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荣
摇把电话早已悄然隐退，归隐到历史垃圾堆里怀念过去的辉煌去了。现在能看到的摇把电话也只是被安放在文字之中，用于怀念与感恩。科学技术已经让通讯坐上了快速火箭，再遥远的距离也被拉到了咫尺之间，即使是到了遥远的星球，也能传回声音与图像。
然而，摇把电话却在人类进步的路途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论把它放在历史的哪个角落，都无法否认它曾经的作用。
我与摇把电话就有着一段不解情缘。它因此悄悄地改变了我的性格和我的处世态度。
那是1984年，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了一名有正式工作的“上班族”，被分配到一个叫资丘区公所的办公室里工作。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守着办公室里的一部摇把电话。
那是一只黑色外壳的摇把电话，就静放在办公桌上。平时的它，就安安静静地安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释放它的光泽。然而它一旦叫唤起来，就是一只脾气火暴的火斑鸠，叽叽咕咕地叫个不停，不赶紧安抚，它会一直叫唤下去。
我记得当时的区公所只有两部那样的摇把电话。一部就是我们二楼区委办公室的这部，另一部则是一楼秘书室的一部。整个区公所就靠这两部电话与外面的世界联络。但由于一楼的秘书是老同志，那部电话就自然被镀上了一层看不见的老资格，因而发出的声音极少。只有我们二楼这部电话整天火急火燎，从我睁开眼睛开始，它就一直没有消停过。我的任务就是把它安慰好。只要它一叫唤，就赶紧走近它，拿起接听，让它安静下来。所以对这部摇把电话而言，我就是它的守护神，或者叫冲锋的战士。因为这部电话连接的，既是我的饭碗，也是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国计民生大事。一旦误事，就要坏大事。所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
如果是公事，我就是中转站，得尽快把通知发到个人。如果是私事，也同样不能耽误，也得尽快把通知发到个人。因为那些人的嘴巴也同样关系着我的前途与人品。所以只要是听见电话响，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得发起冲锋，快速地向电话冲去。
曾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正在二楼会议室开会，旁边的电话突然响了，我几乎是本能地就弹跳了起来，拔腿就朝那边冲锋。
“他屁股上肯定装有弹簧。”
转过身，发现同事们正在笑话我。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得接着冲锋，然后冲进办公室，迅速抓起听筒：“你好，这里是区委办公室。”
倘若是在楼下，或是大院里听见电话铃声，我的腿上必是安上了风火轮，嘚嘚嘚跑上楼，一边喘息一边接听：“喂，你好，这里是区委办公室，请问你哪里？你找谁？”
直到把传播来的信息紧紧地抓住了，心里才能安宁下来。
就这样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遇事必须解决了，心里才能踏实下来。
即使这样，摇把电话还是没完，它依旧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大山区，电话线路不好。而且得通过桃山和资丘两个邮电支局的转换，才能接通到外部世界，电话信号似乎患了病一样，时弱时强。这样每次接电话，我都得把嗓门的大门全部打开，将接电话变成了喊电话。所以只要一接电话，我的声音就几乎响遍整个区委大院。
更恼火的，则是当时的区公所有八个乡镇，二十多个区直单位，每一次的会议通知，都得将同一内容重复喊上几十遍才能完成。这样每一个通知传出去，声带终于承受不了那种高强度的工作，沙哑、口干、舌燥、恍惚，似乎接电话就是爬山。
也正是这样，接电话时的大嗓门就被焊进了我的潜意识里。即使后来离开了办公室，甚至到了手机时代，我的这个习惯依旧改变不了。每次接电话，嗓门不自觉地就开到最大。若是在街上接电话，或是在其他公共场合接电话，则会引来无数行人侧目。
老婆总是提醒我：“接个电话这么大声做什么？喊得人人都能听见。”
“习惯了。”
确实是习惯了，它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开关，只要接电话，那开关就自行打开了。即使偶尔意识到声音大了，有意识地调小一些，但下一次依旧如故。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摇把电话强加在我身上的这个习惯，却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那就是内心更加坦荡，所说的一切根本就没什么值得隐瞒的，可以全部大声喊出来。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时候，偶尔也能想起摇把电话，它那种踏实的触感，宁静与坦然……
（编辑 于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