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
《小兵张嘎》中的汉奸胖翻译有句经典台词：“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直到本世纪初，许多人还习惯性地把去饭馆吃饭叫做下馆子。但如今，下馆子这个词已经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少被人提及。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去饭馆吃饭是很奢侈的。大多数家庭日常饮食是几个大馒头配一个菜，条件差些的就拌个咸菜。平日里谁家要是炒几个菜，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家一日三餐以粮食为主，蔬菜做得口感比较咸主要是为了下饭，逢年过节餐桌上才有鸡鸭鱼肉，但也是数量有限——几斤猪肉、一只鸡、一两条鱼，主要作用是解馋，增添喜庆气氛，不可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人们内心是很向往下馆子的。
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饭馆里的各种炒菜、砂锅、熏肉、炖肉，让人垂涎三尺，虽然当时的售价与今天相比，便宜得很，但那时人们的收入也低，除非喜丧大事或是招待贵客才会下一趟馆子。
如果出门下馆子，老北京人多选实惠的去处——长安街的长征食堂，新街口的西安饭馆，文津街的朝鲜面馆，以及烤肉宛、馄饨侯、都一处、一条龙、李连贵大饼等都是实惠又好吃的选择。红烧肉米饭是顶级的美食——服务员盛一大碗米饭，再从保温桶里舀一大块红烧肉，放在米饭上，再浇一勺肉汤。顾客吃的时候拌着肉汤吃米饭，再就一口红烧肉，那滋味不是今天的山珍海味所能够比拟的。面条更常见——清汤面、打卤面、肉丝面、炸酱面……只卖八分钱一碗。
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家家种田织布自给自足，极少有人选择在外就餐。除非是跑江湖做生意的，赶考的考生，像徐霞客那样的古代“驴友”——总之，只有离家在外的人，才会为了填饱肚子下馆子。上下有别，上多为尊称，如上学，下则多少含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如此一想，对古人特别是老百姓而言，下饭馆并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据说，北方不少乡民进城谋生，为了省钱会背着自己烙的馍，下馆子只买一碗汤。
当然，馆子也分档次，其中不乏一些价格高、环境好、菜品佳的饭馆备受名人雅士的青睐。《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5至12月，鲁迅这位爱吃北方饭的绍兴人下了30多次馆子，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广和居报到。1912年5月7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夜饮于广和居。”广和居创始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原名叫盛隆轩，位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文人墨客、名公巨卿乃至军机大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
如今很多“90后”“00后”已经没有了对下馆子的期待——点外卖很方便，大多数餐厅的价格也很亲民。在外就餐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去饭馆吃饭已经和“上”“下”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