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卉
摘 要：墓葬是研究古滇国文化的重要材料来源，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三个墓地是目前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并发表了发掘报告的重要滇文化墓地。以铜鼓、贮贝器等大型青铜器在墓葬中的不同组合方式为线索，整理并分析三个墓地中古滇国贵族墓葬的分布、形制特征、器物组合方式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可以认识到铜鼓和贮贝器在古滇国可能作为礼器，滇文化与楚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密切相关。
关键词：古滇国；铜鼓；贵族墓葬；葬制分析；考古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8.026
古滇国是战国至东汉初存在于云南中东部地区的小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最早有对它的记载。1956年，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引起了学者们对古滇国的兴趣，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古滇国遗址陆续被发现，其中仅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三个墓地被认为与古滇国贵族墓葬有关，且出版了发掘报告。本文所分析的墓葬资料主要源于这三个墓地的发掘报告。
1 墓葬的分类
三个墓地的发掘报告中均按墓坑大小和随葬器物多少将墓葬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类。昆明羊甫头墓地共清理了811座滇文化墓葬，其中777座为小型墓葬，6座为大型墓葬，28座为中型墓葬。①江川李家山墓地共清理了86座滇文化墓葬，其中58座为小型墓葬（墓口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25座为大、中型墓葬，其中的6座墓口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上，为大型墓葬。②晋宁石寨山墓地由于存在较多的在岩石间掘坑而葬的墓葬，并且受到近代墓葬的叠压和扰乱，很多墓葬的墓圹无法分辨，只能根据随葬品的分布推测墓坑的大小。③因此，从三个墓葬的综合情况考虑，笔者将墓坑大小、随葬品多寡和是否有铜鼓、贮贝器一类的礼器陪葬作为判断该墓葬是不是贵族墓葬的标准，整理出了本文主要分析的32座墓葬（表1），并根据这些墓葬中的礼器数量对墓葬进行了分级。
2 葬制分析
2.1 墓地选择、墓向与葬式
上古时期，人们对于人死后的埋葬地点是没有选择性的，只是随意地将死者埋在野外。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死者埋葬在同一地点。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就有专门埋葬死者的下层洞穴，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也出现居住区和墓葬区之分，这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们便产生了将死者聚集埋葬的意识。到了两周时期，更是产生了“公墓地”和“邦墓地”的区别。④
目前所发现的古滇国墓地选址均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选择一处缓坡作为墓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这三个墓地也不例外。三个墓地的墓葬墓向从大方向上来说均为东西向，但在其偏向上有偏南、偏北的区别。石寨山墓地的墓葬除M8头向西、足偏北，为西南-东北向外，其余墓葬均向东而且大部偏南，为东南-西北向；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的墓葬位于李家山山顶和西南坡，墓向根据随葬器物的分布判断多为头向西而偏北，为西北-东南向，第二次发掘的墓葬集中于李家山的东北坡，墓向多为西南-东北向；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墓向均为西南-东北向。
这三个墓地墓向的不同可能与墓地所在的缓坡的地势有关。这些墓地中的墓葬都朝向地势高的山峰处。石寨山墓地位于一座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小山丘上，墓地位于山坡的东南部，山顶在墓葬的西北方，石寨山的墓葬墓向多为东南-西北向。昆明羊甫头墓地所处缓坡东部是一片连绵的山丘，西部有小河流经，地势为东高西低，该墓地墓葬的位置位于缓坡的西南坡，缓坡最高处位于墓地东北方，墓向均为西南-东北向。李家山墓地的墓葬环绕山顶分布，对于西南坡墓葬来说，最高山峰位于墓地的西北方，而对于东北坡墓地来说，山峰位于墓地西南方，所以李家山墓地位于西南坡的墓葬墓向为西北-东南，位于东北坡的墓葬墓向为西南-东北向。古人对于死者埋葬头向的选择往往是基于宗教认识的，中原地区的墓葬中死者往往头向北，《孔子家语·问礼》载：“坐者南向，死者北向，皆从其初也。”因此，古滇国墓地中墓葬的墓向可能反映了古滇国山岳崇拜和太阳崇拜的宗教观念。
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因素，三个墓地的人骨保存状况较差，从残存人骨可以推断这些墓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
2.2 墓坑形制
目前所发现的滇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上无封土，贵族墓葬也是如此。但滇文化墓葬的竖穴土坑墓与中原地区典型的竖穴土坑墓相比具有一些独特性。羊甫头墓地所在的山丘土层相对较厚，其墓葬是比较典型的竖穴土坑墓，墓坑为长方形；李家山墓地的贵族墓葬多分布在山顶，土层相对较薄，墓葬多选择在基岩中凿出石穴（M85），墓坑也为长方形；石寨山墓地土层相对较薄，其墓葬独特性就更为明显，有选取岩石间的空隙掘坑而葬的现象，因此墓坑的大小形制无固定规则，如石寨山的M6、M12、M13均是在岩石间掘坑而葬的，但在东南部土层较厚的地方也有较典型的竖穴土坑墓，如石寨山的M71就是典型的竖穴土坑墓。由此可见，三个墓地的贵族墓葬墓坑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但由于存在在岩石间掘坑而葬的情况，所以墓坑大小不能作为判断墓葬等级的唯一依据。
2.3 棺椁制度
棺椁在墓葬中的使用是伴随着丧葬观念的发展而出现并逐渐完备的。棺是尸体的容器，其功能是盛放尸体；椁是围于棺外的对棺的一项保护措施，其作用类似于城址中外郭对内城起到的保护作用。墓葬中棺椁的使用与墓主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⑤这些文献反映了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对棺椁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
但是古滇国墓葬中所表现出来的棺椁制度是极不成熟的。羊甫头墓地的M19和石寨山墓地的M71以及江川李家山墓地的M68、M51、M57、M85都是使用一棺一椁作为葬具；李家山墓地的M47、M69则使用了两棺一椁作为葬具，并且两棺有主副棺之分；李家山墓地的M24墓底也有木棺、木椁的痕迹，在与李家山M24同属第一级别的石寨山M6、M13和第二级别的石寨山M12中，虽残存有大量漆皮，漆皮底下还有部分朽木板，但没有椁板的痕迹，说明这三座墓葬的葬具只有漆棺，而没有椁室结构；在李家山墓地的M3、M7、M18中也有漆皮的痕迹⑥，说明这三座墓葬的葬具可能也是漆棺；在李家山墓地的其余墓葬中均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棺钉和棺环，说明这些墓葬本身就没有木质葬具。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判断棺椁制度在古滇国的发展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所以棺椁的使用在古滇国墓葬中不能作为判断墓主身份的依据。
2.4 随葬制度
石寨山遗址的滇文化墓葬中随葬品存在与中原地区墓葬相同的分区摆放的现象，但在早期的墓葬中，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在汉文化传入后，墓葬中才开始出现明器。
在石寨山遗址的滇文化墓葬中有随葬铜鼓、贮贝器的制度。在古滇国，铜鼓、贮贝器等大型青铜器是墓主身份的象征，所以墓葬中随葬铜鼓、贮贝器的数量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表现。⑦石寨山遗址的M6中出土了“滇王之印”，可以判断它应是一座滇王的墓葬，因此与它随葬的铜鼓或贮贝器数量相近的墓葬墓主身份应等同于“王”。
2.4.1 墓葬中铜鼓、贮贝器功能的辨析
在古滇国墓葬中，铜鼓、贮贝器有两种摆放方式，这可能表现了铜鼓、贮贝器在墓葬中有两种不同的功用：
第一种摆放方式是在墓坑两端分别放置一面铜鼓或贮贝器。在墓葬中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摆放的铜鼓或贮贝器具有共同的特征：造型、大小基本相同；都置于墓室两端，且鼓面朝上；若是铜鼓则鼓面中间有一破孔，这一破孔应是人有意造成的，若是贮贝器则均为铜鼓形，且鼓面放置一持伞铜俑。
根据《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一书中对江川李家山M24、M17两座墓葬四面铜鼓的金属成分分析，可以发现M24∶60号鼓与M17∶30号鼓的铜的比例都在80%左右，而M24∶36号鼓与M17∶10号鼓铜所占的比例则在60%左右。⑧且M24∶36号鼓与M17∶10号鼓都置于墓室中靠近铜枕的一端。当时古滇国的铜鼓铸造技术已经可以铸造出坚固的适合打击的铜鼓，但是墓葬中仍然出现了铜含量高达80%的铜鼓，说明这是古滇国人有意识调配的结果。我们将铜成分在80%左右的铜鼓称为“红铜铜鼓”，而铜成分在60%左右的铜鼓称为“青铜铜鼓”，可以观察到这类铜鼓摆放方式表现出一种规律性和仪式性，即青铜铜鼓置于墓主头端，红铜铜鼓置于墓主足端。
在石寨山M1出土的“杀人祭柱”贮贝器器盖上有杀人祭柱的祭祀场面，两面巨大的铜鼓陈列在祭祀场地两旁；M12中同样出土了“杀人祭柱”贮贝器（M12∶26），该贮贝器器盖上的祭祀场所两旁同样陈列着两面巨大的铜鼓，通过观察大铜鼓在祭祀场合中的布置，可以看出它与中心的铜柱和被献祭的人处于同一直线上，放置于两旁的铜鼓在这类祭祀场合中可能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在墓葬中，将铜鼓（贮贝器）置于墓坑两端的方式与这类祭祀场合中大铜鼓的使用有相似，由此推断，放置于墓坑两端的这类铜鼓（贮贝器）在墓葬中应是作为沟通阴阳的媒介。
这种摆放情况在各期各级的墓葬中都存在，说明它应是古滇国的一种被延续使用的随葬制度，是某类人特殊身份的象征。
第二种摆放方式是铜鼓、贮贝器集中置于墓坑一端，铜鼓、贮贝器内往往还贮满贝壳。这种摆放方式在随葬了铜鼓、贮贝器的古滇国墓葬中均存在，这可能是古滇国贵族通用的一种随葬制度。按照这种方式摆放的铜鼓或贮贝器周围一般还有葫芦笙、铜釜等大型的青铜礼乐器和一些作为礼器的兵器，所以按这种方式摆放的铜鼓或贮贝器应是墓主财力的象征。
综上所述，铜鼓和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古滇国随葬铜鼓、贮贝器有两套制度，有“铜鼓或贮贝器置于墓坑两端”这一具有仪式性的随葬制度出现的墓葬可能属于一类掌握着宗教权力的贵族，而仅有“铜鼓、贮贝器集中于墓坑一端”这类随葬制度的墓葬可能属于财力雄厚的世俗贵族。
2.4.2 分层丛葬
羊甫头墓地三个时期的各等级墓葬皆有分层丛葬（墓坑分层，随葬品或人骨分层叠放）现象。石寨山墓地M71、M81、M83也存在分层丛葬的葬俗，但李家山墓地未发现有这种葬俗的墓葬。⑨羊甫头M113曾遭到盗掘，墓葬椁室的随葬品基本不存，但它的腰坑中的随葬品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随葬品分五层摆放：第一层放铜杖头、漆木器、铜工具、铜腰扣等；第二层放置铜武器、铜工具、竹木器、玉石器等；第三层放置陶容器及铜容器等；第四层放置陶容器、铜生产工具、铜纺织工具等；第五层放置铜兵器、漆木雕等。石寨山M71无腰坑，随葬品在墓坑中分三层有规律地摆放：上层主要摆放铜剑（包括铜柄铁剑）和铜马具等；中层主要摆放玉石器和青铜扣饰；下层主要摆放青铜武器、生产工具和礼器。⑩羊甫头的M113和石寨山的M71基本属同一时期，所以分层丛葬可能是流行于这一时期的葬俗，这种葬俗在羊甫头墓地东部的宜良沙帽山滇文化墓地和东南部的澄江金莲山墓地也有较多发现，所以这种葬俗可能流行于平民之中。
3 结论
本文从墓地选择、墓向、葬式、葬具、随葬制度等方面对古滇国贵族墓葬葬制进行了分析整理，得出了以下认识：
①古滇国墓地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的，墓葬朝向地势高的山峰处或许和滇族或古滇国的宗教信仰有关；古滇国贵族墓葬的葬式为仰身直肢葬。
②古滇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棺椁制度。
③墓葬中随葬的铜鼓、贮贝器数量可以作为判断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重要依据。根据随葬铜鼓、贮贝器的数量可将古滇国墓葬分为四个等级：Ⅰ级墓葬墓主身份相当于“王”，Ⅱ、Ⅲ级墓葬墓主身份应为古滇国显贵，Ⅳ级墓葬墓主为一般贵族。墓葬中，铜鼓或贮贝器置于墓坑两端的摆放方式可能象征某种仪式，也是墓主掌握宗教权力的表现。古滇国墓葬包含的文化过于复杂，由于材料有限，不能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希望今后能够深入探索、完善这一课题。
注释
①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13.
②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2-276.
③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132-134.
④王希伟.战国楚墓葬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13.
⑤荀况.荀子：礼论：第十九[M].耿芸，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⑥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2）：97-156，192-215.
⑦蒋志龙.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社会结构解析[J].南方文物，2014（4）：58-70.
⑧李晓岑，韩汝玢.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3.
⑨王欢.滇池地区滇文化三个墓地的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38.
⑩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