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蒙古驿站是蒙元时期朝廷用于军事情报、传递圣旨而创建的传递信息的网络。它主要分布在各个交通枢纽及交通要道的路上，连接了各个地方的通讯，而驿站人员能够为来往的信使准备好抵应。驿站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为来往者的信使提供驿马、食物，住宿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依照朝廷规定为高速飞驰而来的驿马、疲惫饥饿的使者提供路途必需品，虽然看似简单，却也蕴含着游牧民族的习俗与智慧。
【关键词】 蒙古驿站;抵应;民俗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47-02
道路交通犹如人的脉络、血管，脉络血管畅通才能保证人生命的发展，而道路交通则维系着一个国度的生死。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后，他们以扩建领土为主要战略，不断的出征向周围领土发起进攻，战争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随着领土变得广阔，战争路线延长，前线与指挥部之间的通讯、搬运物资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们在领土内广泛的设立驿站，从而形成了转运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蒙古帝国时期的驿站是根据自然环境、气候、地理、交通需求制定的体系。节省时间，抄最近的道路是驿传的方式，为使臣提供抵应是驿站的主要工作。在驿站和使臣的互动之下，通讯能够极快又安全的送达目的地。
虽成吉思汗时期驿站初显，但处于初创阶段。《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在1219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前往汗帐途中其徒弟李志常将所见所闻记录的一本游记。1220年正月，丘处机率领门徒十八人出发，在燕京（今北京）等地逗留多时。1221年春，离宣德（今河北宣化），取道漠北西行，当年11月抵撒麻耳干（前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次年4月于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10月离撒麻耳干东还，1223年秋回到宣德。在这场艰辛又遥远的路途中，他们到驿站休息，得到食物补给和驿马。这个游记也证明了成吉思汗时期使臣或传军报时已开始利用驿站传递消息和住宿劳顿了。窝阔台时期驿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于1229年即帝位，对外不断进行军事征讨，当时，他进兵波斯、攻钦察、不里阿而等地，自己亲率军队进攻金朝，灭金以后，又用兵于欧洲和南边的宋朝，军情急务，驿站不可耽误，他开始筹备一个系统的、完整的驿站。哈剌和林是当时大蒙古帝国的中心城市，于是围绕着哈剌和林建立起了驿站，他下令各个汗国须建立驿站，并负责提供抵应，同时开始制定了明确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逝世之际，他总结了自己即位之后添的四件勾当，而驿站被列为自己所做的最正确的事之一，可见驿站在当时做出的贡献之大。忽必烈时期的驿站可谓是发展到了巅峰时期，他在1260年成为大蒙古国的可汗，在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在他的统治下，修缮了运河，使水上交通得到了发展，全国实行了驿站制度，使交通网络，连接了全国各地。驿站制度更加清晰明了起来。
组建一个拥有完整体系的驿站过程中，元代朝廷从百姓中抽取驿户、马匹、食物。《蒙古秘史》中记载着窝阔台曾讲过这样的话：“使臣往来，沿着百姓处经过，事也迟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叫各千户出人马，立定站赤，不是紧急事务，须要乘坐站马，不许沿百姓处经过。每一站，设马夫二十人，内铺马，并使臣的给羊马及车辆牛车，定则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财一半没官。”这是最初驿站制定的一套完善的制度。从中看出，将以往经过百姓住处随选驿马的传统改为走驿站，也对每个驿站所需的站户、马匹抽取制度了准确的数字。
一、驿马
远途中让马匹休息是蒙古族体现爱马之心的方式以及保持以最快的速度传达消息的有效方法。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主要以五畜为主，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选择好马、快马以及适合当驿马这些方面有了独到的经验。天生与马为伴，积攒了丰富马文化的蒙古族，在元代也有着非常严苛的用马制度。驿马走的行程有限，如超过标准的里数，累死驿马三次将赔偿一匹马。军用马须盖马印。太宗四年颁布的法令中提出站赤人等使臣无牌回驿马将被严惩，有文字牌回而不给骑驿马者亦论罪，若系军情急速虽无牌回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十一年颁布的法令中严禁骑怀驹雌马，如违者，给者、乘者各仗五十，使臣若无急事，令乘牛车。从这些法令中，不难看出爱惜马匹是朝廷到百姓都要遵守的规则，禁止骑怀驹雌马更是显现出了仁爱之心。
世祖二年规定宣无使驿马五匹，副使四匹，委差官令使等三匹。四年，长行马使臣，圣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干当管事者其一二居长人员支宿顿分例次人与粥饭仍支给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
驿站上驿马的饲料供应，也有明确的规定。每年十一月一日，草枯时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每马一匹依准大军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秤。
二、食物
除供应驿马外，为证件齐全的过往者提供食物也是重要的公务之一。抵应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规定每人一天所需的食物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从窝阔太时期组建了一个完整的驿站体系开始的。从正使臣百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支钞十文，到世祖中统四年、至元九年、二十一年在抵应方面不断地发生变革。《永乐大典》中记载太宗1229年每人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世祖1266年，每人肉一斤、面一斤、米一斤、酒一瓶。1267年，正使臣可支粥食、解渴酒、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从人可支粥宿顿 白米一升、面一斤，长行马使臣日支米一升、面一斤、油盐杂钞一十文。
从窝阔太汗时期的驿站抵应来看，主要以肉食、奶食品和米面为主。驿站传递消息是战事的重要环节，因此抵应也与军中提供食物稍有差距。窝阔台时期所提供的酒一瓶，很有可能说的是马奶酒，而不是酿酒，宋代旅行家徐霆的《黑鞑事略》云：“他们的饮料种类有马奶、牛奶、羊奶……他们军用粮食有羊肉、马奶子。”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了马奶，也对其酿法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鞑靼人还将马奶凝稠晒干，制成奶酪，然后再将取出乳脂的马奶放在太阳下晾晒，直至晒干成奶酪。在行军作战中，他们每人携带十磅左右的奶酪，每天早晨将半磅奶酪放入皮囊中，灌入适量的水。当他们骑马时，皮囊剧烈晃动而是囊中的奶酪稀释成奶糊，他们以此为食物。”食用干奶酪和奶豆腐是蒙古族延传至今的习俗，当时对在外行军打仗的军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即时食品。根据文献记载我们能看出当时有提供肉食的规定，但是驿站人员在外怎样食用的具体记录并没有，短时间内在户外开灶是不可取的，这样会耽误消息的快速传达，所以在蒙古军营中盛行的干肉可能是可行的方法。古代蒙古军人在远行时携带干肉的原因是它蒸发掉了水分进而携带方便，重量又轻，是出征远行的最佳选择。将干肉切成小块儿，饿的时候拿出来吃，在骑马途中吃也可以节省做饭的时间。13世纪末，大蒙古国领土的不断扩增，大量的能工巧匠涌入中心城市哈剌和林，农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在各个民族杂居的环境下，饮食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蒙古族从只吃肉食和奶食品的饮食习惯逐渐转变成接受各个民族的饮食，也将这些饮食引入军事行动和日常生活当中，面、米等农作物的用途也广泛起来。
三、住宿
至元十三年三月，南宋左相吴坚一行去上都，记述了沿途的蒙古站赤“十八日，宿牛羊群站，此乃鞑靼家官人管待，名鞑靼站。并无房子，只是毡帐。鞑靼人多吃马、牛乳、羊酪，少吃饭，饥则食肉。”“站内的建筑高大宏伟，房间陈设豪华，悬挂着绸缎做的帷幔，并提供各种为达官贵人所享用的设施。即使是王公下榻这样的馆舍，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从邻近的城镇获得，而且朝廷还定期对一些驿站提供补给”。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驿站建筑是非常豪华的，但显然并非全是这样的，除王公贵族下榻外，驿站主要任务还是为使臣传递信件时提供方便、快捷为主的居所，有些地区驿站仍然以毡房居多。
元朝要求普通使臣多在驿站住宿两天，第三天不再给与抵应。长期因公务住在驿站的称作“久馆使臣”。
四、抵应来源
波斯志费尼记述成吉思汗时期设立驿站的情况时对抵应来源有详细的记录：“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万户分摊，每两个万户供应一所驿站。他们按户籍分摊，微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志费尼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成吉思汗时期的驿站制度虽处于初创阶段，但对于抵应分配方面，有明确的来源规定，但实际上，抵应来源是由千户分摊的，驿站的费用和战役是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军政合一组织—千户制来维持的。
到了元代时期，建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直通中国南北、连接中西的驿站，对当时乃时今后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不但增进了东、中部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西南边疆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开发，还使由于宋代国家割裂而阻断的“丝绸之路”重新获得恢复，从而使中外关系来往到达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驿传制度对于巩固和加强大蒙古国的统治是起到一定作用的。驿站补给文化也对现代生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时，隔一段距离便看到一个服务区，为行人提供加油、超市等服务，这些都能证明古代的驿站文化，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巴雅尔标音.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波罗.马克·波罗游记[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4]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叶新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M].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6]沈乾芳.元代站赤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5.
作者简介：
海娜，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民俗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