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缩短学科的差距，我国高校考古专业课程应该从本科开始训练学生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能力，努力做到理论思考的前瞻性和指导性、研究设计的缜密性、发掘采样的目的性、分析手段的严密性、信息提炼的目的性和科学阐释的整合性。无论是史前考古学还是历史考古学都应当去探索和解决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努力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在解决特殊科学问题中获得重大进展，这样中国考古学才能对世界考古学产生重大影响并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淳

石器生产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生业模式等，为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动因和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分析应当服务于考古问题，科技考古就是考古。开展石器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堆砌材料，抑或罗列实验数据，考古资料的解释不仅需要结合科技分析，还需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宋国定

确定史料及其所记录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年代是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没有准确的年代判断就不会有科学、合理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年代学是历史学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广义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也不例外，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建设，从聚落、墓地等遗存探讨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从文化面貌探讨人群关系，等等，都离不开对相关遗存年代和遗存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精准判断，分期断代是考古学的基础工作。

—徐良高

文明的标准应是在思想和道德层面，而国家的标准则是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中国文明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有其阶段性，社会进化有其复杂性。文明起源的进阶与国家形式的演进大致分为：百万年根系、万年奠基、8000年的起步、6000年的加速、5000年形成进入古国时代、4000年发展进入王国时代、2200年深化进入帝国时代。而思想道德层面的文明因素伴随着各个阶段不断地进阶、普及、深化、提高，逐步形成制度化。

—张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