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韩潇然
摘 要：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三面环山，一水中流，土地宽阔肥沃，山水奇秀俊美，物产丰饶繁盛，文化绚丽多姿，素有“金张掖”和“塞上江南”之美誉。西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汉唐丝绸之路均以张掖为汇集，东西交往，南北通利，是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基地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沿。文章从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佛教文化东渐熔炉、民族融合历史舞台、中西文化艺术纽带四个方面，阐述了张掖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掖；丝绸之路；贸易；佛教；民族；艺术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6.038
张掖，亦名甘州，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南依青藏高原，北抵蒙古高原，东接金昌，西通酒泉。特殊的地貌使其形成一条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狭长盆地，是丝绸之路东西干线和古“龙城道”和“羌中道”的交叉路口及咽喉地带，素有“金张掖”和“塞上江南”之美誉。汉唐丝绸之路均以张掖为汇集，东西交往，南北通利，是中原文化向西传播的基地和内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前沿。数千年熙熙攘攘的沧桑岁月，演绎出纷繁复杂的中西交往、民族融合的历史画卷，纵横开阖，淋漓尽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丝绸之路贸易重镇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在张掖地区民乐县四坝文化东灰山遗址首次发现了炭化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张掖西城驿文化遗址出土了炭化大麦、小麦粒，经碳14标本年代测定，四坝文化时期，张掖一带已能够种植来自西亚的大麦、小麦和中原地区的高粱、粟、稷等主要农作物，张掖是我国栽培植物起源较早的农业区之一。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张掖建郡后，随着移民实边政策和河西屯田的不断实施，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也随之传入。此时，张掖已能种植麦、黍、粟、豆等五谷，同时从西域传入的蚕豆、黄瓜、胡麻、胡桃、葡萄、苜蓿等作物，也在张掖的大地上生根开花。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用《易》经卜卦得到的指点：“神马当从西北来。”①汉武帝渴望得到“汗血马”，随“西北国始通于汉”，汉朝使者取回马喜欢吃的苜蓿草，紫色的苜蓿花开遍了汉朝的离宫别苑。优良马种的输入，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武帝改太仆为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同时在河西走廊大马营草原（今张掖山丹军马场）设牧师苑，汉武帝中央直辖军马达30万匹，汉代的养马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粟特是古代中亚地区一个特善经商的民族，经商逐利是粟特人的传统。《旧唐书·西戎》记载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②。为保障经商的安全，粟特人建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性的组织，逐渐从临时性的过客变成停居的侨民，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居住下来，至唐代，粟特商胡的聚落几乎遍及丝绸之路，史称“昭武九姓”。他们在东西转贩的贸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个大的商业中心，丝绸之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
隋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大会高昌等西域二十七国使臣，登焉支山，参禅天地，谒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帝王西巡至西北境内的重大活动，史称“万国博览会”。唐中期后，“由于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做茶叶生意的商人开始“摩肩接迹而至”，茶叶很快被以游牧为主的回鹘、突厥、吐蕃及中亚各国的人民所了解而“嗜好”，于是他们“驱马市茶”“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五代时期，甘州有回鹘人积极地开展着中间贸易，尤其茶马贸易，更是红红火火。
至宋代，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一带的河东路、秦凤路、熙与路，都开辟了茶马互市。“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茶价大涨；而其他物品，如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生金、犀玉、珊瑚、安息香、牦牛尾、绒毛、羚羊角等，由吐蕃、高昌、龟兹、西夏各地的商人源源运来，宋朝的丝绸、茶叶、粮食、金银器、漆器也被大量推向市场，商品渠道的流畅，激发出互市城镇的活力。
到明代初年，甘州设茶马司，定期开市，设立茶马金牌“以供征操”，下号发给“番族”，每隔三年核查一次，金牌上刻有“皇上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字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甘州茶马互市，作为明王朝控制边关的手段和西部少数民族之间沟通的枢纽和桥梁，在发展经济、保境安民、促进民族间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佛教文化传播圣地
丝绸之路是求法之路，“法”从“丝路”来；丝绸之路也是传法的路，“法”沿“丝路”传，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我们不能不镌刻上这些东来传经、西去求经的人的名字：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北印度人昙无谶，西域人鸠摩罗什，中原人朱世行、法显、玄奘……他们的游历诸国、沿途传译、驻留授经，对佛教文化传播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掖作为河西地区汉地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之一，佛教文化在张掖交汇，呈现出一种融合发展的过渡形态。沿着境内古丝绸之路，星罗棋布排列着的古寺名刹，都以其不朽的身姿，昭示着佛教文化曾有的兴盛，仅史料记载的寺院就有近80座，正如古人所赞“苇席连片，古刹遍地”。
位于张掖市肃南县的金塔寺石窟，被学界称誉为“飞天艺术精华”，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宿白先生曾引用文献并与新疆石窟和塔寺的各种考古类型对比，指出北凉石窟已形成独具个性的“凉州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与古代西域龟兹和于阗两地的佛教遗迹有直接关系，龟兹和于阗这两个系统的佛教及其艺术于新疆以东首先融合于甘凉地区。
西夏崇宗李乾顺时，甘州城隍姓嵬咩、法名思能的国师掘得金璧覆罩的碧玉涅槃佛像，甘郡四境为之轰动。国师欣于灵遇，遂发宏愿在此建宝刹、塑金身以奉佛祖。在他的倡导下，合境僧众积极募化、全城百姓协力同心，一座宏伟壮观的佛殿由此建成，这就是后来张掖最着名的佛寺—大佛寺的创建历史。
公元1271年，着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告别故乡，向东行进，翻越葱岭，顺丝绸之路南道进入阳关到达敦煌，在甘州城停留了近一年。这短暂的时光对马可·波罗来说是到中国后感受最新奇的一年，张掖城里那“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神像，对他充满神奇的吸引力。
元朝末年的甘州籍绘画大师史小玉，在敦煌莫高窟第三窟中创作了流传千古的千手千眼观音画像，其笔如行云，细若毫丝，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其艺术造诣可谓登峰造极。
公元1419年，中亚沙哈鲁王最有才能的儿子贝孙忽儿王子的代表是画家盖耶速丁·纳合昔，他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遣使明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于张掖大佛寺那尊罕见泥塑卧佛的描述，为大佛寺历史沿革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份日记后世称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诏令国内大德于南京蒋山（今钟山）校刻《大明三藏圣教》，永乐十七年（1419）成祖又诏命司礼监在北京重刊，至正统五年（1440）始印完的《圣教》，世人称“北藏”。正统十年（1445），英宗朱祁镇颁诏敕赐张掖大佛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历经数百余年，此经藏已成为大佛寺蜚声海外的镇寺之宝。
明正统六年（1441），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集地方名士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取绀青纸为质，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经文书法结体周正，字体清雅俊美，使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充满经久不褪、华美庄严的金粉之气。
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便是保存至今的张掖大佛寺明代永乐《佛曲》。此《佛曲》分大小本两种，无曲谱，仅有汉字填词。对于研究我国明代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5月，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信教官弁和群众，以金书《大般若经》为范本，捐资助造金书五大部佛经，凡捐资者，署名于卷尾，流芳百世。五大部金经从材质到工艺虽不如正统年间的金书《大般若经》精美，但内容丰富，历史、艺术价值极高。
张掖市民乐县博物馆珍藏有原民乐洪水堡弥陀寺水陆画，共有116幅，时代自明嘉靖至清康熙。画面内容丰富，根据神灵身份、品级不同，分上、中、下三堂供奉。这些水陆画造型生动、色彩绚丽，是河西地区独具魅力的文化遗产。
3 民族融合历史舞台
张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他们与汉族人民一起，用智慧和劳动共同创造了张掖悠久灿烂的文明。《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三年（前950）秋，“西戎来宾”；晋代郭璞作注的《穆天子传》详细记述了周穆王西巡的事迹。周秦之际，“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西汉初年，匈奴驱逐月氏占据河西，将秦时的月氏城改建为单于王的避暑胜地，古也称其为“单于王城”。乌孙是春秋战国之际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秦汉时，月氏强大，乌孙败退，收容了伊犁河一带留下的塞种和月氏人，随后建立了国家，长期游牧。
汉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奇袭焉支山，焉支山为匈奴浑邪王部驻牧地。焉支山被攻取后，浑邪王部退出河西走廊，“过之未尝不哭”，唱着哀伤的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武帝随后设立了河西四郡，屯田移民，发展经济，强力的安置措施促进了汉匈的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卢水胡是匈奴的一支，河西走廊临松有卢水胡人。东汉开始，随着卢水胡被中央政权征调到其他地区。天玺三年（401）5月，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杀段业，改元永安，建都建康（今张掖高台骆驼城），称北凉，南北朝时期渐与其他民族融入了汉族之中。
隋朝时期，生活于青藏高原的吐谷浑，游牧范围远至张掖。开皇年间（581—600），吐谷浑数次侵扰隋边境。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击败吐谷浑。隋朝末期，吐谷浑可汗伏允乘乱收复故地，进攻河西。久视元年（700）8月，因不堪吐蕃控制，自愿归唐，率十万众，各部赴河西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唐，并安置在各州附近，后渐融合于各部族。
7世纪初，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河西精锐尽出平叛，兵马空虚，德宗建中二年（781）7月，吐蕃攻陷甘州，至大中五年（851）沙州人张议潮收复瓜沙十一州止，唐甘州陷于吐蕃统治达70年之久。
唐开成五年（840），漠北回鹘汗国宰相句录末贺与黠戛斯相勾结，杀回鹘可汗，汗国分崩离析。咸通十三年（872），西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首领庞特勒在甘州设立牙帐，史称甘州回鹘。在敦煌曹氏所营建的石窟中出现许多身穿回鹘服饰的回鹘天公主、回鹘仆从的供养人画像。天公主头戴桃形凤冠，后垂红结绶，佩戴瑟瑟珠，身穿圆领兽纹红袍。甘州回鹘妇女的着装，与花蕊夫人《宫词》所说：“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之语恰相符合。
公元881年，党项族中较强的一支拓跋思恭因帮助唐朝攻打黄巢，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并赐姓李，封夏国公。公元1031年元昊继立，1038年建立了西夏，张掖为其辖地。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党项族被蒙古人称作“唐兀”，属色目人的一族。但其后逐渐与其他各族融合，党项之名逐渐消失。
裕固族作为张掖独有的少数民族，宋代被称为“黄头回纥”，元朝称“撒里畏吾”，明代称“撒里畏兀儿”，清代称“西喇古尔黄番”。1953年经本族代表协商，确定以同“尧呼尔”音相近的“裕固”（也取汉文富裕巩固之意）为族称，是甘肃独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裕固族融合的数千年历史，就是一个新的民族群体不断从交融中分离、从迁徙中逐渐形成的历史。
4 中西文化交流纽带
魏晋时期，河西“五凉”政权兴衰交替，中原内乱，避难的士族带着先进的高士文化涌入，使正在发展的河西文化跃然而居北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区区河右，学者埒于中原”③“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在郭荷、郭瑀等名士的影响下，河西从师求教之风浓厚。河西硕儒，流播入魏，在兴理文教、编修国史、制定礼仪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北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使胡汉文化不断吸取和融会，苍凉动魄的游牧民歌、豪迈狂放的边塞诗赋、异域风情的音乐舞蹈，构成了丝绸之路线上“胡人汉声”的特有局面。
《西凉乐》是五凉时流行于河西的音乐，初称“秦汉伎”。前秦、后凉、北凉的统治者苻坚、吕光、沮渠蒙逊统治河西时，由西域龟兹乐改编而来。《旧唐书·西戎传》记“昭武九姓”人“好歌舞于道路”④。粟特人往来于丝绸之路进行经商活动，实际上也是胡舞胡乐的传播活动，而粟特歌舞艺人更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和歌舞技艺的传授者。“昭武九姓”中的石国人以善舞着称，当时流行于中原的《胡旋舞》即为“石国胡儿”的拿手好戏。一时间丝绸之路古道上，一路驼铃，一路歌声，在铃声、歌声的交响中，粟特文明与中原文明在此交融汇合，构成了张掖多元文化的历史特色。
教坊作为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在唐武德年间就有设置，宋元时期亦有教坊。流行大唐的《甘州》曲，原为唐《教坊记》所记四十六支大曲之一。《八声甘州》是《甘州》曲目中的一篇，以宋代柳永的《潇潇雨》最为着名，唐宋以来，自甘州曲曲牌下又演绎出多种小曲，如《甘州歌》《甘州破》《甘州遍》《八声甘州》《甘州乐》等。悠扬的甘州乐曲，曾经响彻了唐王朝的皇宫圣殿。
唐开元年间（713—741），居于张掖的西凉节度使杨敬述将北凉鸠摩罗什创作的佛曲《婆罗门》进献给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皇帝亲制曲谱，将佛曲《婆罗门》改为道教音乐《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在唐宫廷备受青睐，在盛唐时期的音乐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河西走廊这块音乐热土，消化吸收各民族乐曲，并使域外音乐中国化的一个典范。
张掖市高台县有个600年历史没有中断和消亡的秦腔戏班—“乐善忠义班”。史书记载，明洪武十一年（1378）戏班就已存在，堪称“中国秦腔艺术的活化石”。《甘州府志·风俗》记述张掖人“操土风，即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西陲最尚”。
张掖宝卷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内容有佛道故事、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说教等多种类型。张掖宝卷中最具价值的是产生于临泽民间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它对研究张掖古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宝卷中的典范之作。
张掖大地上有浩繁璀璨的文物遗存，是数千年文明的积淀和历史发展的见证，更是先民们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和珍奇绚烂的精神财富。作为丝绸之路上“居中四向”的交通咽喉，张掖在商业贸易、宗教传承、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当历史的车轮走进21世纪后，“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正在实施，古老的丝绸之路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丝绸之路作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丝绸之路的一个崭新时代已经到来。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70.
②④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0.
③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文苑[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