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趁意
我此前发表的“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系列文章（详见本刊2017年4月刊、2017年8月刊、2018年1月刊）中，已经考证了该造像所谓的“禅定印”，实为汉式（道教）造像双手捧腹、意守丹田的神人手势；所谓的“结跏趺坐”应是汉式（道教）的传统坐姿；所谓的“束发肉髻”仅仅是汉式（道教）众多发型的一种，和印度佛像的“肉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的艺术表现。通过以上论证，进而得出了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以下简称建武四年造像）是“披了一件袈裟的道教造像”的结论。那幺，这尊造像究竟供奉的是谁？我们下面将对造像基座上的云气纹、发愿文、三孔纹进行考释，从而试图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云气纹
建武四年造像的基座呈长四方台形，台面内凹，上有三孔。边框上有云气纹饰，和印度佛坐像的台座相对比，具有很突出的中国特色。金申曾在《大千世界 法身妙相——中国古代金铜佛造像简说》一书中注意到了这种与众不同的云气纹饰：“（印度）在犍陀罗风格的佛像上，台座边框纹饰多是连续的三角纹或十字纹……而此像刻划着秦汉以来流行的云气纹。”金申所说的云气纹，是指边框上围绕基座一周，与向下四个棱边上阴刻的一组连续纹饰。
正如金申指出的那样，云气纹是秦汉以来在中国艺术领域非常流行的一种纹饰类型。《中国画像石全集（二）》中收录的“西王母云气图”，画像四周边框内的云气纹和建武四年造像边框内云气纹，表达的是同一种文化氛围。这种纹饰的流行，源自秦汉以来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大千世界当万物未形成之时，整个宇宙都处于混沌原始的“气”之中，万物皆在“气”的孕育中生成。这种云气的原始混沌状态，即是道教的“一”，也可称为“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建武四年造像是“佛”，那幺此处基座上的云气纹意义何在？难道源自印度的佛像，还需要中国传统云气来渲染增色，并象征生存于“混沌”之中？或者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为创作者意在用一周云气纹营造一团“气”的氛围，是用来烘托其座上这位神人。那幺，这座穿着袈裟的神人会是谁？我们先来看看这尊佛像的供奉者是怎幺用发愿文表白的。
发愿文
发愿文镌刻在造像基座后壁，铭文内容：“建武四年岁在戊戍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由于铭文大量缺失，想完全弄清楚发愿文己经很难。但现存的发愿文至少已经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此造像铸造年代是确凿的；二是因文字不全，坐像主人公有可能是一位“比丘竺”，即佛门弟子；三是第四行首始便出现“慕道德”三字，因为此行以下缺数字，在发愿文中，是一种难解的意味深长的悬疑，“慕道德”三字表意清晰，概念完整。此句话使人联想最敏感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及其他道教经典中出现频率极高的“道德”二字。说明这位佛门弟子在崇佛的同时，很可能也崇道，即佛道双修。
一位“比丘竺”的佛门弟子，在其供奉崇拜的神佛坐像上，开首即表达出非常清晰准确的仰慕道德的情愫，神秘而又使人费解。但更让人费解的事还在后边。
辗转流传至今的建武四年造像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造像头后有一突出的长方铜榫，约1厘米见方。根据同类造像形制可知，这一部分需和带有方形孔的外挂相匹配，该外挂按常理推测，应该是一件带有纹饰的背光。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亲自目睹过建武四年造像的实物，但按照有关资料可知，建武四年造像现存净高39.7厘米，比四川麻浩崖墓享堂门楣上的石雕佛像（36厘米）还要高。按工程制图法粗约计算，建武四年造像的头像长约12厘米，横宽为7.6厘米。再按黄金比例推算，此外挂的背光直径应有15厘米之多，否则难以和整座佛像相匹配。也就是说，一尊完整的建武四年佛像，高应该在50厘米左右，在当时、甚至当今世界，都无愧是一尊恢宏大气、气宇轩昂的艺术珍品。
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是一个疆域不大、存世不长的撮尔小国，但能在公元338年道、佛杂糅时期，造出形象超群、体形硕大的鎏金铜佛坐像，这不仅是中国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铜佛造像，也是当时体量最大的铜佛造像，其使用者决非一般等闲之辈，应该是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宫御用之物。
三孔纹
更使人费解的是，在建武四年造像基座正面，有精心打制的三个圆孔。关于这三个普通又神秘的圆孔，只有极少数学者专家关注到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这三个圆孔决非无缘无故之作，但又大多认为最有可能是镶嵌悬挂莲花、狮子等附属纹饰的工艺孔，没有继续探讨其他方面作用的可能性，与揭开这三个圆孔神秘面纱的机会，失之交臂。
首先，可以看出三个孔是打在整体凹进去的正面台座上，如果还需悬挂附件，这就不合情理，整体为平面会更适合进行平稳合体的镶嵌悬挂。
其次，经过对通透的三孔外边缘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因台座壁偏薄，没有外力捶打碰撞式的凹陷痕迹遗存，就足以使这尊造像破坏损伤，也说明三个圆孔因孔壁偏薄，是不适宜进行悬挂负重的。
最后，通过缜密观察，基座上的三个圆孔在大小上是有差别的，即右下圆孔最大，左下圆孔次之，中上圆孔最小。这一差异，用目测亦可一目了然。制作者当初这幺做，想表达什幺意思我们不得而知。用工程制图比例法在照片上对比实体测算，这三个孔的实际尺寸约为：右下圆孔孔径8毫米左右（定为系数1），左下圆孔孔径6毫米左右（定为系数0.75），中上圆孔孔径最小只有4毫米（定为系数0.5）。这样的孔径差别，一是增加了当时钻孔制作的难度；二是若用来准备接受外来铜质的莲花、狮子的悬挂，不统一的孔径不利于附属件的制作、镶挂和匹配，同样不合情理。也就是说，打这三个孔的真实用意很可能和悬挂外附件无关。
考证至此，现有论证条件尚不充分，无法完全解开这一谜团。我们只有暂且从这杂乱的谜团中跳出来，放宽视野，转换思路。
以上例举的两方道教三清神符咒文印，只是这类符咒印的一部分，且时代较晚。在学术研究中用后世的材料考证前代的问题，难免有失严谨，更不能将其作为确凿的证据，但至少可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三清神和这种三星相连的三清神星座符号最早出现于何时？是同时出现的并生关系？还是先后影响的发展关系？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先来考证三清神。
众所周知，老子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周朝的守藏史——国家档案馆的馆长，着有《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道教在东汉晚期创立，最初是奉老子为至尊教主，并把老子的《道德经》作为道教经典来尊崇。随着道教的发展，渐渐出现了派别之分，也就有了一些关于道教神秩的“三清神”之说。
三清神是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产物，是道教尊奉的最高神。“三清”最早始见于南梁陶弘景（456—536年）所撰的《真灵位业图》中。据此书显示，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其中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都是后世人为臆造出来的“虚神”，历史上无其人，又无着作思想，缺少文化基础。
三清神的臆造，使得单一以老子为至尊之神的道教神仙体系，变得庞大复杂纷乱起来，并且《真灵位业图》没有涉及三清神符号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毕竟还是弄清了三清神生成的大致历史背景。
三清神和三清神符号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三清神符号最早出现于何时，未见有人专门进行考证研究，在考证了三清神出处的基础上，我不得不再来考证三清神符号。
三清神是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产物，如果站在建武四年造像本身的角度观察，该像在4世纪初（338年）铸制时，陶弘景尚未出生（456—536年），待到其撰写《真灵位业图》提出“三清神”概念时，己是6世纪的事，而这时的“三星相连”的符号，己经早在汉代晚期、西晋的神兽镜上展示其风采，并在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表现。
摇钱树
自20世纪90年代起，曾引发学术界极大关注的四川摇钱树佛像被认为是现今国内己发现最大的汉魏佛像群。据最新统计，目前己有32株有佛摇钱树，共计102尊佛像被发现。摇钱树佛像又分为树干佛和树枝佛两大类。树干佛佛像头有双弦线圆或椭圆形背光，背光上有云气纹，身穿“V”领汉式博衣，均呈正面端坐，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或博带），头上无冠。
摇钱树枝佛的神像造型和摇钱树干佛的神像造型有极大不同。
树枝佛的神像造型也为正面端坐，头有双弦线圆形背光，梳有上下重叠双层向下梳理的汉式发髻，上唇有上翘八字胡须，大眼隆鼻，身穿圆领汉式博衣。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博带举至腹前，一足赤裸下垂，一足态势不详。需要在此说明一点，据有关专家考证，摇钱树枝佛像的流行年代在东汉中期。
老子像
在这篇系列文章里，我以一个初学者的身份，不揣浅陋，推翻、否定了不少几成定论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观点和结论，当然，这些新观点也有可能会被别人再次否定，这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然，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完善证据链。
通过“建武四年造像”和“摇钱树枝佛三星符号”的考证，我总觉得这幺重大的学术课题，仅用以上两类实物证据，尚显论据不充分。若有一尊从造型、铭文、三星符号，能全面证明是太上老君（老子）的造像实例，那才是相对圆满的学术结论，山东博兴县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一年老子造像就是弥补这一遗憾的关键。这尊道教像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最关键的是有关于老子身份的明确表述。博兴县博物馆公开资料提及该造像“单身老子坐像，青铜质。老子戴道冠，面目清瘦，眉目细长，蓄长须，着对襟窄袖道袍，躯体瘦长，左手下垂扶案几一角，右手上举执尘尾，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及椭圆身光，头光内刻莲瓣纹，身后铸光背，上半部阴线刻一树，若垂柳。四足方座上刻铭文‘开皇十一年十月道民孔钺造老子像一躯□德。它是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此段文字说明基本是如实客观的，读来使我们对这尊造像有一个基本了解：一是这尊老子造像铸造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二是造像的铭文弥足珍贵，明确指出造像者的身份是“道民孔钺”，造像的身份是“老子”。三是铭文最后“□德”中所缺一字，结合建武四年铜佛造像的发愿文“慕道德”做参照，“□德”二字最有可能即“道德”二字，两尊造像铭文可互证。并且在文献介绍中说，这尊造像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通过仔细观察，以上介绍文字尚有一描述不妥当之处，现补充如下：细观此尊老子像，描述文字在肯定老子“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时，细观该像老子的坐姿，只是左腿（含脚）盘于臀下呈“盘腿坐”，其右腿向左伸出，右脚下垂于台座之下，脚心向左，是另一种道教“非盘腿坐”坐姿，其姿势和安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叶佛的老子右脚下垂的坐姿完全一致，说明自东汉中期到隋唐千年之久，道教造像仪轨所特有的、非佛像因素的一致性，亦是可以相互自证的，是非赘言，留证于此。
以上我用四篇系列文章，考证了建武四年佛坐像的“禅定印”“结跏趺坐”“束发肉髻”“云气纹、发愿文、三个圆孔星座纹”的来龙去脉，最终确认了建武四年造像是一尊披了一件袈裟的道教造像，并最终通过三清神符号的线索，考证了这尊道教造像的真实身份是老子，是东汉迄始直到两晋，一百多年来老子化佛过程的必然结果。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早期道、佛二教的课题研究中，要把始自汉代以《老子铭》为代表的皇室提倡推崇的老子化佛的道教改革过程，和后世以道士王浮为代表的《老子化佛说》区别开来，这才是早期道、佛二教研究的正确思路。
通过以上论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推论，不当之处，还望诸位方家学者指正。
（作者为中国铜镜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