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媛媛
【摘要】汉王朝相较秦朝获得更宏大的视野，获得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胡风东来”现象为汉王朝文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旺盛生命力，与其强大的包容性密不可分。在西汉对外南征北战、和亲商贸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原文化与北方粗犷的游牧文化相互影响交织，形成独特的风格面貌，霍去病墓前雕塑便是代表性作品。本文拟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从艺术传播交流角度，探讨西汉时期艺术交流传播现象。
【关键字】霍去病墓；石雕艺术；风格；艺术传播交流
【中图分类号】J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1-009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1.030
一、霍去病墓前雕塑风格
西汉时期，霍去病于祁连山打败匈奴军队，解除了汉王朝的北方危机，维护王朝统一稳定。汉武帝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特赐霍去病陪葬茂陵并下令其墓“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墓前共有卧马、马踏匈奴、野人抱熊等石刻雕塑共16件。雕刻手法简练，遵照了循石造型的手法，气势恢宏，雄浑一体，与传统写实雕塑完全不同。这组雕塑蕴含两汉时期的审美取向与文化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
霍去病墓石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有形更有态，且突出神的表现。马踏匈奴是这一组雕刻中最着名的一件作品，立于霍去病墓前，战马气宇轩昂，脚踏匈奴俘虏，俘虏左手握弓整体呈挣扎状。整座雕刻浑然一体，造型手法简练，仅在形体转折处进行了大块面削凿。作为纪念性石刻，这座石雕并没有通过直接雕刻将军本人来纪念而是雕刻一匹战马脚踏匈奴俘虏，这种表现方式恰当地体现了汉代石刻“意至而形不至”的美学内涵。匈奴俘虏的面部刻画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短脸塌鼻的样貌与中原人具有明显区别，体现出工匠出色观察造型能力。
除了纪念性的功能外，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提出了霍墓与汉代升仙思想之间的关系，指出墓形石雕作为纪念物，间接的表现了灵魂升天的思想。“为冢祁连山”的建造内涵、霍墓周边布置（图1）的“虎”“马”“猪”等石雕，如果将这些雕刻作去自然化理解，不难发现这些动物在汉代墓室中尤为常见且具有特殊含义的。汉代博山炉是最能直观表达升仙思想的造物，博山炉作为一种熏炉，其上山峦群峰四起，山间点缀有仙人和各种动物用以象征海上仙山。博山炉与霍墓石雕在构思上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在山间以散落分布的动物表达象征性的“仙山”含义，因此霍去病墓不仅是一件单纯的纪念性石雕，同时还具有求仙问道的思想。
在历史长河中，秦汉雕塑作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奇葩，常常被拿来相比较。从风格上来看，秦代雕塑细致而准确，崇尚写实，与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相承接，而汉代雕塑的手法是变形夸张的，视觉上大气简练，在表现上更崇尚神意的描绘。秦代泥俑陶塑多以加法制作，而唯有霍去病墓，是使用减法雕凿的精品。对于秦汉雕塑风格的差异，在历史上有很多说法，其一便是霍墓独一无二的雕刻风格更像是受到草原石刻的影响。
二、从霍去病墓看文化交流
霍去病墓前石刻风格的溯源，学界目前尚未有完全的定论，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古代雕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受到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于垄上”。可见，大约在战国时期古代墓葬开始出现标记。但纵观秦汉历史，对于大型石刻的缘起似乎并无记载。因此从考古与文化两方面，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以日本水野清一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是发轫于本民族艺术土壤中的，而20世纪考察霍去病墓的西方学者则认为霍去病墓的风格形成脱离不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外来艺术中国化的体现，而近现代学者认为霍墓前石雕风格形成脱离不了中原文化的作用，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
（一）中原文化在霍去病墓石雕的表现
霍墓石雕风格的形成首先脱离不了本民族艺术特点的承袭。霍墓是西汉时期石雕艺术巅峰之作，而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西汉时期内部经济的上升，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欲，与霍墓石刻给人以“气魄深沉雄大”的印象是相通的，这也是西汉时代精神的写照。从艺术的承袭上来看，霍墓石雕技法集圆雕、浮雕、线刻为一体，这种雕刻程式与殷墟出土的战国玉雕一脉相承。
譬如霍墓石人的眼形属于在商周盛行的“目”字形，这种眼形被广泛运用于商周时期青铜器和玉雕作品中。直到西汉时期，这种形制在青铜器中相对少见，商周时期盛行的纹饰多流于玉雕作品中。霍墓石雕所呈现的不仅是工艺的传承，还是汉人强烈崇古思想的体现。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从继承到创造，继承是基础，没有继承而来的“创新”便如同无根之水无本之木。霍墓独特风格必定是在原有的工艺和表现形式之上，吸收外来文化，还受到时代精神影响才展现出了崭新的综合风貌。
（二）草原文化在霍去病墓石雕的体现
霍墓石雕同样受到外来风格特别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汉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亲与战争一共延续了三百年之久，战火和人员往来大大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由多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新文明，将会表现出巨大的优生性，霍去病墓的石刻艺术是在战火推动下，两个文化碰撞交融所留下的有力的证据。
1.雕刻题材的不同
霍墓前雕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雕凿精细、气息安详，如《马踏匈奴》《卧马》《卧虎》等，而另一类则更显粗狂野性，如《怪兽食羊》《野人抱熊》等。这类独具野性的造型体制在汉代石雕中相当少见，透露出来弱肉强食、蛮荒气息与草原文明更为相似。
艺术来源于生活，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终日与动物为伴，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猛兽捕食、野兽相互搏杀是日常场景，因此草原文明下的动物纹所呈现的风貌，与中原地区接受礼乐教化所呈现出来的风貌相去甚远。霍墓中的这一类石雕，在题材表现上也与北方草原动物纹相近。阿鲁柴登出土的一顶战国时期匈奴王冠，顶部为一圆雕立鹰，四周饰以动物相斗纹样，两侧为两两相对的四头狼，另有四只向后反转的盘羊，整幅图案构成狼食盘羊的图案。这种动物相斗或撕咬的纹样，在草原文化中已形成固定样式，尤为常见，但却与霍墓的《怪兽食羊》颇为相似。
而《野人抱熊》（图2）中刻画的野人与熊殊死搏斗时紧张气氛，与同样表现人与动物搏斗题材的商晚期青铜器《虎食人卤》（图3），在风格上相去甚远。这种变化，显示出霍墓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
图2 霍去病墓石雕野人抱熊 图3 虎食人卤
2.雕刻主体的不同
从雕刻主体来看，《马踏匈奴》是霍墓前雕塑最为着名的一件作品，雕刻中的马长1.9米，高1.68米。根据《周礼·夏官·瘦人》中记载：“马八尺以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换算长度后“騋”高1.7米，因此《马踏匈奴》中的战马并非中原马而是蒙古马。与《马踏匈奴》相同，《卧象》中的象同样不是中原产物，来自战败国给战胜国的贡品，这在西汉时期被认作是一种殊方异物。汉王朝时期对外贸易进行频繁，经济贸易带来的外来物种影响了文化层面艺术形象的塑造。
3.雕刻手法的影响
西汉早期与北方匈奴交流频繁，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在匈奴人活动区域出土文物中多次发现汉人风格与草原风格并存。以考古发现所知，战国至两汉时期，北方草原氏族主要以匈奴以及东胡族后裔为主，在河西地区活动频繁，霍墓展现的“循石造形”手法源于草原文明，形成于鹿石及石人雕像。《野人抱熊》这件作品是霍墓“循石造型”手法的代表作品，整件石刻浑然天成，分别用了圆雕、浮雕、减地凸雕以及线刻的表现手法，这与阿勒泰清河县昆盖特墓地石人的雕刻手法相似。二者遒劲质朴的线刻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内部力量感，在石刻原始的形体与线条之间表现出原始的野性。
像《野人抱熊》这样兼具形体的原始性与线条的野性的雕刻，虽然在中原地区其他石雕中并不多见，但这种风格却在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铜带扣饰中，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在北方草原文化中，以动物打斗为题材的青铜饰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多用“P”字形构图，而霍墓石刻中《野人抱熊》，将这一构图运用在坚硬的花岗岩上，这也是霍墓石雕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一个印证。
三、西汉时期的艺术传播交流
中华文明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农业文明为主、与草原文明混合的多元文明。西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西汉统治者在对游牧民族的征战中，相较秦朝采取了更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使得西汉时期中原艺术在平定匈奴、外通西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原文化受到了欧亚草原文化、中亚希腊文化以及波斯艺术的滋养。西汉王朝也把楚文化引进了中原，楚文化具有原始的巫术思想，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特质。汉文化承袭秦代的写实主义文化又融入轻盈的楚文化，最后形成充满力量与运动的风格面貌。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融在西汉石雕艺术代表——霍去病墓前石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汉民族关系史上，少数民族内迁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西汉二百余年间，包括匈奴、羌、乌恒等游牧民族先后南迁。匈奴原本居住在长城以北，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晋书·匈奴传》记载，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落“入臣汉，汉嘉其意，割并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着所居郡县编户，户口渐滋，弥漫北朔。”民族与民族之间杂处带来更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产生更多元的艺术成果，这一时期的西域美术成就以青铜器为主。两汉时期北方草原文化的动物纹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多以透雕形式出现，而圆雕相对少见。然而在速机沟出土的圆雕蹲踞马形铜饰件，表现一匹头部低垂的立马，马尾贴臀部，在造型手法上使用向外突起的体块表现。这一手法与霍去病墓石雕中的“卧马”的造型程式相似，都使用圆雕技法着重表现马头与肌肉分明的马身。
汉武帝在建元三年以及元狩四年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本意是为了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但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外交流的频率。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青铜器等渐渐输往西域，而西域的马匹、玻璃器、农作物等也传播至中国。“陆地丝绸之路”常常经过新疆地区，因此新疆地区也成为中外文化传播交流的汇集点，在这之中艺术传播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新疆洛浦县普拉一号墓出土的壁挂残件，上端绘制一匹半人马，下端则为执矛的武士。半人马形象最初来自古希腊神话中一种怪物，而这件残片也被考证为绘制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除此之外，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时期残片，绘制了手持丰饶角的古希腊丰收女神像，体态娴静，上身赤裸，脖颈带有装饰。这两件作品明显带有希腊文化特色，显示出早在西汉时期，欧洲的艺术风格已传入中国。
由丝绸之路带来的中外艺术传播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位于现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市的色楞格河古河道周边，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的伊沃加尔城遗址，在这座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带有汉代文化印记的遗存，譬如漆器、五铢钱等。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用于装饰瓦片檐头的装饰性建筑构件，从西周中期便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在西汉时期瓦当的装饰纹样发生变革，出现了文字瓦当。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曾出土的汉式四阿式重檐台基宫殿建筑，屋檐处有圆形瓦当覆盖，瓦当四周有齿轮，中央突起，瓦当正面以竖向阳文反刻“天子千秋万岁长乐万央”的文字纹样。这些历史遗存均表明在西汉时期，这些地区的建筑以及艺术形式都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艺术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畅通推动佛教的东传，《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原后，对中原文化内在精神思想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在《后汉书》中有诸多文献记载，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汉代众多人的信仰，上至皇帝、贵族，下至百姓皆有其信徒。而佛教东传加快了犍陀罗艺术的传入，促进两汉艺术多元化的发展。犍陀罗艺术起源于印度西北部，既有西方古典特色又融合了巴里克特文明圈的本地风格，两汉时期建造的佛塔寺庙等不但带有犍陀罗风格，也融合了本土特色，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
四、总结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最大的边患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汉王朝通过战争、归化、和亲、通市等手段想方设法遏制这股力量。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手段恰恰为西汉帝国铺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游牧文化独具特色的艺术面貌开始融入磅礴气势的汉文化，产出了一如霍去病墓石雕的历史特例。在这个交往体系中，互动性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双方的进步与发展，汉王朝在不断吸收、融合来自异域的文明之后，也变得更为兴盛。
霍去病墓石雕艺术，汲取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质，是两种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雕刻艺术的范本，也是文化交流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陈诗红.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的几个问题[J].美术，1994，（03）：85-89.
[3]沈琍.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J].考古与文物，2010，（06）：60-66.
[4]李晓雪.西汉霍去病墓石刻造型艺术特征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3.
[5]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J].考古学报，1981，（01）：45-61+149-152.
[6]林已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M].常耀华，王平，刘晓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5-153.
[7]林通雁.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的三个问题[J].美术观察，2009，（03）：103-107.
[8]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