶之值，已需银三、四两。逮瞿物故之后，厥值更昂。今偶有此种‘瞿壶，骨董肆皆居为奇货，非十金、数十金不可，而真者尤未必能得。”南京博物院藏瞿应绍刻竹图石瓢壶(图6)，刻竹一丛，枝叶疏密相间，摇曳生动，刀法犀利，风格高逸；题“茶香一屋，左右修竹”，署“子冶”；盖镌“补笙茶具”。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杨彭年制瞿应绍刻竹图紫砂壶风格与之相近，器腹另一侧刻阴文：“冬心先生，余藏其画竹砚，砚背有竹一枝，即取其意。板桥有此一纵一横，颇有逸情。子冶藏板画、盖仿梅花盒青”。一般而言，瞿应绍所刻绘画和茗壶整体和谐统一，浑然天成，繁而不闷，疏而不漏，具有艺术的整体构想和装饰意识。
朱坚，字石楳，擅长绘画，通鉴赏，创制壶身包锡、嘴錾镶玉的紫砂壶形式。陈文述(1771-1843年)《画林新咏》记载：“山阴朱石梅仿古，以精锡制茗壶刻字其上……易字而画，花卉人物皆可奏刀。”南京博物院藏申锡制朱坚铭梅花秦权壶(图7)，壶身一侧刻折枝梅一枝，疏朗雅逸；一侧镌刻行书“玉花一本，瑶草两茎，玩之望世，餐之长生”；款曰“石楳”，单刀铁笔，线条流畅。
至此，书画雕刻逐步成熟，不断发展。综合来看，书画家、金石家的参与是紫砂书画装饰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除上述的陈鸿寿、瞿应绍、朱坚外，还有梅调鼎(1839-1906年)、任颐(1840-1896年)等人，或善书法，或工绘画，或擅篆刻，或精鉴赏，他们与紫砂名匠的合作谱写了紫砂装饰史上的辉煌篇章。
梅调鼎能诗善书，精通经学，在浙江宁波慈城创玉成窑烧制紫砂。合作者有任颐、吴昌硕等一些书画大家，同时有制壶名家何心舟、王东石和铭刻高手陈山农等参与其中。文人雅士为紫砂器题词作画，所刻词句切器、切题、切茶，美不胜收。所作紫砂精妙简巧，成为陈鸿寿后又一文人紫砂杰作代表。台北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藏王东石制胡公寿题石瓢壶(图8)，壶身铭刻阴文行楷“东石仿鸣远制”、“石瓢，公寿题”，下侧刻奇石，以呼应“石瓢”之意。
郑逸梅在《小阳秋》中说任颐“寓沪城三牌楼附近，鬻画为活。邻有张紫云者，善以紫砂搏为鸦片烟斗，时称紫云斗，价值绝高。伯年见之，忽有触发，罗制佳至紫砂，作为茗壶酒瓯，以及种种器皿，镌书若画款于其。……日日从事于此，画事为废，致断粮元以为炊。”任伯年曾赠给吴昌硕一只紫砂茗壶，由龙泉周氏制，壶身刻有任伯年手绘的一对灵龟，双勾阴文，姿态异常生动，题款日：“己卯(1879年)春仲伯年任颐”。南京博物院藏任颐刻花卉提梁壶(图9)，壶体一面刻折枝花卉，另一面亦刻花卉一丛，构图简洁，意态雅逸，右上部刻行书“稚村仁兄清玩，伯年并划”。任颐奏刀镌刻极有功力，表现于紫砂器上，其刀法遒劲健爽，气势畅达淳厚。
综合而言，明清紫砂书画雕刻装饰题材广泛，形式丰富，举凡山水、人物、花鸟、博古图案，或图文并茂，或情趣盎然，充分体现出紫砂浓郁的文化气息。紫砂名匠们与文人书画家合作，以刀代笔，将中国的书法、绘画、金石、篆刻诸艺术融于一体，神韵怡然，彰显了笔墨艺术与工艺技巧高度结合的高雅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