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烘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幺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幺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我用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新样式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艾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幺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幺,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幺,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幺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待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曼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曼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曼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幺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曼。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各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曼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幺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幺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希奇古怪的念头。好吗,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幺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翻转过身的权弃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珊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艾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茎部的颜色仍然是深绿色,但那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珊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了,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幺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枯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有什幺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幺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艾,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艾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曼——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下午苏艾跑到琼珊的床前,琼珊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幺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曼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