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强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久负盛名的青铜器——人面盉，这件商代晚期的器物，整体为圆形，器腹外鼓，下垂，有流，敛口，盖作人面形，形制极为独特，风格谲奇怪异，尤其是夸张的人面，格外引人注目，体现出神秘气息，为目前所仅见。
出土与流传
这件人面盉最早着录于黄伯川的《邺中片羽· 三集》（1944年影印本），陈梦家1944—1947年在美国所收集的殷周青铜器资料中也有这件人面盉。据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回忆，1940年前后，其曾为通古斋修复过这件人面盉：“铜盉是从河南彰德府买来的，系殷墟出土遗物。当时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纹饰模糊不清，经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二人仔细清理、修整，人面盉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下，日久天长，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只能重新做地子，再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生坑人面盉就变成了传世熟坑精品。”近一个世纪，殷墟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发掘，但始终未再发现与人面盉相类同的器物。“而这件器型特殊、纹饰精美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盉，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绝无仅有的国宝。”据说，人面盉修复后，由北京同益恒古玩店的萧延卿、陈鉴塘卖给了上海古玩商叶叔重（卢吴公司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经卢吴公司远销美国。
王德山、贾玉波翻制了模具，从多个角度拍摄了照片，以备复制。以该件为原型，他们在民国时期做了一批仿制品，有三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中一件尺寸与该件大小相当，另外两件略小一些。这三件仿制的人面盉，盖上和器内均有铭文。从仿制的特点来看，器形仿得比较逼真，而纹饰线条呆板不流畅，人工做旧，锈斑的颜色与分布不自然。这三件人面盉中，有两件原为冯公度所藏，1956年，其长子冯大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原为收藏家普劳德收藏，后也转交给故宫博物院。
盉，水器或调酒器，出现较早，二里头遗址就出土有陶盉，商周最多，精品也最多，秦汉以后还有。盉一般作硕腹，腹部一侧斜生长出一个管状的流，另一侧有鋬，三足或四足，有盖，盖多以链索与鋬相连。盉有自名，但是关于其用途，历来说法不一。《说文·皿部》称“盉，调味也。”容庚云：“董逌盉铭引《说文》下加‘器字，谓‘即煮荐体之器也，升食器自盉以升于鼎，而不知其为酒器也。”王国维曾作《说盉》一文，考证其用：“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或以为盉有三足或四足，兼温酒之用。”有自名的盉出现于西周，西周中期盉的别名又称为蓥，也有铭文以盘盉并称成为组合，则盉又担任了匜的角色。由此，马承源推断，盉本身就是盛玄酒（即清水），用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并非是把酒与水在盉中调和后再注入爵中。从盘盉组合考虑，盉主要是盛水，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它与盘组合，则起盥沐作用。
造型纹饰涵义
这件盉之所以珍奇，就是因为造型，盉的盖子是一个人脸，装饰有人脸这种纹饰的青铜器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如人面方鼎（1959年湖南宁乡县黄材寨子山炭河里遗址出土）商器，体呈长方形，立耳，四柱状足，为商代后期鼎常见的样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体装饰，面部较为写实，特征突出，十分醒目。还有湖北安居羊子山出土的大量装饰有人脸的铜器，我们已经做过讨论，大家可以参看《香港大唐国际春拍所见真卣研究》一文。
那幺有没有与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件人面盉造型或纹饰相似的铜器呢，过去这幺多年一直没有发现，非常难得的机遇，最近出现了一件。2018年香港大唐国际春拍上拍了一件商代晚期人面纹矛头，编号LOT78。
不难发现，人面纹矛头的局部纹饰与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这件人面盉盖子的人面完全一样，由此就说明这种纹饰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人面的形象可能是固定的，它们的含义到底是什幺，这个可以从学者们讨论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神面卣纹饰得到一点启发。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神面卣的神面纹饰，俞伟超认为这种人面是人格化的“天帝”图像，是商周时期最高的信仰神“上帝”。马承源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大都是神的图像，它们所配置的各种物象，是上古神话中诸神所持的徽记。人们畏惧自然力而想象出多种神象，都是威猛的兽形或半兽半人的物象。具有部分人形的神，使世俗的人看了多少具有亲和感。神面卣的装饰就是人创造神过程中某个愿望的反映，因而是上古神话难得的实物例证。李学勤认为神面卣的人面纹饰是异形的兽面。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人面盉盖子上这种人面造型或者纹饰并不是孤立的，而且这种人面的形象可能是固定的，这种人面的含义我们认为可能是商朝人们心目中所信仰崇拜主宰一切的最高神“上帝”的形象。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权力很大，且不受制约，商王经常占卜问上帝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是否如此还有待新材料的进一步出现和继续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周亚指出：“请注意这件盉的器身后面有一条蟠卷而下的龙体，和妇好觥盖作圆雕虎头形，器身作平面虎躯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这个人面上有角，简单称之为人面是否妥当。”人面盉盖人脸的后脑勺有一条蟠卷而下的龙体（或蛇体），与盖子的人面联为一体，在盉的颈部两侧可以看到两个龙爪，所以人面盉的整体造型应该是“人面龙身”。
人面龙身这种形象，孙华认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常见的神祗，在《山海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山海经·海外北经》）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山海经·海内东经》）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面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山海经·海内经》）
除了山神、雷神、女娲、伏羲等为人面蛇身外，《山海经》中还有共工、贰负、相柳等。人面盉到底指的哪个具体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一定和《山海经》记载的这些人面蛇身的神有关系。
与人面盉造型非常类似的一件器物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作宝彝簋，商晚器。铭文一行三字“作宝彝”。器作圆形，下有高圈足，旁有耳，耳上端作兽首形，并有云纹装饰，盖上饰两兽面纹，作相对相，兽面之耳，角翘起颇高，器上以宽条菱形纹，组成三角形装饰面，菱形纹内填细线云雷纹，长三角形装饰面之间，各饰两三角形夔纹，夔纹以耳上端之兽首为中心，作对称安置，圈足饰长条变形动物纹一周，动物纹中间嵌一目纹。以细线云雷纹填地。
人面盉的时代属于殷墟晚期，与殷墟甲骨文的时代同时，用《山海经》与殷墟甲骨文来比较进行研究，前辈学者作出来了巨大的贡献，如胡厚宣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 ，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数据，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影响胡先生的王国维本人在其“二重证据法”的示范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张“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故他认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 ；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 ，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 ，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我们认为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人面盉与《山海经》记载的很多人面蛇（或龙）身的神祗有联系，与上面胡厚宣和王国维用甲骨文来和《山海经》相互印证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山海经》可以和殷墟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相互印证，说明了这本书确实有着古老的来源，希望引起大家对于这本书的重视，用出土文献来研究《山海经》。
（作者为上海三唐美术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