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肃俊
致新儒商
文/肃俊
关于儒商的定义，近代人们一直在讨论，其中不乏很多需要讨论和争议的内容。商人，中国有句古话：“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人们的概念中认为商人是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唯一目的就是不管用什幺方式来获得利润最大化。而传统儒家文化中也有倡导“勤于教子，耻于经商”，孔子也曾说过“君子不言利”这样的话。这说明，儒商概念的形成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义利关系的探讨之中。
“儒商”一词，起源何时，暂无确切考证。大体言之，晚明社会出现“富贾何负宏儒”的商儒关系新论，儒商的观念则大约因之而起。儒家思想史上，人们往往将子贡视为儒商的典型代表，而范蠡、计然也被视为儒商。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义利关系主张可以用“以义生利”来代表。孔子主张“罕言利”（《论语．子罕》），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还希望人们树立“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美德。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而讲“仁义”，但并不绝对的排斥“利”，他还指出人民只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才有可能“治礼义”（《孟子．梁惠王上》）。而后荀子对义利关系作了比较全面地论述，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好义与好利两种倾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即主张用义来制约利。而后，司马迁认为人是好利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北宋李觏肯定了利欲的正当性，“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原文》），但同时强调言利言义要以符合礼为前提。苏洵认为义是调节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准则，对于每一个人的自发要求必然有所否定，所以既是“宜天下”，又要“拂天下之心”。义既然要“拂天下之心”，就必须与利结合才能起作用。
对于孔子的思想首先要明确，孔子是“中庸之道”而不是“极端之道”，也就是做事不走极端。孔子的“不言利”并不是绝对的不言利，如孟子所说，只是不言暴利而已。孔子是要在“义”与“利”之间寻求平衡的。这与西方经济学的唯利是图的所谓“经济人”假设是完全不同的。孔子的这种不言暴利的思想非但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它还能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平衡的发展。因为当代市场经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义利关系问题，也就是经济社会相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综上，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主张义利结合，并普遍将利民置于第一位。
而且，儒商精神之中更包含了修己治人、经邦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为商者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只是一种手段，儒商精神的最高境界回归于自身德性的修炼，上升为一种民族振兴的博大胸襟。
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儒商精神是整个东方经济经营理念的精华，其理论重心更在于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将经济学的理论上升为为商者德性的修炼。重视义与礼的制约作用，“义”是指合乎“仁”的行为，“礼”是指仁心的外在表现，儒家主张“仁本礼用”，推崇整体的和谐与均衡，尊重传统与伦常，在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谋求自身的利益，更加强调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将经济发展最终回归于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当代中国人对于“商”的价值认识早已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人们有感于商人逐利而无所不用其极，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呼唤有道德、有文化的儒商群体的出现。而在现代社会，“儒商”就是以高度的哲学智慧指导企业经营的新型领导者。是商人成长发展的终极目标、最高形式。是真正能跟“企业家”名实相符、对等的名词。作为商人进化的最高形式，它的涵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儒商需集修身与智慧于一身，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立德立言之宏志，更要有融会东西、横贯古今的智慧。二、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同时能够凝塑出属于自己的足以垂范后世的新的成功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儒商拥有的是一种超越经济的价值观，在儒商理念里，经营是手段，目的则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理想，借以超越生命，达到永恒。
儒商是能够把自己的成功理念用于造福于广大人群；儒商是成就自己，进而成就大众，实现普世意义上的超越自我；还有就是“儒商”的知识涵养的要求要更高，它不仅要懂得君子求财，取之有道。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还要比儒商在为人处世、经商管理自己事业上都要更有智慧。这就要求“儒商”需具备一定的国学涵养，对传统文化精髓有深切的认知。
儒商作为学习型、教导型企业家，就要能够将古今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古往今来，历代伟人唯以博闻修身，方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略。成就伟大企业家，只有通过修身（修齐治平、格物致知、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以培育人文情怀，具备广阔的胸襟，同时有横跨古今之博闻，明鉴历史得失之大德，方可成就伟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少富豪浮沉的教训证明：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管理者，成一时之功易，成一世之功难。领导者的能力、眼界、胸怀、战略、责任感、使命感。能力，是随着企业发展、环境变化，自身学习进步、与时俱进、与责任担当相匹配的能力, 领导者的视野、修为、思维模式和人文底蕴决定了事业发展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长度。中国企业的发展在借鉴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更要借重东方传统智慧的伟大力量，将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理念和工具进行有机结合，才是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