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战乱不断的特殊时期，动荡、分裂的乱世，使得大批中原人士南迁，为南北文化的融合、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宗教的发展等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思想文化的活跃，引发了这一时期艺术文化特点的转变。孙吴时期制瓷工艺特别是魂瓶的装饰内容、题材、造型等方面深受这一时代变迁的影响。
魂瓶是一种特殊的随葬品，考古界又称其为堆塑罐或称谷仓罐，是主要流行于三国东吴晚期至西晋时期的随葬明器，流行区域也局限在江、浙、皖、赣的南方地区。这种存在时间短、地域性强的器物，是了解当时丧葬习俗、佛教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较好物质载体。汉代出现的陶制谷仓五联罐是魂瓶的早期形态，发展到三国、西晋时，其形态为瓶（罐）的主体，上堆塑人物、鸟兽、楼阁建筑物等。而堆塑的人物又多为胡人、神仙佛像，这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一、不同学者对魂瓶上胡人像所做的研究的结论
最早对长江流域汉晋时期的胡人俑进行研究分析的是李刚，他对胡人俑的分布地域、形态特征、胡人与佛教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三国两晋时期，胡俑主要在江、浙地区出土，……这一时期的胡人俑主要见于青瓷谷仓上，就其形态而言，有跽坐的，有杂耍的，有吹箫奏琴的……东南地区出土的汉晋胡人俑多戴尖顶帽，束发或头上缠巾者数量不多，与中原出土匈奴胡俑以束发为主的情形有明显区别……佛教的流行与西域胡人的大量涌入密切相关，……与汉人杂居的大量西域胡人成为传教的社会基础，佛教在这种基础上得以迅速传播、广泛流行。” 贺云翱在其《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中认为：“这些形式上为劳作、伎乐之人和佛性是有关的。在佛教艺术中，他们往往是以‘朝圣者的身份出现。魏晋时期流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魂瓶上堆塑的僧人和伎乐胡俑正是当时佛教寺院内僧众活动的写照。” 杨泓先生提出在对待胡人像和佛教艺术造像关系上应具体分析，不能认为胡人的出现必然与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 笔者比较认同魂瓶上的胡人像与佛教传播是有关联的观点，因佛教在传入时就带有浓郁的异域文化特色，只是初传吴地阶段，佛教被人们视为追求长生不老的另一种方术。
二、基本资料
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省）发现了大量青瓷质地的魂瓶，也有少量的是为陶质。现略举典型实例如下。
1986年安徽宣城向阳乡河北窑厂出土青釉人物鸟兽魂瓶，年代为西晋。顶部为圆唇、盘口，四侧各有一小罐组成五联罐形式。凸棱上方前后分别有两层和三层楼阁，每层以两兽柱支撑，各层开一方形仓口。楼阁两侧各置一亭阙，左右两侧排列数尊合掌、抚琴、吹箫、席坐人物像，其余部分栖息数十只展翅欲飞的鸽子。凸棱以下弧腹，模印兽首衔环和鸡、羊、虎、螃蟹等纹饰。其上人物深目高鼻，头上皆戴尖顶帽，形状各异 （见图1-1、图1-2）。
1987年安徽省马鞍山当涂县太白乡西晋墓出土青瓷魂瓶，瓶上堆塑两层楼台：一层堆塑双阙、门楼和十名跽坐拱手胡人俑；二层为正方形建筑，顶部作庑殿式，四周有角楼。腹部交错附贴麒麟、羽人骑马、游鱼等图案。其上十个胡人俑皆头戴尖顶帽，围绕魂瓶四周分布。他们深目高鼻，颧骨突出，呈跽坐状，且双手相握置于胸前，表情严肃、庄重 （见图2）。
1998年安徽省马鞍山当涂县太白乡西晋墓出土青瓷魂瓶，瓶上堆塑三层楼阁：一层为双阙、胡僧、门楼；二、三层为五联罐演变而来，四周众鸟簇拥。瓶体溜肩、鼓腹，腹部堆贴有螃蟹、鱼、龙、青蛙、羽人骑马、坐佛，且佛像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 （见图3）。
1998年宣州外贸巷邮电局宿舍工地出土青釉人物鸟兽堆塑魂瓶，年代为西晋。瓶上部堆塑人物、飞鸟、楼阁、走兽等，可分为两层：上层中间为一大罐，圆唇、盘口，四角各设一小罐，罐的四周均有一两只昂首展翅类似鸽子的飞鸟；下层正面为两层歇山式楼阁，一面是楼阁，其余三面堆塑有十个胡人伎乐俑，他们形态各异，有拱手跪坐状，昂首歌唱状，弹琵琶、抚琴、击鼓状，吹排箫状，杂耍、倒立状，且头上皆戴尖顶帽，形象生动活泼。肩部有一折沿，其上堆塑狮、熊、鸟等动物形象，腹部上粘贴模印的龟、鱼、长蛇、盘蛇、鳖等纹饰。整体形象生动，表达出当时人们祈求田园富庶、六畜兴旺的美好意愿 （见图4-1、图4-2）。
1986年1月安徽省广德县双河乡长安村西晋砖室墓出土魂瓶。器上部堆塑二层：上层中央为一方形四角攒尖顶建筑，四面出半坡庑殿顶抱厦式廊，檐下各有一对坐熊，四隅置四小罐；下层原塑十二尊佛像，现仅存三尊，均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坐双狮莲花座 （见图5）。
1979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殷巷五库东吴墓出土魂瓶。由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判断，当为五凤至天册年间遗存。盘口，上部堆塑。器口周边围绕飞鸟，上方起庑殿项方亭。其下正面塑重檐门楼，檐上栖息禽鸟。上方四小罐，罐上各饰飞鸟。楼两侧设双阙。后部堆塑七尊佛像，皆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作定印，坐双狮莲花座 （见图6）。
1980年江苏省吴县枫桥何山出土魂瓶。器物上部有三层堆塑。上层顶部为二重檐楼阁，四面辟门，四隅各一亭屋，屋顶似龟形。亭屋间塑袒胸凸腹人物。中层瓶颈前后各一庑殿顶门廊，坐熊式檐柱，两侧皆置双阙。左右侧面各有一龟趺碑，碑额阴刻“再福”，碑身铭文三行：“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碑两侧塑佛像人物共五尊。下层堆塑贴附在瓶肩部，为佛像、人物共十二尊。其下腹部贴塑佛像、鱼、朱雀、神兽等。所有佛像皆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坐双狮莲花座 （见图7）。
1984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索墅砖瓦厂西晋墓出土魂瓶。墓中伴出太康元年纪年砖。器上部堆塑，分三层。上层以一方形四角攒尖顶建筑为顶盖，四面有边墙，边墙四角塑佛像，现仅存一尊。中层围绕瓶体塑四小罐，由蹲熊背负。小罐之间堆塑飞鸟和跽坐胡俑，俑头戴“山”形冠，额前有“白毫”。下层正面置双阙，阙间二胡人，阙后排列九尊佛像。佛像均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 （见图8）。
现藏于江苏省金坛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魂瓶。已残，仅存上部。堆塑分两层：上层中央以屋顶作盖，围绕四小罐，两罐之间塑二飞鸟，正面为庑殿顶门屋；下层前后两面开门，设门屋，左右两面分别堆塑佛像四尊和三尊。佛像均有肉髻、项光，着通肩大衣，作定印，坐双狮莲花座 （见图9）。
江苏省南京市甘家巷六朝墓出土陶质魂瓶，制作较为粗糙。罐顶作方形庑殿顶屋，四面辟门，门内各塑一尊坐佛。罐上部正面一门，门内坐一尊坐佛，两旁立双阙，四隅各置一小罐，罐间塑佛像十一尊。盘口沿部，周边塑佛坐像十七尊。罐腹部堆塑鱼、铺首衔环和佛像 （见图10）。
1975年浙江省上虞市菘厦伟民出土魂瓶，属于演变过程中的塔式罐。罐肩部有一圈凸沿，将器物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中间一罐粗壮硕大，大罐肩处悬置四小罐，其间飞鸟簇拥，人物、动物、建筑物环布。正面堆塑为一座三重檐庑殿顶楼阁，上有飞鸟，门楼内一猴蹲在地上呈进食状。另三面环列胡俑六人，各自带不同的帽子，有尖顶的、圆顶的等，有的作捧箫吹奏状，有的双手平放于胸前，有的大蟒缠身做戏等。下部罐肩部贴塑凰鸟 （见图11-1、图11-2）。
1988年浙江嵊县出土两件魂瓶。一件的上部堆塑百鸟簇拥，争相飞向仓口，显示了粮仓充盈、百鸟争食的情景；下部正面开有一门，门口两旁各站一人，左边一人双手握一棒形物，口微张，身前有一只鸭子向门口游来，右边一人分置双手于胸前，门前正中有一龟在爬行，两人外侧各有一座独柱小亭，其他三面每面立有三人，人前各有动物，左面中间一人，两手上下分开，身前盘踞一蛇，旁边一人双手持乐器置于嘴边，作吹奏状，前有一家禽面向吹奏者，状似聆听乐声。另一人倒立，双手抱于胸前，右面直立三人，其中一人双脚分开，且三人皆双手抱于胸前，口微张，似在歌唱。人前蹲坐三只熊，各伸一前足至嘴。后面直立三人与右边相同，人前有三只狗。共堆塑十一个人像，均戴帽，高鼻，深目，似是胡人，该墓年代为吴太平二年。第二件魂瓶也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五联罐状，上部堆塑飞鸟，下部门前有一只行走的狗。左面中间一人呈倒立状，一侧有一熊，坐状；另一侧站立一人，双手握一管乐器，旁边有一作爬行状的龟。右面中间一人，双手合于胸前状如拍手。两侧有一人手持琵琶作弹奏状，一人双手分开，垂宽袖，张口似在歌唱。后面二人，一人双手抱于胸前，一人捧一钵置于胸前，钵内有四粒圆珠。所堆塑的七人均高鼻，深目，下巴点扎出胡须，着宽袖衣服，为胡人。
1977年浙江省慈溪市杜湖水库太康元年墓出土魂瓶。上部堆塑楼阁，分三层。上层为方形院落，中央一座重檐庑殿顶高阁，四面围筑庑廊，廊中间建门亭，四角置望楼。中层前后开门，前门塑麒蹲兽，后门贴铺首衔环，左右两面贴麒麟、凤凰，四隅置四小罐及飞鸟、蹲兽、骑兽人。下层前后塑成重檐庑殿顶门楼，外壁贴塑五个骑兽人，楼顶塑凤凰、麒麟、蹲兽。左右两面廊下塑乐师、歌舞人、卧羊和骑兽人。下部罐肩、腹饰网格纹带，贴塑佛像、武士、游鱼、麒麟、双凤、立羊、骑兽人 （见图12）。
现藏于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的西晋青瓷佛饰魂瓶。器上部顶盖作三重檐攒尖顶楼阁，并附以回廊。颈部堆塑二层，上层为四小罐和四飞鸟，下层前后对称设庑殿顶门廊，坐熊式檐柱。两侧面各置五尊佛像（均残存四尊）。佛像有项光，着通肩大衣，坐双狮莲花座 （见图13）。
三、魂瓶上胡人俑的类型
从所收集的材料来看，“胡人俑”形象大多出现于作为随葬品的魂瓶上，年代均东汉以后，说明以胡人作为装饰形象的随葬品是从东汉以后开始在长江流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这应是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长江下游六朝时期的胡人俑主要见于青瓷魂瓶上，其形态多种多样，有跽坐的，有杂耍的，有吹箫奏琴的等。胡人俑普遍为深目高鼻、络腮胡子、身着交领衫的形象。而其中胡人像的帽子特征明显，依据帽饰的不同，将其分为四类。
第一类，戴尖顶帽的胡人俑，在魂瓶上数量居多。此类尖顶帽呈圆锥状，帽尖高耸。胡俑脸庞狭长，深目高鼻，可视为标准的胡人形象。例如1986年安徽宣城向阳乡河北窑厂西晋墓出土青釉人物鸟兽魂瓶上所见胡人形态。饰有这种胡人形象的魂瓶数量较多，其具体动作形态也各异，有的做捧箫吹奏状，有的大蟒缠身做戏状（如1975年浙江省上虞市菘厦伟民出土魂瓶 ），有的耍杂技倒立“柱”前（如1979年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四村大坟山出土魂瓶 ），有的跽坐捧物，神情严肃（如1984年浙江上虞市江山南穴东吴天纪元年墓出土的魂瓶 ）。
另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尖顶帽胡人形象在六朝时期除了在长江下游南方地区的魂瓶上出现以外，其余就常见于长江中游，特别是鄂城、长沙一带的孙吴西晋墓葬中，且以单体形式出现。主要墓葬有鄂城塘角头M4、鄂城M2006、湘阴城关镇墓、长沙晋墓M22等（见图14）。
第二类，高帽平顶胡人俑。帽正面基本呈方形，或帽顶略凹，帽上饰有平行竖线纹。例如1951年江苏省南京市赵土岗出土的魂瓶上便有这种形象的胡人。魂瓶上部饰有高帽平顶胡人俑形象也较多，与戴尖顶帽的胡人俑一样，其所表现的人物身份多为祈祷、乐舞、杂耍等社会底阶层人士。
第三类，宽边沿帽的胡人俑。帽沿上饰菱形纹饰。胡人形象多为大眼、宽鼻、多须。笔者统计材料显示，这种胡人形象在长江下游地区仅见两例：一是1975年浙江省上虞市出土魂瓶（见图15），二是见于浙江省绍兴县出土魂瓶。二者的胡人形象也多为伎乐人物。
再就是1958年湖南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出土过类似的单体胡人俑，其前额凸起，上饰白毫相，双眼圆睁，做愤怒状，双手紧握环首刀，其人物形象应该是武士或侍卫一类 （见图16）。
第四类，以部分佛像为代表的胡人形象。六朝魂瓶上佛像主要特点为顶饰螺髻，深目大眼，着通肩大衣，结禅定印，坐双狮、莲花座，后有背光，程序化非常明显。具有较为显着的流行于中印度地区秣菟罗式佛教造像的特点 ，所以也应该把它划为“胡人”一类的形象。例如1980年江苏省吴县枫桥何山出土魂瓶上出现的佛像。
魂瓶上佛像所在的位置的不同，为研究佛教早期传播情况提供了资料。魂瓶上的佛像有贴塑在魂瓶腹部，与鸟兽、鱼蛇等动物混杂相间排列的；也有贴塑于盘口处及器体上部建筑中的主要位置的，这可能与佛教的深化程度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高肉髻，着通肩大衣，结禅定印，有项光，且有的项光可见光芒装饰，即类似所谓“佛光”。个别佛像额头上有白毫，坐于莲花座上，看不见双腿，手臂以下即是莲花座，两侧有狮子形象，这种佛像多贴塑于罐腹部。二，肉髻不是特别明显，双手合十于胸前，为坐姿，可见腿部。整个魂瓶上所饰人物俑皆为此造型的佛像。这种造型的魂瓶比较少见，仅南京甘家巷六朝墓出土一件。三，头戴尖顶帽，坐姿，双手捧于胸前，可能是神化了的胡人俑形象。
这些佛像的形态大都类似，造型较单一。带双狮的坐佛基本不见腿部，多坐于莲花座上，结禅定印。这与中国本土的神仙们端坐的姿势很像，且都出现在魂瓶上，没有堆塑建筑楼阁的魂瓶（类似“五联罐”）上则不见佛像。这可能是随着魂瓶“谷仓”功能的弱化和人们灵魂观念及神仙思想内容的加强，且随着佛教的发展开始进入当时人们的信仰体系，当地人则按照自己的理解，使外来的“神仙”转化、变形而成为本土化的最尊贵的“佛”了。
四、魂瓶上“胡人”的特点、种属及出现的原因
1.我们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地区的胡人俑多作为魂瓶上的附属装饰而存在，与长江中游将其作为单体随葬俑的形式不同。同时，这些胡人像所代表的胡人群体多为社会低阶层人士，其身份多为伎乐、杂技、侍从等，其常见的场合多为丧葬、祭祀、杂技乐舞表演等。
2.四种不同类型的胡人形象当是不同胡人种属的具体表现。第一类胡人俑着尖顶帽是其主要特点，邢义田先生认为，“一般相信游牧民族的血统十分复杂，华北匈奴的人种成分和华夏诸邦较为接近，同属面孔较扁平的黄色蒙古种，而月氏则较可能属于深目高鼻多须，白色的高加索或塞种”。他们应是来自西域的大秦、安息、月氏的胡人。从文献资料来看，《汉书》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博物志》云：“西方少阴，曰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从考古实物资料来看，从希腊、意大利、黑海北岸、中亚一直到中国的新疆都可以找到相关的物证。在新疆孔雀河下游罗布泊地区和哈密地区的墓葬中就出土不少类似的顶毡帽。而1995年在新疆尼雅一号墓地M8中出土的一顶完整的丝绵尖顶帽与上虞发现的釉陶胡俑的帽子如出一辙，帽后面有两条细带垂下 。另外，魂瓶上的胡人多塑造为舞乐杂技形象也与西晋永嘉年间，“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首观”的《搜神记》记载相符合，更加证明了这种胡人应来自于西域。
第二、三类胡人，除深目高鼻外，其余特点并不明显，因此并不能确定其种属。但是结合魂瓶上其常与第一类胡人俑出现在相同的场合，如舞乐杂技场所等，即他们在从事相同的职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种属或来源与第一类相同或相近。第四类，主要是指佛像，其所代表的“胡人”来自西域身毒国或流行佛教的南亚国家。南方地区虽佛教流行较早，但处于以禳灾祈福为主要宗旨的阶段，类似于民间信仰。由此可知孙吴西晋时期，南方地区汉人之中就缺乏完整宗教意义上信仰佛教的社会群体，因此佛教的流行必与“率奉佛教，好生恶煞”的胡人有莫大关系。其魂瓶上茉菟罗式佛教造像原型也应为西域身毒国等的胡人。这也与“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的史书记载相符。
3.长江下游地区魂瓶上的胡人形象众多，大量胡人来到江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战乱，原来杂居在北方的胡人跟随战事流入南方。中原地区与胡人交往历史很早， 1976年战国临淄桓公台工地第五十二探方出土骑马人物纹圆瓦当上骑马者就头着尖顶帽 。两汉时期大量的胡人形象也出现在画像石上，如山东孝堂山石祠中的胡汉交战图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墓画像石 等等。随着汉末之后“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 ”，胡人出现于江南就不足为奇了。二是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成为胡人南迁的内在动力。在当时豪族聚集，经济繁荣的江浙地区出土的胡人形象的魂瓶就较多。这些胡人除了依附于豪强地主作田客外，或主要就是艺人、商人和“传教士”。会稽是孙吴的经济重镇，手工业、商业发达，也时有外国人来此进行贸易。三是由于汉代丝绸之路畅通和三国孙吴继汉代后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邻国人士与江南地区交往更加便利，许多学者还认为这种戴尖顶帽的胡人来自西域的大秦、安息、身毒（今印度）等，由于一部分来自佛教发源和盛行的国家，因此他们也是佛教的“载体”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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