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贻彤
东晋南朝时期的博山炉主要发现于江苏、湖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多为陶瓷制品，既有继承汉代传统的“豆”形，也有在“博山”形炉盖上融入新元素的变体，这一时期的博山炉除了作丧葬明器外，还逐渐转变成佛教礼佛的供养物。
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
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
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
傍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
复有汉游女，拾羽弄徐妍。
荣色何杂综，褥绣更相鲜。
红覆或腾倚，林薄香千眠。
掩华终不发，含薰未肯然。
风生玉阶树，露湛曲池莲。
寒虫飞夜室，秋云没晓天。
这是南齐刘绘咏叹博山炉的诗句，炉烟袅袅，香暖宜人，欲醉欲仙，如梦如幻。作为一种形制特殊的香炉，博山炉经历了两汉的兴盛，东晋南朝时期开始展现别样的时代画风。
考古发现
《西京杂记》记载：“作九层博山炉，镂为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可见两汉时期的博山炉于重峦叠嶂的炉盖之上装饰有羽人、灵兽、云气纹等，显得精巧诡谲。东晋南朝时期博山炉的考古材料主要发现于江苏、湖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器型精美者多为瓷制品，而陶博山炉往往制作简单，甚至在某些墓中只见陶博山炉盖。
东晋南朝博山炉整体而言承袭了两汉时期传统，如高柄“豆”形博山炉继续使用，炉盖顶端装饰立鸟，羽人形象的融入，“博山”形堆塑转化成火焰状尖突，炉腹一侧有短鋬等。地方特色也在继续保留，两汉时期闽广地区的博山炉盖腹扣合后常呈球形或圆锥体，炉盖顶端置钮状物，盖部堆塑主题多为“瓣叶形”，南朝时期依旧如此，如福建建瓯城关水南南朝墓所出青瓷博山炉，上部堆塑为层层围裹的蕉叶，顶部饰一飞鸟；福建南安丰州皇冠山“天监十壹年”墓所出青瓷博山炉，炉盖和炉盘扣合后呈球形，盖面堆塑三层莲瓣，盖顶有乳丁状钮；福建政和蝴蝶墩M2南朝墓所出青瓷博山炉，炉身和炉盖扣合似球形，盖顶有一圆锥形钮，盖身饰满乳突；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M834所出青瓷博山炉，半球形炉盖上堆塑两层瓣形山峰，“下层四峰中又间饰四个耳形小峰”，盖顶饰长螺形钮；福州台江龙岭小学南朝墓M2所出青瓷博山炉，炉盖为半球形，饰两层瓣形火焰状突起，亦间有耳形堆塑，盖顶为算珠形钮。
这一时期的博山炉亦有一些新风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个别炉盖见双系，如南京雨花台东晋太元四年M170所出青瓷博山炉，应是为方便随时打开添置香料而设计的。与两汉时期常将炉柄塑成朱雀玄武形、人物御龙形等不同，人物堆塑置于炉盖顶端，如福建三明市博物馆藏南朝青瓷博山炉，盖顶雕塑一立体双面人像，五官刻画明显，头顶莲花，人像颈下堆塑双层莲瓣；南京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所出青瓷博山炉，炉盖面饰五层指状贴塑，盖顶有一双手合什的坐像。莲花纹图样及各种变体堆塑被广泛运用，如南京前新塘南朝墓所出陶博山炉，盖纽为莲瓣形；福建闽侯南屿南朝墓所出青瓷博山炉，炉盖近似圆锥体，盖上堆塑分三层，上层为头长尖角的人头像，中层为三层莲瓣，下层为各种乳突、火星纹和螺旋形堆纹，还线刻四朵莲花纹。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臻于鼎盛，《大正藏》经典说“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作为佛教圣物的莲花被大量用于博山炉上，暗示了这一器物的特殊性质。此外，这一时期的博山炉还见有两种器型的融合，如江西丰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晋长鼓舞人青瓷博山炉，整体延续了江浙地区东汉末至西晋流行的魂瓶形制，炉盖由片状山峰、小鸟、侍者、小亭等元素组成，炉顶小亭内还有双手合掌做礼拜的人物，炉柄位置堆塑三个身背长鼓的舞人，此时博山炉的精神象征意义已经远大于实用价值，也为其后来身份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功能
博山炉在汉代已被广泛用于日常的家居生活、医疗保健、祭祀酬宾中，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博山炉，本汉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形如莲花，故香炉取象。下有一盆，作山海波涛鱼龙出没之状，以备贮烫薰衣之用。盖欲其湿气相着，烟不散尔。”汉魏六朝时期博山炉一直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南北朝时期《艺文类聚》载《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同时还赐铜博山笔床一副，冠加金博山，可见博山饰的等级之高，梁昭明太子也曾称颂博山炉“名嘉而用美”。当时闷烧所用的香料较为昂贵，大部分为树脂类香料，在博山炉中用炭火阴燃，使得香料缓缓燃烧，香气浓郁。东汉乐府诗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六朝乐府民歌《杨判儿》亦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丝绸之路开通后从南海及西域诸国引进的檀香、甲香、龙涎香、乳香、沉香、郁金香、百合香等，而这些香料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企及，因此，博山炉也为上层社会所垄断。
东晋南朝时期博山炉开始与普通香薰实现了功能分化，这从博山炉在墓中的出土位置和器物组合可见端倪。东晋温峤墓中，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后段甬道内和墓室前部的祭台及其周围，特别是在墓室后两角及右前角部位都摆放了青瓷灯及熏，其中青瓷熏7件，陶熏1件，陶博山盖1件。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M12，墓室棺床前部祭台上摆放有陶博山炉3件，祭台周围伴出陶凭几、陶耳杯、陶灶、陶仓、陶果盒等。南京雨花台东晋纪年墓M170中，墓室后部棺床前端横向并铺一排砖，推测为祭台，而靠近祭台处出土青瓷博山炉1件，附近伴出陶凭几。南京前新塘南朝墓所出陶灯、陶博山炉均为4件，其中陶灯即置于棺床四角，陶博山炉置于墓室四角，与温峤墓相似。南京西善桥南朝刘宋墓，陶博山炉出于墓室棺床前部祭台上，与陶果盒、陶凭几、陶耳杯等并出。陶博山炉（陶博山盖）与普通青瓷香薰并出，或仅见陶博山炉（陶博山盖）或瓷博山炉，在墓中往往出于祭台上或周围，并伴出陶凭几等其他明器，此时的博山炉丧葬意义已十分明显，唐代杜佑曾在《通典》里引用了贺循所言：“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瓦唾壶一、脯一箧、履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盘、杓、杖一、瓦烛盘一、箸百副、瓦奁一、瓦灶一、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元三、纁二、博充幅、长尺、瓦盥盆一”，其中的“瓦香炉”指的应该就是博山炉。
除陪葬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博山炉仍有实用价值，不过不似两汉时期用途那幺广泛，这与其文化内涵的嬗变不无关系。南朝时博山炉的身份彻底转变，很多南朝画像砖均可印证，如湖北谷城六朝画像砖墓中，“侍女左手持博山炉，右手牵莲蔓置于肩上，空间散饰蓬草、莲瓣纹”；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地M93中券门、内券门顶部均饰有捧熏炉飞仙，还刻画有宝瓶莲、化生、宝轮、宝珠、双莲花、狮子等图案；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中有捧博山炉飞仙图；湖北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中，两飞仙蹲踞面向博山炉，且“博山炉立于覆莲之上，炉顶立莲瓣，两边饰莲草纹，四周有忍冬纹边框”。
值得注意的是，贾家冲画像砖墓中出现了捧博山炉的侧面羽人供养图，立足于覆莲之上，周围遍饰卷草纹及莲瓣纹，羽人形象是道教思想的产物，王充《论衡·道虚篇》云“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而莲花是佛教的圣物，《阿弥陀经》中记载，“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有地，……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这种佛道糅合现象反映的佛、道关系令人深思。此时的实用型博山炉彻底转变成了佛教礼佛的供养物，进入佛教图像的构图体系中，联想到福建南朝墓葬出土的青瓷博山炉内曾发现残留有木炭，推测应该就是焚香、浴佛所用。
转变的缘由
中国人善用熏香，早在南越国时期的广州汉墓中就发现铜熏炉，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西晋时期上层社会对熏香极为重视，《晋书·王敦传》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着新，意色无怍”，考古发现不少西晋的提梁熏篮，应该就是当时的熏衣用具。东晋南朝时贵族熏香之风仍盛，世家大族墓中常出土青瓷豆形香薰，时南朝人谢惠连《雪赋》有云“燎熏炉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着名的《颜氏家训》中曾批评“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佛教认为香为佛使。《法华经》中列出的佛教“十大供养”为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其中香品就占了四种，又《华严经》中记载行者“以善根回向，供养诸佛，以无量香盖、无量香幢、无量香幡、无量香宫殿、无量香光、无量香焰、无量香住处、无量香佛世界、无量香须弥山王、无量香海、无量香河、无量香树、无量香衣、无量香莲华……以如是等无量无数众香庄严以为供养”，且佛教徒还倡导通过焚香进行自我修持，所以香炉成为重要的佛教道具。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佛教兴盛，佛事活动常态化，博山炉因其在社会信仰和世俗文化中的影响力便逐渐从普通香薰中脱颖而出，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南朝时期博山炉成为佛教仪式中的“法器”不是偶然的，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附于道教的，道教的核心内容是神仙信仰，而博山炉本身就是早期宗教观念渗透下的产物，与战国以来广泛流行的方士神仙思想紧密联系，具备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这就为博山炉的蜕变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