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山东 烟台 265500）
长沙窑产品类型较多、品种齐全，囊括了唐朝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全部器型。在如此众多的长沙窑瓷器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酒器、文具、茶具占据了长沙窑瓷器的较大数量。譬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武昌郊区发掘的一百多座唐墓中共发现88件长沙窑瓷器，其中暂定为酒具或可以起到装酒用途的器具42件。再比如到1996年为止，长沙市收集了长沙窑瓷器3641件（不包括1983年发掘品），其中酒具1300多件、文具282件、茶具500多件，可以看出酒具、文具、茶具的数量占到了长沙窑瓷器的一半以上。每一种现象的产生其背后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人类思想状况的影响。长沙窑多酒器、多文具、多茶具的特征也不例外，下文对此略作分析。
1 多酒器
对长沙窑瓷器进行系统梳理中我们发现，酒器占据着长沙窑瓷器的一大部分，这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唐代是一个酒文化盛行的年代，不管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对于饮酒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唐代诗歌中有许多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杜甫在他的《绝句漫兴九首》（其四）中说道：“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杜甫另一首《饮中八仙歌》更为着名，此诗中所提到的八仙，皆是唐朝时期着名的文学艺术家。在《饮中八仙歌》中作者虽未提到自己，但杜甫在唐代无疑也是一位“酒仙”，他对酒的嗜好丝毫不在“八仙”之下。可见饮酒之风在唐朝文人圈中极为兴盛。
此外，在官僚阶层中酒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按照《唐六典》的规定，当时在配给百官的常食料中，职位越高给酒就越多。亲王每月给酒九斗，五品以上给四斗半，六品以下则不给。这说明朝廷对官员的饮酒有所限制，用意在于防止他们贪杯误事。同时也说明朝廷给官员酒实际上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誉。另外，皇帝对亲近的供奉官特别是早期的门下省官和后期的翰林学士，都是要给酒或经常赐酒的。对门下省官员给酒的记载主要在唐初。据《东皋子后序》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王绩）待诏门下省。时省官例日给良酝三升”。赐酒给翰林学士，史籍记载较多。如《云仙杂记》卷五记载：“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银砖，泥以石粉，贮三辰酒一万车，以赐当制学士等”。①由于上层社会对于酒的喜爱，致使下层平民百姓也是饮酒成风。正如古语所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此种情况下饮酒之风席卷全国。饮酒必须要有相应的器具，长沙窑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生产制作了大量的酒器。从考古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沙窑酒器主要有三大类。
1.1 执壶
在长沙窑的酒器中，执壶是发现数量最多的酒具。因其前有流、后有鋬，故俗称“执壶”。长沙窑的执壶造型与其他朝代的执壶明显不同，其特征表现在：壶口沿微外撇，颈粗短，腹部弧度较平缓、下部略收至底，腹上部有多棱的短流，平底。从外观整体上看，长沙窑执壶给人的感觉就是稳重，这是由它各部分的造型比例所决定的。据测量其颈部几乎占据了整器的五分之二，最宽处占据了整器最宽处的二分之一以上，而其整器最宽处与器高之比为五分之四，其最窄处与器高的比为五分之二。按这种比例做出的执壶就显得比较矮胖、端庄，这大概是受到了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的影响。关于此壶的功用我们可以在壶体的题字上找到理论依据，在此种执壶上几乎都题有与酒有关的词句，如：“陈家美春酒”“美春酒”“好酒无深巷”“奇绝美好春”“盛饮春酒”“进余美春酒”“美人好春酒”“酒酝香浓”“浮花泛蚁”“春酒美深巷”等。
1.2 盏
执壶是斟酒的酒器，那幺饮酒的酒器是什幺呢？在湖南博物院等处收藏有几件碗盏，上面题有“美酒”“酒盏”“国士饮”等铭文，由此可知，这些是唐人们饮酒用的器具。除了碗盏之外，杯盏也是当时饮酒的器具。杯盏的造型多种多样，足有平底、饼足、圈足、高足，腹有直腹、弧腹、斜腹，口有花口、直口、撇口之分。可见唐人对饮酒的器具具有很高的审美要求，他们在喝酒时，除了满足口欲之外还要追求精神审美上的享受，所以长沙窑制作的盏不仅在造型上多种多样，在釉色上也是五彩缤纷，有绿釉、酱釉还有在白釉上施绿、褐等彩，犹如中国画中的泼墨技法，虽显豪放但不失美感。当看到这些盏时，我们可以想象唐人在喝酒时，身心是多幺愉快。
1.3 罐
罐是当时储存酒的一种器具，我们现在把这种器具称为罐，在唐代时它有着另一种称呼，被称为“瓮”或“罂”。这可以在唐人们留下来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高适《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杯中绿蚁吹转来，瓮上飞花拂还有。”王绩《题酒店壁》：“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白居易《咏家酝十韵》：“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从这些唐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罐在当时的称谓，也知道了唐人们爱酒的程度：七十岁的老人仍然嗜酒如命，在家中储存了几百瓮的春酒。就是在今天经济如此发达的情境下，在自家储存几百瓮酒的情况也是很少见的。可见唐人们已经把酒当作了解渴的饮料，事实也的确如此，唐时的酒跟现在的酒是不一样的，那时的酒由于酿造技术不成熟，其酒精含量也普遍低，并且还带有一丝甜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啤酒加可乐了，也难怪唐人如此爱酒了。
2 多文具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到了唐朝时期，朝廷选拔官员仍沿用隋朝的科举制，并逐渐成熟。科举制的创立，使地主阶级全体成员甚至还包括一些富裕的自耕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均等的机会通过考试来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有利于汇聚天下精英。每当开科取士之时，四方学子云集京师，赶考应试以博取功名。唐太宗曾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赵嘏曾写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大批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由科举入仕。②由此以来，大批的穷苦百姓为了摆脱穷苦的日子，都走上了科举应试的道路，进而影响到了文房产业，长沙窑在此背景下，也推出了大量的文房用品。下面试举一下在长沙窑瓷器中发现的文房用具的例子。
2.1 水滴
顾名思义，水滴就是一种滴水的器具，它的主要功用是把水滴入砚中供磨墨之用，又称为“砚滴”。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丞”。长沙窑的水滴造型是十分丰富的，既有水注又有水丞。水注是长沙窑文具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品种之一，造型多变、釉色斑斓，让人目不暇接。
长沙窑水注的形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水丞为主体部分，在其腹上部加上流与鋬，其腹部与长沙窑水丞造型一致，仅仅在其腹两侧加上两片羽状饰片，把其鋬作成鸟部的尾状，再加上前流，就变成了一只站立的小鸟，也有作成鹅、狮等形状的。这正是长沙窑此类水注的一大特征，几乎所有此类的水注全部塑造成了动物的形状。此类水注以青釉为主，内外施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并加褐、绿等彩，犹如动物身上的毛发颜色。还有一种外部施白釉，加褐、绿彩的水注，这种水注与大多水注不同，其特别之处在于其腹部不是长沙窑典型的水丞造型，而呈罐状，其腹下部渐收而至底处又微外撇，并且施釉至底。另一类水注则是雕塑而成的，也是多塑成动物形，有龙、凤、狮、虎、象、鸭、狗等。
2.2 砚台
砚也称为“研”，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砚台是研墨的工具，古时的文人士大夫和略有文化的平民百姓在写字、绘画时都离不开砚台。砚台的起源很早，并且伴随着墨的变化而有相应的变化。到唐代时石砚还并不普及，大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用的砚台仍然是瓷砚。为了迎合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长沙窑也烧制了砚台，但总的来说长沙窑砚台的出土量是十分稀少的，说是千中出一、万中出一也不为过。就目前各大博物馆及图录资料上所见，长沙窑主要烧制一种箕形砚，但数量稀少，显得弥足珍贵。湖南博物院所藏唐长沙窑褐釉兽首箕形砚，该砚高5厘米、长16厘米、宽11厘米，前高后低，形如箕形，兽首高昂似向天而啸，高眉隆鼻，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嘴下有雕刻成卷发状的胡须，施褐釉，兽身变化成台面，前面较窄较低，后部较宽较高，底部有前低后高的四个兽足，兽首和砚的上、下边缘处施以褐釉，砚中心开窗露胎以利于研磨，胎色灰白。目前所发掘出土以及私人收藏的长沙窑砚台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箕形砚的形制。唐代最为典型的圆形辟雍砚在长沙窑中尚未发现，虽然辟雍砚的制作工艺比箕形砚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但对于能制作各种各样形制瓷器的长沙窑窑工们来说应该也不是难题。究竟是长沙窑本身就不生产辟雍砚还是长沙窑生产的辟雍砚至今没有被发现，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掘来解答。
2.3 笔洗
“洗者，盛水洗笔之器”。笔洗是伴随毛笔而产生的，因毛笔有大小之分，故笔洗也有大小之异。然而小笔洗极易与水盂相混淆，其形制略为相似。笔洗无论大小，其功能与水盂均不一样。笔洗的器形一般是广口深腹。在唐朝以前是没有笔洗的，文人士大夫洗笔时用其他器物代替。长沙窑笔洗在唐朝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考古资料看，笔洗是长沙窑文具中数量最多的品种，说明唐人对这种新出现的器物十分喜用，具有一种新奇感。从白居易有“每一诗成，辄洗其笔”的习惯，即可见一斑。长沙窑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商机，进行了大批量生产，适应旺盛的市场需求。我们知道每一种新生事物起初诞生之时都是为了实用性的，后来才慢慢发展成装饰性。正因为如此，长沙窑笔洗十分讲究实用，其规格口径从8厘米起至30厘米以上的都有，显然是为了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其形制几乎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敛口、溜肩、腹部下收，似围棋盒的式样，显得端庄浑厚。这种形制的笔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敛口便于洗笔时把水掭干，腹鼓是为了达到容水多的目的。釉色有白、绿、褐，均施釉不到底。
2.4 镇纸
镇纸又叫“纸镇”或“镇尺”，有金、银、铜、玉、木、石、瓷等材质，形态各异，有一定的分量，用于写字、绘画时压纸之用。镇纸进入书房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南史·垣荣祖传》中记载：齐高帝萧道成“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由此可见最晚在南朝时期镇纸就已经出现。
到唐朝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和画家，带动了唐朝文房用品的发展，镇纸的需求相应地大为增加，长沙窑抓住这个商机生产了一大批镇纸瓷器。原先我们认为是小孩玩具的动物形瓷器，现已经过众多学者考证认为应该是镇纸。长沙窑的镇纸，就目前发掘出土来看全部为动物造型，即在一矩形、正方形、圆形的瓷板上塑造各式各样的动物，目前发现的有瑞兽、狮、虎、马、羊、狗、蛙、鸡等。唐人爱狮，长沙窑镇纸最为常见的就是狮形镇，以蹲狮卧狮为多，立狮极为少见。明朝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七中就有关于镇纸的描述：“玉者有古玉兔、玉牛、玉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螭诸式，最古雅；铜者有青绿虾蟆、蹲虎、蹲螭、眠犬、鎏金辟邪、卧马、龟龙，亦可用；其玛瑙、水晶，官哥定窑，俱非雅器；宣铜马、牛、猫、犬、狻猊之属，亦有绝佳者。”③至于为什幺镇纸常用动物作为造型，这还有待学者们的继续考证。
3 多茶具
在唐代能与酒文化相提并论的那就是茶文化了，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全面介绍茶文化的典籍——《茶经》，就是唐人陆羽所作。茶叶刚出现时是作为药物进入当时人们的生活的，后来由于它同时具有生津止渴、提神益思的功效所以慢慢变成了世人们喜爱的一种饮料。至唐代时佛教大为兴盛，僧人利用茶布道弘法、陶冶性情，在饮茶中追求“恬淡闲寂”，正式提出“茶禅一味”，把禅功放入饮茶动作，对其痴迷程度到了“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④的状态。由于茶在佛教徒中的大肆盛行，而文人和僧侣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文人及宫廷饮茶之风的盛行，加上《旧唐书·李珏传》中记载的唐肃宗时因粮食不足，曾下令禁酒，结果酒少而价倍增，民间以茶代酒，进而认识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即祛渴乏，难舍斯须。”可见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各地。
在饮茶之风盛行的推动下，茶具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茶具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唐代宫廷的饮茶风尚。而长沙大量茶具的发现则让我们认识到了不同于皇家茶道的民间版本。在长沙窑瓷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酒具与茶具共用的现象，前文提到唐人时常以茶代酒，以茶具装酒、以酒具装茶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茶与酒在物理性上都是一种液体，其食用方法大体一致，所以其使用的器具大同小异，其形制几乎没有严格的区别。仅仅以在器具上以图形或文字来加以区分，没有图形或文字来加以区分的器物大致可认为是茶酒共用的。比如就瓜棱壶而言，其瓶体很多都标有“酒”字，这显然是作为盛酒器具使用的，然而长沙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件摩羯纹瓜棱壶，其流下以褐绿彩绘了一只摩羯，旁题“此是饮瓶，不得别用”，可见此瓶的用法单一，不能混合使用。那这是酒具还是茶具呢？我们知摩羯乃是佛教的一种文化符号，僧教徒是严厉禁酒的，加上前提到唐朝僧人提出“茶禅一味”一说，我们推测此瓶应是茶具。
还有在西安郊区十里铺大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茶瓶，青釉茶瓶底部写有“老导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可见此瓶也是茶具。那幺此瓶在饮茶中有什幺用途呢？我们知道唐中后期喝茶盛行点茶法，此法先将饼茶碾碎，置于碗中待用。以釜烧水，微沸初漾时把水冲入碗中进行点茶。我们推测此瓶应是盛沸水用于点茶之用。茶具除了瓶之外，还有直接用于喝茶的碗，茶碗与壶一样，酒碗与茶碗没有根本的区别，也是以文字来加以区分。从长沙窑窑址出土的茶碗来看有书写“岳麓寺茶碗”“茶碗”“茶盏子”的。在点茶法中，盛沸水点茶的壶可以用别的器具代替，而装茶的碗却是没有别的器物可以替代的。所以，茶碗成了茶具的主要代表者。
注释
①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5.
②王永平.中国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7.
③王家国.文房杂具概说[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109-111.
④马晓俐，沈生荣.试论唐代四大茶文化圈的积极影响及意义[J].中国茶叶加工，2005（3）：4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