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义
摘 要：燕下都是东周时期文化内涵丰富的燕国都城遗址。文章从武阳城始建年代这一争议较大的问题出发，对学界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综合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以燕南长城的修筑时间为佐证，推测战国中期燕文公开始营建武阳城，燕昭王时进一步扩建，并将其作为燕下都。燕下都始建年代的确定对于探讨战国时期燕国多座都城是“前后相继”还是“南北并存”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燕下都；始建年代；燕文公；燕昭王；燕南长城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6.027
燕下都是燕国在南部营建的大型都邑，是东周时期列国都城的典型代表。该城址的深入研究，对于完善燕国历史及探索东周时期多都并存制度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自20世纪全面发掘该城址以来，学界取得了大量突破性认识。关于此研究存在诸多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核心的问题是“燕下都始建年代”的争议，本文拟对有关燕下都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析，以促进未来燕下都考古的进一步发展。
1 学界相关认识
关于燕下都的始建年代，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学界争议颇多。20世纪30年代，傅振伦根据老姆台出土的瓦当纹饰判断其制作年代“早至前697年，晚至前226年”，另外根据文化层堆积推断“前4～7世纪，燕人在此基础上建筑宫殿”①。此种年代分期基本横跨整个东周时代。后代学者大致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之前已有文章做过总结，可稍做补充。
第一种观点，“春秋中晚期说”，《燕下都》发掘报告主张该论断。
《燕下都》认为，“前541年前后，燕国为了防御鲜虞和中山国的军事进攻，燕国遂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交通要道上选择筑城屯兵，燕下都大约始于这一时期”②。这一时期约为春秋中晚期，即燕文公（前554—前549年）徙易之后，燕下都逐渐兴起。其主要依据文献关于燕国迁都“临易”与“易”的记载，但两地与武阳城是否为同一地值得商榷，这直接影响到燕下都始建年代的判断。
第二种观点，“战国中期说”，以瓯燕、许宏等学者为代表。
瓯燕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对城址的年代进行了全面分析。根据1958年的调查发现，从城墙夯土的包含物推断“城址建筑年代不会早于战国初期”；从城址内文化遗存出发，某些遗迹可早至春秋时期，晚至西汉初年，大多数遗物仍属战国时期，根据燕下都内高台建筑的规模，判断这些建筑“恐怕不是数十年所能建设起来的”，认为燕昭王不大可能修筑宏大奢靡的宫殿群，昭王之后几代燕王面临诸侯国的征伐，更没有时间和国力去营建宫殿建筑。之后瓯燕虽同意城址建于燕昭王时期，但指出“一些手工业作坊（如13号遗址）的遗物大面积出现，所在地层为战国中期前后，似乎比燕昭王时期要早”③。
瓯燕与黄景略④都认识到城墙夯土中包含物是推断城址始建年代的重要依据，即不早于战国初期。瓯燕还从城内建筑遗存的年代推知城址的使用年限，印证了主要是战国时期，但是否始建于战国时期，仍没有定论。13号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年代早于燕昭王时期，因战国的手工业作坊为官营，说明在战国中期前后武阳城内已有燕王处理政事，且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中心。因此，燕下都东城内的遗迹应早于燕昭王。
瓯燕根据城内墓葬区来反证城址的年代。他认为九女台M16中“仿铜陶礼器”现象始于战国中期，墓葬也不晚于战国中期。因城址中国君及贵族长期居住，死后才会埋葬于城内，推断城址“基本都不晚于战国中期”。与同时期诸侯王的墓葬位置对比可发现，韩、赵、齐等国大型墓葬区都见于城外，若把燕下都东城的宫殿区视为内城，则虚粮冢和九女台两处墓区与内城有河渠相隔，距离更远的辛庄头墓区也分布于城外，由此分析，燕下都城垣的建造时间或晚于墓葬的埋葬时间。
许宏主要从城址的文化内涵对城内遗迹的历时性变化趋势与城址年代之间的关系做出大致判断。春秋时遗存仅分布于东城的西南部，遗迹仅涉及小型房址、墓葬等。战国早期遗存分布有所扩大，均为一般性居住址，某些遗址发展为手工业作坊。战国中期，出现与都城规格相应的重要遗存，城址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战国晚期，遗存分布范围向北已扩展至东城隔墙以北。以上均说明城址功能分区在不断强化。⑤
许宏与瓯燕的观点类似，认为燕下都始建于战国中期。考古工作者对西城西垣进行了解剖，得出“建造时间不早于战国早期”的结论，许宏结合“西城建造时间晚于东城”以及东城内遗存的出现，认为西城城垣可能始建于战国中期前后。关于东城的始建年代，李晓东认为营建于公元前4世纪，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⑥。
此外，许宏结合郾侯载戈和《史记》的记载，推测营建于燕文公之时。西城可能建于昭王对燕下都大规模扩建时。城址内出土有郾侯载戈、矛等，郾侯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燕成侯，《史记》所记之燕文公⑦。郾侯载戈与之后燕君戈的样式基本相同，均为本地制造，反映了燕文公及后世燕君在下都长期执政的情况。
《燕下都》发掘报告认为，燕下都始建于春秋中晚期，与史籍中记载的“桓侯徙临易”与“燕文公徙易”大致对应。然而，陈梦家根据易州出土的燕国铜器多为战国时期，结合《燕世家索隐》载“燕四十二代，有三桓侯，二文侯”，认为春秋中晚期与前697—前691年在位的燕桓侯不相符，推断“徙临易”为前369—前359年在位的燕桓公，“徙易”为公元前358—前330年在位的燕文公⑧。
曲英杰与许宏的观点一致，同意“武阳城分前后几次修筑而成”，东城隔墙以南规制方正，多战国以前遗迹遗物，可能为燕文公修筑。曲英杰通过对东城四面城垣与隔墙的宽度进行对比，认为横贯东西的隔墙、虚粮冢墓区和东城北部的兵器作坊皆为燕昭王时修筑⑨。关于东城北部隔墙，段宏振则认为“战国末期赵国占据武阳之后所建，而并非燕国营建或扩建燕下都时期的原本建筑”⑩，可以肯定的是，燕下都东城至迟在战国中期已具备城邑的基本形态。
第三种观点，“战国晚期说”以傅振伦和俞伟超为代表，认为燕昭王始建燕下都。
北魏时期地理专着《水经注》提出燕下都建于燕昭王时期，对后世影响较大。《水经注·易水》云“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七十里”“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k。从中可以看出，郦道元认为武阳城为燕昭王（前311年）始建，太子丹（前232年）续建。傅振伦认为，“武阳在修建下都以前，可能还是个重要旧邑”l，认同郦道元的看法。俞伟超认为燕下都遗址为“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该城的繁荣时间主要是燕昭王（前311—前279年）以后”m。
综上梳理学界关于燕下都城址年代的探讨，分歧之一集中于武阳城建城始于何时以及武阳城作为燕国下都始于何时，分歧之二在于将史籍中的燕桓公与燕桓侯，春秋和战国的两位燕文公混淆。
2 相关分歧探讨
燕国在东周时期共存在蓟、临易、易、武阳等多座都城，其中武阳城被视为燕国下都始于何时长期没有定论，故可从临易、易、易县三地的地望和史籍中有关燕君徙都的记载着手探讨。
临易、易和易县是否为同一地点？学界众说纷纭，未形成统一看法。关于临易的地望，《读史方舆纪要》称在雄县之北的废易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陈梦家认为“雄县临易，易县亦临易”，临易、易、易县为同一地，燕文公徙易在易县，即今燕下都。临易n被认为是战国时燕国的易邑、汉代的易县，但汉代的易县应指今雄县，与今天的易县并非一地。易可指易水，在古籍中可作为这一范围内河流的总称，雄县和易县都靠近易水，但并非同一地。根据地理位置与出土遗物，今容城县境内的城址与临易更为贴合。
武阳城建城始于何时？东周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和筑城运动的开展，城垣逐步增高加厚。城邑修建完成的标志是城垣的修筑，依据城垣修筑年代的下限可判断出城邑完成修建的大致时间。燕下都西城为附郭，是后期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临时增筑的，并不在燕下都修建初期的整体规划范围之内，对西城城垣的年代可先不予考虑。燕下都东城城垣一直未做清理，具体建造年代尚不清楚，可根据城垣与相关遗迹的地层叠压和夯筑方式做出大致推断。战国晚期以前的大多为“窝夯”，而隔墙墙基内的夯窝为“平夯”，隔墙墙基对东垣有明显的叠压，隔墙的建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则东垣的建造年代应在战国晚期之前o。
武阳城何时成为燕国下都？《水经注·易水》载：“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燕史上共有两位以文公为谥号的国君：一是前554—前549年的文公，二是前361—前333年的文公。两位分别处于春秋中期和战国中期，时代悬殊，可从各自的历史背景加以论述，分析哪位文公更具备“徙易”的主客观因素。
战国中期的文公为釐公之后，燕釐公时，燕齐交兵取得重大胜利，文公徙易是为了进攻齐国而谋求南进。“燕釐公三十年（前373），败齐于林营”，“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5），齐师及燕师战于泃水，齐师遁”。这两次燕齐之间的战争均以燕国胜利而告终，战胜齐军增强了燕国上下的信心，为了防范齐国再次进犯，燕君意识到应把国都向南迁徙，守卫燕国南境。因此，“徙易”有可能发生在战国中期的燕文公时期。
若是春秋时燕文公“徙易”，都城内应存在春秋时期的大量宫殿建筑遗迹。然而，根据考古工作者对东城的发掘，大型夯土台基均为战国时期。
多处夯土台基均围绕武阳台而建，武阳台的始建年代则成为解决整个宫殿区开始规划建造的关键。许宏注意到东城隔墙与三号河渠之间的地带存在建筑遗址、地下夯土建筑遗址和建筑材料埋葬坑等遗迹，说明战国中期已出现以河流为自然屏障划分的功能分区，武阳台和老爷庙台等宫殿建筑均修建于此时p。段宏振依据武阳台附近两个地点发现的脊瓦、筒瓦、饕餮纹半瓦当等埋葬坑，认为是武阳台宫殿建筑的废弃材料，推断“武阳台宫殿的正常使用期的最晚时间大致应在战国晚期晚段”q。除此以外，武阳城内春秋时期遗迹发现于东城南部一带，表明春秋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但都城的主要标志即大型宫殿建筑遗迹并未发现，因此“春秋中晚期的考古遗存似乎尚不具备都邑的规模与性质”r。“春秋时燕文公徙易的目的地为武阳”这种说法不太可能。
石永士从出土遗物对燕文公的继任者燕易王s进行了考证。燕下都曾出土郾侯载（即燕文公）的铜戈，郾侯脮和郾王职兵器上均刻有特定文字，在之后戎人、詈、喜等郾王的兵器上都未曾见到，判断郾侯脮不会晚于郾王职。从郾侯脮戈的形制来看，与郾侯载戈明显不同，而与郾王职戈相近，推断年代应晚于郾侯载，综合以上判断，郾侯脮可能是燕易王t。以上可证明昭王之前已有燕王迁徙至此。结合燕下都兵器形制分析与铭文考证，基本确定燕文公时燕下都曾发生过军事冲突，文公时燕下都的地位不仅是前沿军事哨所，也是政治中心。
关于哪位燕君是武阳城的初建者，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战国中期燕文公徙易后创建燕下都的可能性更大，燕昭王在位时进行扩建，并非春秋时桓侯或文公初建，也非昭王创建太子丹续建。
3 燕南长城与燕下都建城
燕南长城是燕国为了抵御南部诸侯国北上攻燕而兴建的防御工事。随着燕下都政治军事地位提升，燕国南部防御设施的修筑尤为重要。同时，燕下都也为燕南长城的建设提供了必备的军事力量和物资。因此，燕下都建城在先，燕南长城修筑在后，探讨燕南长城的修筑时间也为燕下都的始建时间提供了佐证。
关于燕南长城的始建时间，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始建于燕易王前后u，另一种认为始建于燕王哙时期v。战国中后期，燕国与周边赵、齐、中山等国多有纷争，“燕釐公三十年，败齐于林营”，“燕易公初立，齐乘丧伐燕，取十城”，在战国中期前后的釐公至易王之前，齐国多次攻入燕国境内，对燕国威胁最甚。前332年，燕易公始称王，燕国国力有明显提升，为了南下与其他诸侯国争霸，同时也出于防御的目的，易王做出积极的防御政策，开始修筑防御工事，燕南长城的始建时间最有可能是此时期。
易王之后燕王哙即位，燕王哙在位时不理政事，“国事皆决于子之”，子之当政三年，燕国大乱，民不聊生。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起兵推翻子之，齐国趁机攻燕，燕国“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子之之乱”是战国中后期燕国一次大规模内乱，使易王治理后的燕国再度一蹶不振，还引发了齐国大肆入侵。经过燕王哙时期的“子之之乱”后，燕国意识到要防备南部的齐国，随后对长城进一步加固。太子平即位为燕昭王后，燕齐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可见燕南长城在守土安民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对燕南长城的始建时间做出大致判断，从文献中可对燕南长城修建的下限做出合理推断。《史记·张仪列传》载：“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w《史记正义》作注，“易水、长城”皆在易州界，最有可能为燕南长城，说明燕昭王时燕国已完成南长城的修筑，并将其视为抵御秦国的边境线。
易王与燕王哙时期曾发生齐国攻燕，说明燕南长城大致始建于易王或燕王哙之后，反映出燕下都在易王时已具备完善的城邑规模，同时也印证了燕下都始建时间应在易王之前，最有可能为燕文公。
4 结语
燕下都作为燕国南境的军事前沿，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纷争之际，承担了燕国守土争霸的军事功能。本文通过对燕下都始建年代的探讨得出相关认识：
燕下都始建年代大体存在春秋中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三种观点。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将文献中的临易、易与武阳城所在的地望混淆，将徙都的桓侯、文公与考古遗迹的大致年代盲目对应。从燕下都考古发掘所表现出的城垣、城内遗迹等年代早晚关系，文献中关于燕王在下都的史事记载，以及燕南长城的修筑等证据，可推断最有可能在燕下都居住并行使政治权力的第一位燕君是燕文公。燕昭王时燕下都作为军事前沿而大规模使用，兼具政治、经济等多种功能，并一直沿用至秦灭燕。
注释
①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J].考古通讯，1955（4）：18-26.
②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本文有关燕下都遗址的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③瓯燕.试论燕下都城址的年代[J].考古，1988（7）：645-649.
④黄景略.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J].考古，1962（1）：10-19，54.
⑤许宏.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1999（4）：60-64.
⑥李晓东.介绍燕下都遗址[J].河北学刊，1982（1）：141-142.
⑦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燕简公以下世系[J].燕京学报，1949（37）：97-141.
⑧此处的文公，纪年作成侯，世本作闵公，燕策称文公，苏秦列传称文侯，统一使用《战国策·燕策》的称呼。
⑨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303-312.
⑩段宏振.燕下都东城隔墙辨析及城市格局的新认识[J].考古，2023（5）：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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