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格利特和达利是公认的超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画家，二人因成长经历、脾气秉性、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见解以及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和追求的差异，其作品在相似背景且属于同一阵营的情形下又呈现画风相异的现象。本文力图通过比较马格利特与达利超现实主义绘画，探究两位画家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不同理解和阐释。
【关键词】 马格利特;达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3-0051-02
一、达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达利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的艺术创作受弗洛伊德影响极大，他将自己当作后者学说中的一个例证，并认为其作品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完美重合，是名副其实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弗洛伊德的角度对达利并没有太大的热忱和兴趣，仅仅将他视为众多西班牙画家或超现实主义画家中的一位，并没有什幺特殊之处，两人唯一的会晤是在1938年的伦敦，达利为了此次会见做了很多准备，包括交谈的内容和外在的形象，在达利的一番慷慨陈词后，精神导师对他并未品评太多，只是向他指出：“你的画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达利作品或其创作方法中涉及的无意识是假象，是表演，认为其超现实主义也索然无味，只是为了契合自己的理论。
此段轶事不得不让人在赞叹达利惊人想象力和高超绘画技巧的同时打上一个问号：达利的创作及其言论有多少是可信的？支配画家创作的究竟是潜意识还是意识？在这里可以以“星相说”为例作个类比：众所周知，在传统星相信仰中，根据人出生月份的不同可分为十二个不同的星座，每个星座又有不同的特质，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则是不同的三观、性格甚至优缺点。若某人深谙其道并将其实践到日常生活中，便不能称其为天性使然，因为这不能成为某人的性格特征映衬星相理论的证明，只能视作星相理论改变人的例子。达利和潜意识心理学的关系恰如人与星座属性的关系，倘若达利未曾读过弗洛伊德的着述且又画出如此梦幻、超现实的作品，便可以称其为不谋而合，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达利一生高举的潜意识均是意识的产物，他的无意识绘画也是经过意识反复推敲后描绘出来的。
不单是绘画，达利的生活、外表也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与至亲决裂、娶长自己十岁的女人、永远坚挺上扬的胡子和瞪大的双眼、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等等，以至于很多人视他为疯子，但达利绝不是疯子，他是深谙弗洛伊德理论的疯狂天才，他的疯狂、乖张、令人啧啧称奇的想象力，使传统绘画与现当代思潮完美结合，成为西班牙继委拉斯贵之、毕加索之后的又一颗耀眼的明星。
二、马格利特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解
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态度，马格利特和达利是相反的，他本人不鼓励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解读：“真正的绘画艺术是去构思并实现一种绘画的能力，能够给予观者对外部世界的纯粹视觉认识。”曾有人根据他儿时亲目母亲溺水而亡后被打捞上岸的经历断定：日后画家创作的《情人》（图1）中出现的两个蒙面情侣的造型定和画家的经历有关。这样的判断依据便是出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以上的猜想画家本人是拒斥的，虽身处超现实主义阵营，画家对达利式的梦幻并不抱有兴趣，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道：“为了做到能专注于创作那些可以揭示人间奥秘的图画，我必须十分清醒才行。”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马格利特“决心要用理性本身的武器来与理性搏斗”。当超现实主义阵营中的大部分成员倾向于搞些偏执狂式的活动时，马格利特却走在探求理性的独木桥上，这也是画家于1930年离开聒噪的巴黎返回布鲁塞尔的最大原因。
观赏马格利特的绘画作品能感知到画家追求的理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绘画创作本体的合理性，二是创作涵盖的哲理性，对本质的探寻。首先探讨画家创作本体的合理性追求：马格利特的创作与达利有一点相同，均以写实手法来表现，且比达利在绘画技法上更为朴实，虽然在某一阶段曾受印象派色彩的影响，但那只是昙花一现，画家很快又找回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表达形式。
关于绘画本体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马格利特与达利各自作品带给观者的感受：观看达利的画带给人直接感受是不舒适，想必这也是画家刻意为之，刺激观众的感官定是他早有预谋的，相比之下马格利特的画实在悦目太多：和谐的色调、弱化的对比、平面化的形象处理等要素被画家捏揉在一起，给人静谧、平和、内敛含蓄之感，相比达利用意识表现潜意识的疯狂与高调，马格利特则是温和的，画家一生低调简朴，与初恋结婚，衣食住行再正常不过，放肆妄为的举止在画家身上是找不到的。
再者探讨马格利特创作背后映射的理性追求，对本质的追问，前文中提到画家善于描绘身边的普通物品，使其不合理的并置在一起，再配上令人捉摸不透的标题，都是有悖常规理性的趣味，反映了画家的思考，同时启发了观众。相比达利在潜意识问题上倾诉型的表达，马格利特更像是理性的发问者：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假象，那幺何为真象？何为本质？我们又该如何感知到它？他的画像是谜语，是一种黑色幽默。然而正是本质的不可知性与潜意识的不可认知的特点有交集之处，虽然马格利特没有像众多超现实主义者视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无上至宝，但他的作品表现出的神秘性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反倒更为契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不是鼓吹纵欲无度的人，相反他的私生活无可挑剔，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他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在极为理性的条件下进行的，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人格与影响力分析》中写道：“弗洛伊德身上最显着的，也许是最强烈的情感力量就是他热望真理，坚信理性。”可见，比起达利，马格利特和弗洛伊德在个人追求、人生经历等方面更有相似处，他们都是冷静的分析师，在各自的领域里追求本质、真知，留给世人的不是结论，而是疑问。
三、结语
马格利特和达利都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画家。前者通过并置的手法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和物体重新组合使观者无法解读，充满谜团，画家颠覆性的做法出自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试图从另一个视角解读已知世界中的未知性，为画中的常规元素赋予了非常规的含义，引人深思;后者是一位涉猎众多领域的艺术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推崇启发了他创作艺术的“偏执狂批判法”，他的作品风格多变、内容怪异，以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众多充满梦幻、疯狂、歇斯底里、极具表现力的艺术作品。二者在相近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了忠于内心且风格独特的绘画作品，为传统的架上绘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表现形式，同时从侧面映射了社会上新观念、新思想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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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汪洋，男，汉族，河南濮阳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