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肖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曾两次赴重庆。1940年3月底，宋庆龄首次来重庆考察；1942年12月，宋庆龄从香港飞到重庆，长住至1945年12月才离开。1938年12月，冯玉祥夫妇来到重庆，直到1946年5月离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政治环境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但宋庆龄与冯玉祥相互扶持、声援，利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为呼吁坚持团结和抗战到底，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竭力突破国民党当局予以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为维护抗战团结大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孙夫人真是女中之尧舜”

宋庆龄与冯玉祥两人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已经相互有所了解。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偕夫人宋庆龄扶病北上，1925年2月到达北京，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前去拜望孙中山夫妇。3月2日，冯玉祥从徐谦处得知孙中山病势将不可救，特派夫人李德全携其亲笔函，至北京行辕慰问孙中山和宋庆龄。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冯玉祥得到消息后，十分悲痛。信奉三民主义，拥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向往政治民主等方面的志趣相投，使宋庆龄与冯玉祥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呼吁，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1940年3月底，宋庆龄首次来重庆考察。冯玉祥得到消息后，4月3日就到怡园（宋庆龄第一次在重庆暂住大姐宋蔼龄的家中）拜访宋庆龄。因宋庆龄外出参加活动，两人未曾遇到。4月10日，孙科宴请，冯玉祥与李德全应邀出席宴会，被邀的还有宋氏三姐妹。故友重逢，宋庆龄与冯玉祥夫妇都十分高兴，他们相互问候。当天报载德军占领丹麦，大家即以此为话题。5月1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国府礼堂举行的欢迎茶会，除了蒋介石借故没有出席外，身居要职的军政大员都到会了。欢迎会由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他致欢迎词后宣布：请孙夫人为我们致词。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向讲台，说了几句话，无人不掉泪。冯玉祥在日记中记载：孙夫人真是女中之尧舜，在龙潭虎穴敢说出这种话来，真的是伟大。她说：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理写的宣言？是的，为什幺还有曲解三民主义？误解三民主义的？这样抗战能会胜利吗？[1]这几个问号说得真是无人不掉泪。她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讲话，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获得了国民党元老和爱国要员的阵阵掌声，冯玉祥起立鼓掌，激动得热泪盈眶。

2 共同支援文艺贫病作家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一切进步作家和组织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为抗战服务，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简称文协）。冯玉祥参与了筹备工作，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且是文协理事。同年4月，理事会聘请宋庆龄、于右任、何香凝、周恩来等人为名誉理事。冯玉祥到重庆之后，与文艺界老舍、郭沫若等人联系更为紧密。许多文化艺术活动或会议，冯玉祥都积极参加。文协在昆明、贵阳、香港等地成立了分会。宋庆龄与香港分会的负责人许地山交往密切。1941年8月，许地山去世，宋庆龄送去花圈，并参加香港文化界举行的许地山追悼大会，再次送去花圈，并亲临会场悼念慰问家属。

宋庆龄1941年12月再次来到重庆，与云集于重庆的文艺界交往更多。抗战后期的陪都重庆经济衰败、物价飞涨。1944年6月，重庆零售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450倍，许多作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动笔不能，有文难发，生活困窘，贫病交加。湘桂战局紧张，还有大批滞留湘桂作家急需路费疏散到重庆。文协总会“看到了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于1944年7月决定在重庆发动“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向社会发出呼吁。运动初期，仍然是“无力者出力，无钱者出钱”，收效不大。对抗战进步文艺事业一贯给予支持和关怀的宋庆龄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积极筹备为援助文艺作家主办晚会。晚会入场券共600张，每张售100元，并同时拍卖部分收藏品，收入不除开支如数交给文协分配给贫病作家。1944年9月9日，援助贫病作家晚会筹备会致函重庆市社会局，呈称：“本会为援助贫病作家，定于本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晚七时假座胜利大厦大厅举行晚会，门票首付悉数充捐，事关筹赈款，理合偹文呈请，鉴核准予备案，并乙示遵等情。据此查此项募捐事关救济，与普通公演募捐不同，且时仅两晚，拟请准予照办，是否有当理合偹文呈请。”这次活动得到了重庆市长贺耀祖的支持，募捐晚会得以允许召开。宋庆龄发起的晚会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两晚入场券600张早已售罄。拍卖及抽奖部分，收到珍品甚多，有战利品日本军刀、日本军人大衣、香槟、威士忌、玉石、衣料、洋种小猫一只及名人字画等。文协总会也赠送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雪峰等人的着作，作为晚会的奖品。两天晚会所得捐款80万元，由郭沫若、茅盾、老舍三人代表文协总会接受并致函感谢。

1942年，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多，日军的军事进攻，国民党上层权贵的贪污腐化，使大后方经济压力日益加重。冯玉祥深知国家艰难，他在重庆力图卖字献金以纾国难，但收效甚微，难以为继。1943—1945年，冯玉祥为扩大募捐的影响和金额，在四川发起了中国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奔赴各地广泛宣传、动员民众，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献金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至1944年9月，捐献黄金23000余两（按照当时黄金价格计算，实物未计算在内）[2]。冯玉祥在推动献金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心救助文艺界贫病作家。在宋庆龄主办的援助文艺作家晚会的启发下，他也想为文艺界朋友做些事情。文协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活动声势浩大，成都、昆明、重庆等地的新闻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和及时的报道，在大后方各个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宋庆龄以国母的身份发起援助文艺作家晚会，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在黄山会见冯玉祥时，主动提及文化界“八年以来，艰难困苦，流离迁徙。然均随同政府，抗战救亡，赤血忠诚，至可钦佩。惟生活如斯，不可不有以救济”[3]。冯玉祥趁机回答道，年关将至，滞留桂柳的文艺工作者生活窘迫，朝不保夕，希望能够借此之际给予救济。为了防止蒋介石以缺乏救济款项为由而拒绝，他主动提出，可以从献金款项中拨发220万元，先行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冯玉祥的建议能够向文艺界彰显政府关怀，蒋介石便同意了。冯玉祥写信给老舍、郭沫若等五位先生，首先肯定了文艺界八年以来抗战救亡的艰辛，进而提出从献金款项内提出220万元作为救济款项。将开列救济名单、共同支配救济款项等具体事情委托给老舍、郭沫若、邓初民、洪深和王冶秋五人。文协和作家们得到了广泛而强有力的支援，广大社会“对文艺工作的期待，因为对于文艺工作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的神圣使命”。

重庆政治条件险峻，冯玉祥不便出席宋庆龄主持或参与的活动，其夫人李德全代替他出席。李德全在孙中山逝世前后曾两次探望宋庆龄，已与宋庆龄相识，且她十分佩服宋庆龄不畏强权的精神。宋庆龄对这位热心中国妇女运动和儿童救济的李夫人也是十分钦佩。1944年4月，宋庆龄为筹款赈济湖南灾民，筹划古今书画物品展览会。李德全立即响应，捐出牧童书画一张，参加当场义卖。宋庆龄到场最早，并购买三幅画及物品，以示提倡。就这样，宋庆龄与冯玉祥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