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宾 姜海涛
摘 要：唐代书法遵从“法”的意识，法度无形中促进了篆书的繁荣。文章以李阳冰篆书风格为研究对象，借助图像学一般方法以探析唐代篆书发展进程及风格。通过考察墓志盖、碑额等不同书写载体将唐代篆书风格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唐代篆书中兴的原因、历史分期、风格特点进行论述，明晰李阳冰篆书风格与唐代篆书的发展关系及书写得失问题。
关键词：李阳冰;墓志盖;碑额;装饰化;悬针篆
宋朱长文《续书断》言：“自秦李斯以仓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备三方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撷华，浮攻相尚，而不曾省其根本，由篆学中废。”①从字体演进与功用的角度客观阐述了篆学中废的事实。隶书出现后，篆书逐渐成为古体。从近代墓志出土、碑刻碑额的发掘与整理情况来看，唐代篆书的发展是篆书延续的重要环节。李阳冰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通过刊定《说文解字》、修正笔法，无疑提高了唐代篆书的用字水平。然而，在“法”的意识下，面对庞大且风格迥异的唐代篆书，李阳冰篆书书写的实践与规范逐步成为唐代中兴篆籀的范式。
1 唐代官制背景下的篆书
《唐六典》卷二十一载：“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②以上文献指出了唐人习篆的主要依据。
《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载：“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③在考选制度上，以《说文》《字林》作为常设的科目内容，为篆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形态规范与官方背景。
从现存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可知唐代书学教材中的小篆为悬针篆，至唐末879年《李侹墓志》志盖依然为悬针篆样式，可知悬针篆风格始终贯穿唐代。
2 唐代篆书风格的图像类型
陈寅恪先生言：“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④8世纪是唐代历史、文化的关键时期。衣雪峰先生以8世纪这个时间段来划分唐代篆书风格的分期，以755—763年间的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将唐篆划分为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前与安史之乱后，此间唐篆不断发生着风格的演进与精神的重塑。
唐篆分为三种类型：①受北朝隋文化影响，具有体势杂糅、笔法装饰等诸特征，多以隶、楷笔态书写篆字，该类型徒存篆势（图1）;②受古籀影响，篆法奇古，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即属此类型（图2）。笔者将前者称为“楷篆体”，后者称为“悬针体”。③安史之乱后李阳冰刊改《说文解字》，修正篆法，李家字样流行开来，称为“玉着篆”（图3）。
以上三种类型代表唐代篆书整体发展的基本面貌，其发展脉络并非相互演进与制衡，而是相互独立，三者篆法形态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应用场景与审美理想。在近1500余件唐代篆书书迹中，志盖篆书图像数量所占比重最大，其杂糅与装饰意味与古代丧葬文化有关，是汉代以降特有文化观念的产物。悬针篆创制于西汉末王莽时，承法度之善、尽书艺之能，至唐时成为书学与书仪的官方书写样式。那幺在尚法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应厘清“法”的基本范畴，它应包含技与意两部分。在“技”的层面，应具有标准完备的字法与体势;在“意”的层面，应指向人的思想意识，即传统儒学人伦与行动的映射，而悬针篆作为官方字样，仅在法的技艺层面有所应用，难以成为唐代篆书的核心法象。“志在古篆殆三十年”的李阳冰继承秦篆法，以精英文人的身份与气节中兴斯学。安史之乱让李阳冰对篆字定形刊义，他是在中兴大唐的心理中完成对唐篆法的建构的，至此玉箸篆成为唐篆正宗。
3 李阳冰小篆与秦小篆的风格与规范
秦小篆是李阳冰篆书风格形成的基础。宋朱长文《续书断》云：“阳冰生于开元，始学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精探小学，得其渊源。”①《峄山碑》于开元十九年（731）以前原石已佚，李阳冰从《峄山碑》汲取多少笔法仍有疑问。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李阳冰取法秦篆，从字法、体势、线质来分析，李阳冰十分恪守秦刻石之法。这与李阳冰家学与仕途经历相联系可知。窦臮《述书赋》：“通家世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骛，宣父同群。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气感风云。”①良好家学成为李阳冰日后书写与气节的基础。李阳冰的创作大多在为官期间，如《城隍庙碑》是在缙云县令的任期内完成;《三坟记》《滑州新驿记》是在涂县令任上书写的。颜真卿与李阳冰在多件碑刻中有过合作，一般由颜真卿书碑，李阳冰篆额，如《颜氏家庙碑》。安史之乱，王道衰落，中兴大唐成为如元结、颜真卿、李阳冰等仕人的现实之殇。元结作《大唐中兴颂》继承了秦《泰山石刻》的用韵之法。李阳冰直追李斯，恢复篆法，其心理皆以备书六艺、有法可行、恢复气象为本。秦小篆作为“书同文”的历史产物，其风格从容、谨然，与秦王朝的时代精神相统一，“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布封言“风格即人”，李阳冰取法秦小篆作为书写的风格，是在风格中建立规范，在规范中完成他郁郁悲情思想的调度。由道传技，就此奠定了唐篆“书写官方化”的基础。
4 鸟虫篆与李阳冰篆书图像的分野
北朝后期书法出现了一股复古之风，此风掠过隋朝，影响至唐初，多见于墓志盖题铭，有着书体杂糅与装饰化的意味。装饰化的篆书多以“鸟虫”为塑，汉代以降，鸟虫书用于“摹印、书幡”等特殊用途，以鸟虫书书写，取其近于符号性的装饰功能，它与古代丧葬文化有关，“幡”“志”乃明物，招魂以助死者升灵。晋崔豹所着《古今注》中提到“楚魂鸟”，意为以鸟托亡者灵魂。随着墓志题铭制度在北魏的建立，鸟虫书所蕴含的“象天地”文化观念普遍用于志盖、碑额中。此制度也必使墓志题铭风气大众化，不仅官府机构，民间也有专门的从业刻手。他们没有接受正统字书的学习，混淆字法，以讹传讹，使得书体杂糅，但此现象一般发生在身份较低的墓主身上。唐代这类鸟虫装饰篆书的产生发展是古人关于天人、阴阳观认知思维与方法的外显形式。
李阳冰也参与书碑活动，通过对石刻形制、图示分析以切入其小篆风格的研究。唐碑在设计上的工艺、装饰达到巅峰，碑额上刻有蟠螭纹、蔓草纹、宝相花等雍容繁复的纹饰。780年李阳冰书《颜氏家庙碑》碑额（图4），此为唐碑形制与审美的范式。在唐代的篆书题刻中，纹饰与文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
在图像组织上平衡感尤为重要，它影响着文字体态、纹饰布局之间的关系。《书筏》所言“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均称”。②因而，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来自布白的调性，即掌均变之衡、懂疏密聚散、见开合呼应、识空白之义。李阳冰以结体对称、清秀流畅的玉箸篆作书，与繁复的纹饰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效把握了碑额这一特定空间中的虚实意态。加之，作为官方人士之间的书碑活动，碑榜庄严，刊刻谨慎，李阳冰的书写技巧中深谙着视知平衡的基本原则。如果四周纹饰与中间书法形式处理的都极为繁杂，书法与纹饰浑然一体，就弱化了书法题铭的效果，主题也不突出。这种范式也表明唐初墓志盖图像中书体的点画造型也兼具纹饰符号的作用，到后来书体与纹饰分离，两者朝着更加规范丰富的方向发展。
5 悬针篆与李阳冰篆书的得失
施安昌所着《善本碑帖论集·唐代石刻篆文》指出唐人重篆是由书法艺术和文字研究两方面因素造成的。篆书在唐代不是通行字体，因此对它的运用已侧重于美观、庄重、古雅，而不再是简便、易读。书法艺术是借助于带有绘画素质的点画线条及其结构的运动来表现的。在唐代不同篆书图像中，悬针篆最能体现处理这些形式与关系时的技术美学。上文已述，悬针篆作为唐代书学与书仪的官方样式，一直贯穿于唐代篆书发展史中。同时代着名的篆书家还有史惟则、徐浩、瞿令问、袁滋等，其中瞿令问、袁滋主要活动于安史之乱之后。瞿令问的《阳华岩铭》以古文、悬针篆、隶书三体书，亦可见李阳冰“中兴斯学”对同时代其他篆书家影响甚微。
李阳冰精通小篆，在继承秦刻石的基础上，还涉猎古文字学问题，这是优于其他书家的地方，周祖谟《问学集·李阳冰篆书考》总结李阳冰刊定许书者，分为三点：“论定笔法、别立新解、刊定形声。”①在古法背俗，易为堙微的时代，着《广〈说文解字〉》（今佚），对于《说文解字》的保存和流传起到关键作用;在历代的传写过程中，字形混同，训解歧异，无益于唐代典籍文献的正统性，因而正篆法成为“经艺之本”的释读与重构。那幺，李阳冰的篆书实践在现实需要之外，其技法语言的得失性将成为考察重点。就图像的比较而言，悬针篆“顿按锋厉、微妙玄通”，玉箸篆“微露锋锷、凝练内含”，二者具有独立的法式与审美。李阳冰曾言：“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②正因李阳冰注重偏旁精确、固定的写法，致使一个相同部首造字，易于产生拼凑的痕迹且结字关系亦不协调。如《三坟记》讲、谢等字，其左右部件的组合关系造成字内空间僵化，缺乏一定的秩序感。在统一的线质和同弊的偏旁中，所谓“凝练内含”是一种约束的命格，篆书“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中的劲、节特征在其平动一律的用笔中逐渐丧失。相比较悬针篆刊落锋颖，虽在传写中表现出浮华翩然之症，然提按用笔包含着丰富的笔态和书写次序，即以逆（按）笔入锋、折处粗细相变（提）、线条圆转力实（按）、收笔垂尖之状（提），此用笔模式作为线条运动的表现方法，也同属势的范畴，即“笔法控制线条的运动和力度”③，使得字形舒逸、线条遒劲。
综观之，李阳冰篆书得于中兴大唐之理想，其篆书的刊定实质上是一次标准化的改造，这一改造的背后是关于“法”的意识建构。759年，李阳冰作《上李大夫论古篆书》云：“钦若典谟，畴兹故实，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①在正本清源的理想与实践中，李阳冰对秦小篆的继承性大于创新性;在不同的唐篆风格中，其艺术表现力也相对孱弱。从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篆书的分析来看，存古与中兴成为唐篆发展的基本面貌与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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