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理工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郑晓静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大，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条件，而其中，贸易自由化又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而出现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差距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和研究，并将着眼于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研究，着力探索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分析部分探索性地将贸易的两个部门——进口和出口分开讨论，试得出进口和出口贸易各自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后，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结合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整体影响分析，为中国今后如何更好地利用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便利及防止或减少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政策建议。
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将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贸易自由化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可以对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长短期均衡进行分析。
模型的设定如下：
其中，GINIt代表t时期中国的GINI系数，α是常数项，X代表所有的解释变量，包括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贸易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解释变量，下文将展开介绍，ut代表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OPEN(贸易依存度), FDI(外商直接投资), UNEMPLOY(城镇登记失业率), UNIVER(代表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率),CORRU(政府腐败指数)。本文没有单一地将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贸易依存度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研究，而是在模型中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他因素，这是因为，除了贸易依存度之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
2 实证分析
首先，本文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居民的登记失业率UNEMPLOY，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UNIVER和政府腐败指数CORRU这些解释变量进行不同的组合，估计了四个模型，分别记为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模型Ⅳ。再者，由于本文做的是贸易自由化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时间序列分析，因此，本文将做关于模型的自相关检验，并将在每个模型的估计结果里，列出DW检验统计量的值。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比较不同模型中同一解释变量的符号是否有变化，可检验该解释变量的稳定性。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四个模型的判定系数和修正的判定系数均较高，且四个模型的F统计量都以较高的值都过了F检验，这表明模型整体是显着的，即四个模型都较好地解释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再看单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显着性。首先，在四个模型中，贸易依存度的系数估计值均是正的，但对应的t检验统计量却并非都是显着的。在模型Ⅰ、Ⅱ中，贸易依存度OPEN的系数是显着的；而在模型Ⅲ、Ⅳ中，该系数却是不显着的。这主要是因为模型中存在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的一个显着结果就是模型整体是显着的、然而单个变量或多个变量的t检验结果却是不显着的。但是在选择模型的解释变量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任何统计检验都无法否定一个在经济理论中与被解释变量有重要关系的变量。因此，四个模型均表明，贸易依存度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倾向于扩大我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
其次，在所有的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的，这与本文的预期是相符的，即外商直接投资将扩大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加之外资企业支付的高额效率工资，使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上升，而不具备该项素质或技能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却相对下降，这便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第三，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PLOY。在模型Ⅱ、Ⅲ、Ⅳ中，城镇失业登记率UNEMPLOY系数的估计值均为正，且均是统计显着的，因此，该估计结果是稳定的。这个结果说明，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对我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大的影响，且是倾向于扩大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由于失业的居民收入非常低，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失业率越高，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总体收入差距就越大，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
再次，根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可知，受大学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UNIVER的系数估计值有正有负，且单个系数均是统计上不显着的。这也与本文的预测是相符的，即UNIVER的系数符号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变化。当然，由于模型中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问题并存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受二者影响而导致系数符号不正确或系数不显着的结果。但正如上文中的分析，由于UNIVER在分析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模型中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不能因为系数的不显着而将其剔除。
最后，政府腐败指数CORRU。该变量的系数为正，这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即政府腐败程度的扩大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虽然该系数的t检验是不显着的，但由于模型整体是显着的，因此，该系数为正，说明政府腐败收入的增加确实会导致我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综上所述，贸易自由化确实会倾向于扩大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失业率以及政府腐败指数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均是正向的，即三者的增加均会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
3 进口和出口贸易分别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整体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而贸易中包含了进口和出口两个部门，那幺，进口和出口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一致的还是不同的？各自的影响又有多大？这些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很多的涉及。鉴于此，本文在下文的分析中将把进口和出口两个部门分开讨论，试得出进口和出口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同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分部门讨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时，采用的被解释变量的数据为我国人均GDP的GINI系数，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在做方程回归时遇到多重共线性问题等问题而无法得出结果。此外，用进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与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代替原来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即贸易依存度。
通过五个回归方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五个回归模型中，除第一个模型外，其他四个模型的判定系数均较高，且均以较高的F值通过了模型的整体检验。本文认为，模型Ⅰ的整体检验之所以不显着，主要是因为进口和出口之间本身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因此，无法很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动。但在之后的四个模型中，可以看出，进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且均是统计显着的。这表明，进口的扩大将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与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且也是统计显着的，因此可以得出，出口的扩大将有利于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他解释变量除CORRU的系数估计值符号与前文不同外，均没有变化，即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失业率的扩大将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分部门讨论时，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即UNIVER这一解释变量的符号始终为负，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之间存着着反向相关的关系。至于政府腐败指数的系数符号显示为负，本文认为，主要是因为模型存在自相关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在实际中，政府腐败指数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负向关系，此外，由于CORRU在模型中是一个重要变量，也不能因此而在模型中剔除该解释变量。
4 结语
伴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逐步深入，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入WTO不久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借助贸易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等经典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将进口和出口两个部门分开来讨论，试探索二者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贸易自由化确实倾向于扩大我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然而，对外开放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却仍是勿庸置疑的。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促进了报酬体制与要素分配的进一步市场化：鉴于市场经济本身注重效率，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倾向；在分配体制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于按劳分配本身就能体现出收入差距，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使收入分配差距更趋于扩大。然而，这些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当按要素报酬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足够高时，贸易自由化将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广大劳动力资源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从而根据S-S定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相对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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