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店楚简的出土，可谓是填补了孔、孟之间思想过渡的空白，经研究表明，郭店楚简上承孔子理论，下启孟、荀思想，是人们研究儒家思想至关重要的文献。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展示出了孔子之后，孟、荀之前儒家礼乐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人们研究儒家礼乐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尤其探讨了礼乐、性情之关系，以及“人道”的概念范畴，并且突出了“教”的社会作用，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儒家礼乐在当时的发展做一个大致的分析。
【关键词】 礼乐；性情；人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6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2022年研究生创新科研资金项目“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22-165HLJU）的阶段性成果。
郭店楚简的发现对我国儒家思想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主流和精华。尤其《性自命出》篇对于性情的重视，对天命、性情与礼乐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使儒家礼乐制度即传承了孔子的“仁”“德”思想，又开启了孟、荀对于人性的探讨以及礼乐的发展。《性自命出》从性情出发，阐释了“人道”的必要性和礼乐教化的必然性，虽然其礼乐思想还不像《礼记》那般成熟，但对儒家礼乐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传承作用，是我们理解礼乐制度，了解礼乐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一、礼乐与性情
礼乐文化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但在远古，思想发展还不成熟，礼与乐还蕴藏在歌舞祭祀、巫术宗教当中，并没有分离出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思想文明的进步，通过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孔子对礼乐教化的重视和强调，礼与乐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思想。孔子虽然极力倡导礼乐教化，但他本人对礼乐却着墨不多，而郭店楚简却详细地论述了礼乐思想的内涵和社会作用。
郭店楚简对于“性”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虽然孔子对于“性”以及“天道”的论述并不多，但对于“性”的探讨的确是从孔子开始的。《性自命出》篇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喜怒哀悲之气就是未发的“性”，此“气”是流动变化的，所以“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感物而动并表现于外的。楚简中的“性”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论，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抑或荀子的性恶论，楚简中的“性”是一种混沌未发的状态，是无善无恶，先天成就的“性”。“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性自命出》）好恶是“性”的本然状态，在外物的触发之下才会产生恶，所以恶的对象是物，善于不善都是人的本性，而造成善与不善的结果取决于外物的性质。“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性自命出》）凡是人都有天生的本性，但心志不是固定的，是随外界事物变化而变化的，要感物而后发，本性已发为各种情感，心志便会固定下来。外物通过对“性”的引发而达到对“心”的影响，“心”以“性”为本而与外物产生联系，“心”不会自己发生作用，心志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教化才会固定下来。
“性”的未发的状态是喜怒哀悲之气，而受物的引发，便会已发为“情”，这便是“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情”是“性”的已发状态，是人之本性的各种情感。“情”是理解心性论的重要环节，情生于性，是“性”感物而发的各种情感，也是心志的外在表现，通过“情”可以窥探出“心”的状态。“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因“情”而作，可以对人的情感起到兴发、引导、约束的作用，并使之符合于人道、天道，但“礼”对人性的约束并不是简单的扼杀，而是引导其符合人伦道德。对于人之本性情感的陶冶、教化，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乐”，声音是音乐的基础，以声音为载体的乐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触动，引发个体情感的走向。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性自命出》）《赉》《武》可以使人民见贤思齐，端正自己的行为，《韶》《夏》可以使人们态度谦卑，内心和静，乐舞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感，引导人民的行为举止，从而“生于德”。楚简的礼乐思想就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是以“情”为本的，乐是人抒发情感的方式，反过来说，人的情感是乐产生的源泉，乐源于情，又能对人情产生引导作用。“情”作为乐论的起点，其准则是“信”，也就是真诚无伪，因此“乐”也被赋予了“真”“诚”的特质，真诚而又感人的乐才能打动人心。只有感情真挚，音乐才能发挥感动人心，教化德行的作用，真诚的乐声可以使人修养品行，提高道德感。礼乐对于个人情感的规范、教化，最终的目的是“生德于中”，儒家对于“仁”“德”的重视被楚简继承发挥，一个有德行、有仁爱之心，有人伦道德的个体才能成其为君子。
二、礼乐之道
相对于“天道”，《性自命出》更多的是论述了“人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性自命出》的这段论述描述了“人道”始于“情”而源于“性”，最后终于“义”而回到“天道”。《性自命出》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而连接“性”与“教”的中间环节就是“道”。“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心术”就是“心之道”，即感化人心的方法，“道”有四种，只有“人道”是“可道”的，是可以被言说、被引导的。“人道”本质上是源自“天道”的，“人道”之所以“可道”，就是因为“人道”以“天道”为最终归宿，“天道”是不可言说的，所以“人道”只能遵循。《性自命出》开篇便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乐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心”是不确定的，善与不善都是“性”，善于不善的结果取决于“性”所接触到的外物，人感官所接受到的一切事物都可称之为外物，所以外物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性”也有无穷的可能性，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恶。所以“人道”需要教化，而使人心向善，想要人人成为君子，拥有德、善的内在修养，就需要教化、引导，“可道”就是对于“人道”的引导。楚简言：“反善复始”，就是要“可道”的“人道”遵循不可言说的“天道”，“终者近义”，“情”使“人道”成为现实，而“义”又使“人道”归复于“天道”。“人道”是如何近“义”的，楚简给出的答案便是诗、书、礼、乐。
《性自命出》曰：“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皆文之，理其情而节文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诗、书、礼、乐之所以产生，皆是出于人之精神情感的需求，人们为了抒发内心情感而作诗，为了记录历史而作书，为了节制、规范人民的行为举止而作礼乐。圣人根据类别来分类整理，按先后顺序排列，体察人类合义的行为加以节制文饰，治理人类情感兴发或节制之，然后用其教化人民，教化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的心中产生道德。“中”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人之内在之性，“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情感精神、行为举止符合规范，从人性内在提升修养，产生德性。“教”的手段就是诗、书、礼、乐，楚简对于诗、书的论述并不多，而重点论述了礼乐，《性自命出》言：“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序为之节，则文也。致容貌，所以文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礼”是为兴发、节制“情”而作的，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的礼，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们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社会秩序稳定、天地万物各得其位，使人们心中有“敬”。“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乐是礼的“深泽”，按此说法，楚简是将乐归于礼，礼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礼乐之教化都是本于性情的。礼乐之教就是“人道”，此“人道”就是圣王制定的治国之道，施行圣人之道才能：“闻道反上，上交者也。闻道反下，下交者也。闻道反己，修身者也。”只有通晓礼乐之道的人才能处理好与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能对君主忠诚，下能对百姓负责，同时又能够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德行。礼乐之道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君子，那什幺样算是君子呢？楚简云：“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仁者也。行之不过，知道者也。”还没有做，人们便信任他，是因为他真诚，没有教育人民，但人民就有了性善之心，这是因为君子的心性就是恒善的，总的来说，知礼乐、有仁德，才能称其为君子。
三、礼乐之教化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性自命出》）“性”是人人所具有的，但此“性”是潜在未发之“性”，前文提到，“性”需要与外物接触，感物而动，应物而发，才能显现于外，已发为喜怒哀乐等各种“人情”。但“性”没有活动性，需要“心取”才能显现，楚简说到：“金石之有声，弗考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需要通过“心”的活动才能显现出来，例如金石需要敲打才能发声。讨论心性就涉及善与不善的问题，楚简曰：“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善与不善，都是“性”表现出的体征，不是“性”的本质，善于不善的结果取决于“势”，善与不善是“性”对“势”判定的结果，而不能说明“性”是善是恶，但由此可以看出“性”包含善与不善的可能性。楚简中的“性”是善恶可能性同时存在的，心无定志，需待物而后作，所以心志是不确定的状态，就需要学习、教化来引导人性向善、向德。“教”在楚简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儒家的仁善、德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在楚简所论述的心性上得到确立。“教”的主要对象是“心”，因为“性”没有活动性，是自然之性，“情”作为“性”的已发状态，仅是善于不善的载体，“心”能思，且心志不定，所以要想“性”发为善，就要对心志进行引导、教化。通过教化，使心生志定，从而生德于中，“教”的内容主要为诗、书、礼、乐，诗是为了抒发情感而作的，书是为了记录历史，让后人有所借鉴，礼的制作是为了规范个人行为，乐的制作是为了疏导个人情感。
楚简论述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礼乐上，就礼的教化来说，礼是由情而作的，礼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情进行修饰，节制，赋予情以道义，君子“美其情”便是道义之情。对乐的教化，楚简先从声入手，声音是可以拨动人的心弦的，也就是声影响心，可以与心互动，“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心情会随着歌声的变化而变化，笑声会让人心情愉悦，歌声也会使人兴奋。声音的内容对于心的变动起到关键作用，“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赉》《武》是歌颂周武王灭商建周的乐舞，周武王的骁勇善战可以使人心生敬畏之情；《韶》《夏》是歌颂舜、禹能继承尧、舜的美德而作，人们会被舜、禹高尚的品德，德行所感化，从而生出谦卑、德善之心。不仅声音对于人心有所影响，人心也会使声发生改变，“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心有忧思，表现出的音乐也是悲伤的，心有乐思，表现出的音乐也是欢快的。楚简言：“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楚简作者认为古乐可以兴发人心，益乐可以感发人的志向，都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以道义为原则，以仁、德为内容的雅乐才是我们加以引导教化人民的正乐，教人以邪恶的郑卫之音是不能作为乐教的内容的，由此，心受到音乐的教化，才会返善复始，长久地遵守法度。
礼乐教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心，对于心志的教化，是我们求心的重点，“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求心是非常难的，但如果我们通过乐来求心，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是因为声音可以入心，音乐对人心具有教化作用，音乐与人心可以相互影响。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礼乐制度，礼乐文化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礼乐对于人心的教化使人民各安其位，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巩固了政治的权威。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周礼，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仁”释“礼”，以“仁”来规定礼乐，“仁”成了礼乐的核心和灵魂。仁者爱人，“仁”是个体内心最真挚的道德情感，礼乐作为“仁”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教化的主要方式，成了塑造个人性情的主要途径。孟子持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心”是善的发端，而《性自命出》所论述的“心”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心”的善恶取决于心志的取向，对心志施以礼乐教化，使其走向仁善。音乐产生于情感表达之需要，情感需要真诚，真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心，《性自命出》下篇部分着重突出“情”之真实义，“凡声，其出于情也信。”乐声产生于“信”情，也就是人的真实情感，真、诚的乐声才能修养诚实、和谐的品性。《性自命出》的修养论遵循的是道、义原则，“凡悦人勿吝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伪。凡交毋烈，必使有末。凡于路毋畏，毋蜀独言。独处，则习父兄之所乐。苟无大害，少枉，入之可也，已则勿复言也。”在日常为人处世当中，要言出必行，真诚守信，与人交往，要有始有终，待人接物不可专断独行，要诚实坦荡，过去的事情也学会放下，不可反复提及。礼乐教化下的修养论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的理想人格。
四、结语
《性自命出》的礼乐思想是以“性”为理论前提，以“情”为现实依据，以“人道”为内涵，以“教”为手段的儒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措施。通过礼乐教化使心取性以定志，而生出德，这是礼乐教化的最终目的。礼乐起源于宗教的乐舞祭祀，最初是礼乐一体的艺术形态，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乐感人至深，礼使人尊卑序，而建立了完备的社会秩序。孔子时，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为了恢复西周时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援“仁”入礼，丰富了礼乐思想的内涵，加强了其教化作用。《性自命出》在继承传统的礼乐思想的基础上，更注重“情”的作用，推动了礼乐思想的发展。荀子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论述了礼乐思想的产生以及礼乐教化的必要性。到了《礼记·乐记》，礼乐思想达到了成熟，成为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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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笑，女，汉族，河北邢台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