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霞
（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 天祝 733299）
天祝青铜牦牛（图1）出土于1972年6月，几经辗转，最终由文物工作者在废品收购站中将其收购，现藏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身长118cm，前脊高61cm，角长40cm，重达75kg，是一件出土保存较为完好的文物，是我国目前出土文物里唯一一件以牦牛为造型的青铜塑像。关于这件文物的铸造时间，我国考古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其铸造于唐朝年间，是吐蕃文化中牦牛图腾文化的一种代表。还有学者认为，该天祝青铜牦牛铸造于元代，是当时汉藏文化交流的产物。然而无论何种说法，都认为该青铜牦牛作品是藏族青铜工艺的典范，也是藏族以牦牛为代表的图腾文化的一个代表作。由于其严谨而又精准的身体结构，庄严、质朴的造型气势，再融合以生动、写真的风格配上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简直堪称一绝。此天祝青铜牦牛不单是一件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展示藏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件文物，更是我们研究元代以前甘肃古羌族以及吐蕃文化与其宗教信仰的重要物证之一。本文通过天祝青铜牦牛的铸造工艺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来分析藏族“牦牛文化”的渊源与延伸。
图1 天祝青铜牦牛
1 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1.1 分体铸造的工艺技术
天祝青铜牦牛采用分铸焊接法，这种工艺手法是将青铜器物的主体与其附件，如角、腿、尾等部位分开铸造，最后通过焊接工艺将其与主体联合而最终成型的一种铸造方式，针对造型整体比较复杂、部分构件不能联体制范或者需要减少整体制范的件数以期达到降低浇铸时范块错位的器物而采用的制作方法。我国青铜器的分体铸造工艺技术最早产生于商代，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应用分铸焊接法的青铜垫片。
最早的分铸方法是分铸嵌入法。这种制造工艺起源于商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将铸造好的附件置于应附件之处，在铸造主体范时，将附件的一部分嵌入到主体范内，再行浇铸，使之形成一个整体。
而分铸焊接法起源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时期。当时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可以使用泥芯铸造大型青铜制品的附件。分铸焊接法则事先在铸造主体的应附件处预留小洞，而使浇铸后的主体的应附件处有凸出的小桩，可以将附件插入，采用铅、锡等熔点较低的金属材料进行焊接。应用分铸焊接法制成的青铜器，焊接的地方不稳定，容易脱落，同时不能很好地耐受高温，也不能长期受力，故而没有广泛应用此法。某些受力较久或者需要经受高温炙烤的容器还是应用了分铸嵌入法。
到了宋元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铸造工艺也逐渐得到了改良，我们所见到的天祝青铜牦牛的分体铸造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当时的工艺水平下，想要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无论是从设计、塑型、翻范、合范还是到焊接、浇铸等一系列工序，都无比烦琐，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而精确。从牦牛臀部的青铜垫片可以看出，其结构与线条完美和谐，整个铸造过程充满了科学性的依据，其熔炼的火候，铜、锡等合金的掺兑比例包括垫片的厚度，非经验丰富的大工匠不能完成。
天祝青铜牦牛在土中掩埋的时间过久，土壤和其他化学因素导致的病害十分严重。1995年，研究人员在进行天祝青铜牦牛复制时，发现青铜牦牛的颈、耳、臀及尾部等多处存在浅绿色的瘤状凸起物，其背部以及腿部可见锈蚀瘢痕。这些问题与河西地区干旱的气候与盐性土壤不可分割。纵然如此，我们仍能从斑驳的锈迹中一窥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1.2 逼真写实的造型特点
先秦至元代，青铜制造工艺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从青铜牦牛的巨大体型和其细致逼真的样貌，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同在甘肃出土的汉代铜奔马。虽然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它们的铸造工艺和出土位置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我们不妨将两者放在一起对比探查。考古学家通过驻波电子直线加速器的金属射线进行探查，发现汉代铜奔马的头颈部、身躯和腿足相接处有深浅不一的铸接痕迹。这显示出此件汉代铜奔马的铸造工艺也是分铸焊接方法，通过先铸造头颈部、躯干，再分铸腿足，其次将各部焊接一体，再次将耳、头饰和尾巴分别铸造，最后插入马身上相应的洞内，这与天祝青铜牦牛的铸造工艺具有一致性。此件汉代铜奔马作为汉代武威地区青铜工艺的典范，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造型特点以及意境构思方面都显得别具匠心，堪称国之瑰宝。而与之相比较晚了近千年的天祝青铜牦牛，其造型则更加写实，如果说此件汉代铜奔马的造型代表了马的灵动飘逸、桀骜不羁，那幺天祝青铜牦牛则充分地表达出牦牛厚重沉稳、强壮有力的特性。天祝青铜牦牛作为一件藏族青铜器作品，不仅说明当时的汉藏交流空前繁荣，而且表明当时藏族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
经岁月的长期沉淀，天祝青铜牦牛整体器身的锈蚀较重，表层覆盖着厚厚的锈苔，观察整个器身的不同层次，尤其是在头颈部、牛角、脊背呈现出由墨绿到褐绿再到黑褐色的渐变锈斑，透过这些锈斑，我们不难想象在甘肃地区厚厚盐碱土地下，天祝青铜牦牛被风沙掩埋的岁月。尽管这样，天祝青铜牦牛整体仍旧保持着完整、协调又富有动感的外部色彩层次，斑驳锈迹反而增添了其凝重、敦厚的质感和细腻、柔和的层次性，我们从这承载着历史沧桑的斑驳锈蚀中可以掀开古代藏族文化神秘的面纱。天祝青铜牦牛通过写实的手法，成功地再现了一只伫立于广阔高原上的雄性牦牛，它前倾着头颈，半张着嘴巴，发出雄浑的嘶吼。它那弯曲向前的牛角，经过艺术的描绘和发挥，结合牦牛整体雄健的体魄，显示出一种充满力量与活力的状态。
这件作品构思和立意新颖而别致，充分再现了牦牛那健壮的体魄、稳重的性情。无论是其造型还是其神态都显得栩栩如生，可见铸造者对牦牛的解剖结构及生活习性观察细致入微，通过简单、写意的艺术手法着重突出了牦牛粗壮、坚实的尾部。其充满神秘色彩的尾部纹饰与朴实、端庄的牦牛躯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反衬手法使整个体积硕大、动作单一的作品别具生趣，不显得笨重和呆板。其雕刻的牦牛尾巴上的细致入微的线条在视觉上给人以动态的美感。此件天祝青铜牦牛独具匠心的是尾部的纹饰与牛头面部、眼部和鼻部的纹饰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对比效果，使整个作品和谐而统一。此件天祝青铜牦牛上大幅度弯曲的牛角，高高隆起的脊背使整个重心略微前倾，而经过特殊处理的尾部则使前倾的整个牛身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2 西藏牦牛文化的延展
2.1 雪域之舟
牦牛是藏族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和藏族的文化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被誉为“雪域之舟”，牦牛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早在《山海经·北山经》中就有关于牦牛的记载：“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而当时的史料也有“牦，西南夷长毛牛也”的记载。
如同耕牛在以农业为主体的汉民族人民心中的地位，牦牛因其温顺的性情、极强的耐寒和负重能力在以游牧为主体的藏族人民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由于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大多数动物都无法适应和繁衍。而牦牛则秉着坚韧不拔的性情顽强地生活着，担负起“雪域之舟”的重要责任，与藏民族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2.2 图腾文化
除了生活的需要，牦牛还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图腾崇拜物，如同汉民族对龙的崇拜、蒙古族对狼的崇拜。藏族人对牦牛的崇拜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牦牛作为青藏高原上最早的原住民，与藏族人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藏族史料记载，藏族最早是汉代生活于我国甘肃西南和四川西北部一带的羌人。而羌族则有“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的不同分法，这也说明当时的羌族根据崇拜的图腾动物不同，演变出不同的族群和部落。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羌族与西凉诸侯马腾、韩遂以及后来的魏与蜀国交流颇为频繁。据《三国志》记载，姜维和钟会都有与羌族结盟的事迹。到了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作为进入中原的主要少数民族，羌族也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逐渐演变，成为早期的藏族。到了唐代，吐蕃的诞生逐渐统一了藏族各部，并对当时的唐王朝构成了不小的威胁，而通过和亲政策，吐蕃作为唐王朝的藩属一直延续到了宋代。积贫积弱的宋王朝无法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威慑，吐蕃也独立于宋王朝之外。蒙古灭金后，加强了与吐蕃的沟通交流，使西藏和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频繁，而天祝青铜牦牛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图腾一词出自印第安语，其原意为亲族、血脉。在上古时代，先民们认为自己的部落和氏族来源于某一动物或者与某种活动有关，如黄帝有熊部落、炎帝有神农部落。纵览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有把牛作为图腾崇拜的习俗。如古代的波斯人据说有着如同公牛一般的先祖。我们汉民族传统神兽中的龙和麒麟，都有着牛首。而古代的契丹民族则有着青牛白马为祖先的说法，其他诸如彝族、壮族、布依族等也都有相关的传说。由于耕牛对农耕部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我国宋朝曾制定过不准宰杀耕牛的法令，可见对朴素的古代人民来说，他们会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寄托于那些对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动物身上，甚至将之奉为神明。
根据藏族的历史文献记载，被称作天神之子的聂赤赞普如同从天而降的神灵，并根据神的旨意“遂来做吐蕃的牦牛部之主宰”。牦牛部应该就是牦牛羌族，也就是后来在甘肃的藏族分支。至今，生活在藏族地区的甲戎藏族人仍视自己为古牦牛羌族的后裔，他们供奉“牛首人身”的神像，并将其尊为守护门神，希望能给家族带来平安和吉祥，驱散邪恶，镇压妖魔。
而根据藏族神话《万物起源》中的描述，山川万物都是牦牛身体所化的，这也是藏族先民对其崇拜的牦牛图腾以神话加之想象力进行的解释。在藏族历史中，牦牛已经由最初的图腾崇拜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而在藏族流传甚广的神话故事《斯巴宰牛歌》中，作为宇宙主宰的“斯巴”从混沌的天地间苏醒，他将小牛的各个部位化为山川河流和世间万物，这与汉族神话中“盘古开天地”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古老的藏族先民利用自己朴素的世界观和对宇宙的独特认识，大胆地进行想象和创作，将牦牛和宇宙世界的形成联系在了一起。正是由于这种演化和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牦牛文化。藏族先民在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中，把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以及各种他们当时不能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总结为神力，并将其寄托于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牦牛身上，在他们眼中，牦牛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动物，而成了一种圣兽，和汉族崇拜的龙、凤、麒麟一样。
2.3 宗教文化
此件天祝青铜牦牛的铸造与藏族苯教的兴盛有着密切关联。在佛教传入之前，藏族的土着宗教是与萨满教类似的信奉自然的苯教，即将日月星辰、天地山川以及牦牛作为神灵进行崇拜和供奉，由此产生了神牛供奉制。在苯教盛行的时代，教徒们通过在圣殿门口悬挂牦牛干尸来威慑妖魔、驱逐邪恶，并将牛头作为神器进行供奉。教徒们认为牛头作为牛的灵魂居所，而牛角作为牛防御和进攻的武器，是神灵神威的标志，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我们通过另一件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藏族苯教时期的珍贵文物牦牛角法器（馆藏文物号0382号）便可以证明这一论断。牦牛角法器长约13.5cm，外径为4.5cm，形如喇叭状，外口处以皮封口，内装法物。器身的周围雕刻有苯教秘咒、经文和宗教图案。根据文物外形，我们不难推断，当时的苯教徒运用这种牛角形的法器进行祈福禳灾等宗教活动。
而根据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记述，英勇无畏的格萨尔王在天神的帮助下收复了红铜角野牦牛后，把牦牛的头角做成了法器，并将其放置在山阴之处，一举降伏了霍尔、黑魔等众多国度，诛杀了许多妖魔。从这一切我们不难看出，青铜牦牛的问世与藏民族自古以来对牦牛的尊崇和喜爱不可分割，作为藏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牦牛无论是在宗教还是政治生活领域都是一个精神象征。这种世代供奉的心态也影响着后世藏族人民，也表现出当时藏族的统治者企图通过牦牛之雄猛威力征服一切外教势力、从而发展壮大的根本愿望。
3 白牦牛文化的发展
“世界白牦牛，唯有天祝有。”天祝作为白牦牛的故乡，自清朝嘉庆年间就开始白牦牛的繁育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使白牦牛产业有了健全的保障。它不仅是甘肃特有的畜种资源，也是国家稀有而珍贵的遗产资源。
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曾对天祝的白牦牛产业做出如下指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下，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大力开发牦牛产业，以此带动藏区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展开，以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融合形式，天祝白牦牛产业逐渐被世人所了解，而这样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白牦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外在的发展机遇。
而天祝青铜牦牛的出土及近些年赴国外的交流展览，更推动了白牦牛产业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支撑天祝县域经济的一项重要产业，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品牌企业和产品。现今，白牦牛的繁育技术日趋成熟，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沿着丝绸之路的方向，天祝的白牦牛产业和藏族的牦牛文化一定会得到长远的发展。
4 小结
综上所述，牦牛对藏族先民不单单作为运输与骑乘的牲畜，更是藏族文化与信仰的融合体。从汉末三国时期的古羌族，到后来逐渐民族融合形成的吐蕃时期，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藏族，牦牛崇拜和信仰始终伴随着藏民族的不断成长与壮大。此件天祝青铜牦牛凝结了一代代藏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传承，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对我国考古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