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龋病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牙体硬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病。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和蔗糖成分的增加对龋病的发生影响显着。不同经济形态下人群的食物结构不同,患龋情况也有所差异。根据Turner的研究,古代狩猎采集人群的患龋率平均为1.3%,混合经济人群为4.84%,而农业经济人群高达10.43%。以日本绳纹时代为例,人群患龋率随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龋齿的发病情况经常被用作探索古人生业模式和农业水平的重要指标。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及周边地区,年代跨度大致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这一时期,原始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定居村落大量出现。作为我国早期农业起源的核心,中原地区在仰韶时期率先完成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农业逐渐占据生业模式的主导地位,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学者们对河南仰韶文化人群龋病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末,周大成就曾报道过成皋广武遗址人骨的龋病情况。近年来,学者们先后对下王岗、笃忠、西坡、八里岗、汪沟、孙庄等遗址出土人骨进行龋病观察,积累了丰富数据。在此基础上,这里将对区域内资料进行整合,归纳河南仰韶文化人群龋病的共性及不同人群间的特性,结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探讨现象背后的成因。

方法与材料

描述或评价龋病发生情况的指标主要有患龋率、龋齿率和龋均三项。考虑到不同学者观测数据间的可比性,这里以患龋率、龋齿率两项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龋病的患病率(prevalence rate)表示龋病存在或流行的频率,计算公式为患龋率=观察时点的龋病例数/该时点的人口数×100%。龋齿率(dental caries)指患龋牙齿数占总牙齿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龋齿率=患龋牙齿数/受检牙齿数×100%。

材料方面,这里对已公布的河南仰韶文化人群龋病数据尽量全部收集,但一些人骨标本数量过少或龋病观察例数不明的遗址,不纳入统计。患龋率和龋齿率均只考虑成年个体,不涉及未成年人。选取的龋病数据来自西坡、笃忠、妯娌、青台、孙庄、汪沟、沟湾、下王岗、八里岗共9个遗址,分布在豫西、豫中和豫西南三个地区。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西坡村,是一处以仰韶中期遗存为主的遗址。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有粟、黍、水稻、大豆、小麦5种,以粟为最多;动物遗存中家猪最多,其他家畜及野生动物很少。由此可知,西坡先民依赖粟作农业和家猪养殖业,很少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2005—2006年发掘的35例个体。

笃忠遗址位于渑池天池镇,是一处仰韶中期至龙山早期的聚落。遗址出土了众多用于耕种、收割的石锄、石刀等石质工具;植物遗存有粟、黍;动物遗存中猪、狗数量最多,野生动物也占有一定比例。据此,笃忠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粟、黍种植业为主,以家畜养殖业为辅,并以狩猎活动为补充。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2006年发掘的15例人骨标本。

妯娌遗址位于孟津妯娌村,年代处于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过渡阶段。遗址出土了多种用于农业耕种和收割的石器,还有数量较多的石网坠及家猪骨骼,表明人群的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体并兼顾渔猎和家畜养殖业。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1996年发掘的54例人骨标本。

青台遗址位于荥阳广武镇青台村,主体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河村类型。遗址出土大量陶、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和珍贵的丝麻织品,说明农业及纺织业较为发达。与其位置相邻、年代相近的西山遗址人骨同位素数据表明,该地区先民以C4类植物(可能是粟、黍)为主食并摄入一定量的肉类。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2015年发掘以来出土的91例个体。

孙庄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孙庄村,是一处仰韶晚期遗址,文化面貌与大河村三期遗存相似。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2015年发掘的54例人骨标本。

汪沟遗址位于荥阳城关乡汪沟村,是一处仰韶中晚期聚落遗址。遗址的植物遗存主要有粟、黍、稻和豆,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其次为黍,此外还有李属、核桃属等水果、坚果类果壳核遗存。汪沟先民采用农业为主、采集为辅的混合经济模式,农业中粟、黍种植业最为重要。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2013年发掘的174例人骨标本。

沟湾遗址位于淅川沟湾村东,遗址内仰韶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基本涵盖仰韶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植物浮选结果表明,遗址仰韶时期农作物中黍的数量最多,稻和粟的比重不断变化。人骨同位素数据表明,沟湾仰韶先民的δ13C值位于C3、C4类之间,δ15N值从仰韶文化一期到二期时明显升高。这一时期的沟湾先民已从事农业生产,作物结构以黍为主,粟、稻为辅;农业之外,采集、渔猎活动也十分重要,后期家畜饲养业有所增强。这里的牙齿材料出自2007—2009年发掘的仰韶时期56例人骨样本。

下王岗遗址位于淅川下王岗村,文化遗存以仰韶时期最为丰富。下王岗仰韶时期植物遗存目前发现很少,但龙山时期以粟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水稻;动物遗存中猪和鹿科动物数量最多。因此,下王岗仰韶时期人群也很可能采用以粟为主、稻粟混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以家畜养殖业和狩猎采集活动为补充。这里所用牙齿材料出自1971—1974年发掘的161例人骨样本。

八里岗遗址位于邓州白庄村北,发现有前仰韶、仰韶及仰韶之后各时代文化遗存。植物浮选结果表明,作物类始终占绝对优势地位,果实类少有发现。前仰韶时期,八里岗先民的植物性资源主要是水稻和橡子,经济方式上稻作农业与野生资源采集并存;进入仰韶时期,新出现的作物种类粟、黍,且占据很大比例,但稻的出土概率最高。动物遗存方面,八里岗仰韶时期主要有大型哺乳动物、贝类和鱼类,大型哺乳动物中猪和鹿的数量最多,且猪在仰韶中期时所占比例开始超过鹿。人骨稳定同位素数据表明,八里岗仰韶时期先民以C3类食物为主,动物性蛋白质较多且来源稳定。由此可知,八里岗仰韶时期农业较之前有明显发展,形成稻粟混作、以稻为主的农业结构;农业之外人们还从事家畜养殖和渔猎活动,家猪逐渐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主要肉食来源。八里岗遗址仰韶时期遗存丰富,可分为早期、中晚期两大阶段,所对应的人骨标本分为I、Ⅱ两组。I组牙齿材料出自仰韶早期墓葬中的135例个体。Ⅱ组牙齿材料出自仰韶中晚期墓葬中的166例个体。

哪些人龋齿更严重?

整体来看,河南仰韶文化不同遗址人群的患龋情况存在很强的共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征,但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差异化特征。

河南仰韶文化人群的龋齿率较同时代其他地区人群显着偏高。根据何嘉宁对我国北方地区部分遗址人群龋病的统计,相对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人群龋齿率最高,变化范围为4.3%—14.8%,平均值为9.2%;游牧为主的人群龋齿率最低,为0.2%—0.9%;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人群龋齿率居中,为1.2%—8.3%,一般5%左右。而在河南仰韶文化人群中,除龋齿率最低的下王岗组(5.3%)和沟湾组(6.7%)外,其余各组均超出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人群的龋齿率范围,甚至高于青铜时代发达农业文化人群。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相比,这种高龋齿率特征更为显着。以关中地区为例,同属仰韶时期的半坡遗址人群龋齿率为2.85%,姜寨遗址仅为2.63%。

河南仰韶文化人群内部的龋病情况存在地区差异。豫中地区人群的龋患最为严重,无论患龋率还是龋齿率都远高于其他遗址。其中,孙庄、汪沟两处遗址人群的患龋率分别高达70.4%、69.0%,龋齿率分别高达22.9%、26.6%。除常见的臼齿患龋外,这两个人群的门齿也具有较高的患龋率,说明龋患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豫西地区数据质量不佳,但从样本较多的西坡、妯娌遗址人群的患龋率来看,龋患普遍性远不及豫中地区。而豫西南地区人群的龋患最轻,患龋率和龋齿率都明显低于豫中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八里岗遗址,同一人群的龋病随时代而恶化,从仰韶早期到中晚期患龋率、龋齿率都明显升高。

河南仰韶文化人群的龋病情况存在性别差异。从患龋率来看,除孙庄遗址外其余人群均女性高于男性;从龋齿率来看,除八里岗Ⅱ组外其余人群也均女性高于男性。部分学者对男、女两性的患龋数据进行了卡方检验。其中,孙庄、青台遗址的两性患龋率差异不显着(P>0.05),但龋齿率差异极其显着(P<0.01)。汪沟遗址的两性龋齿率差异极其显着(P<0.01),笃忠遗址的两性龋齿率差异不显着(P>0.05)。这说明女性虽然普遍比男性更易罹患龋齿且龋患程度更严重,但两性间差异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有些遗址差异巨大而有些则差异很小。另外,从八里岗遗址来看,虽然两性患龋情况都随时代而恶化,但男性个体的患龋率和龋齿率提高尤为显着,缩小了与女性间的患病差异。

“吃”出来的牙病

我国气候在距今8500—3000年间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仰韶文化恰处于大暖期鼎盛阶段,华北地区气温较现今高3℃,降水量也大幅增加,植物空前繁茂,原始农业进入难得一遇的发展时期。河南仰韶文化遗存丰富,出土了大量用于开垦、耕种、收割和粮食加工的石器、骨器、蚌器等,另有许多储粮窖穴和各类酒器。这些都说明农业繁荣,粮食在满足日常食用后还有了剩余。与此同时,石臼、石杵数量增多并逐渐取代石磨盘、石磨棒成为新的粮食(尤其是水稻)加工工具,大大提高了粮食加工效率。

河南仰韶文化人群普遍采用农业生产方式,与狩猎采集人群相比,食物结构稳定单一,粟、黍、稻等谷物占比很高。这些谷物中含有大量淀粉,加之石臼、石杵的砸击、研磨作用使加工过程更加精细,食物的黏性很强,残渣容易留存在口腔内从而引发龋齿。因此,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可能是河南仰韶文化人群龋齿率整体偏高的根本原因。

另外,河南地处南北交接的生态过渡带,地貌类型多样,人群的生业模式也因地制宜,存在地域差异。仰韶文化时期,豫西、豫中地区的农作物种类主要为粟、黍,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如西坡、笃忠和青台遗址;豫西南地区则处于“稻粟混作区”,不同遗址作物结构中粟、黍、稻三者比重不一,但稻始终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沟湾、下王岗、八里岗遗址。地形地貌上,豫中地区以平原为主,农业发展水平更高,与之相配的家畜养殖业成为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途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而豫西、豫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和湖沼,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狩猎、采集、捕捞活动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食物种类更为多元化,如笃忠、沟湾、八里岗遗址。

不同谷物的致龋性存在差异,东南亚地区的生物考古研究表明,以稻米为食的人群龋齿率较低。野生的植物类食物如菱角、橡子、芡实等碳水化合物含量低于谷物,也不易致龋。因此,仰韶文化人群龋病的地域性差异可能是由主食类型与食谱结构的不同导致的。以粟、黍为主食的豫中地区人群龋患最为严重,而豫西、豫西南地区人群的龋患则相对较轻。另外,此次所选豫中地区的遗址多为区域性中心聚落,如汪沟遗址有内外三层环壕和夯土广场,青台遗址有四重环壕,聚落内还有专门的祭祀区。居住在这些大型聚落中的人群社会等级普遍高于其他一般性聚落内的人群,人口平均寿命可能更长,食物加工的精细度也会更高,个体罹患龋齿的概率及龋患的严重程度也随之提高。

在河南仰韶文化人群中,女性患龋率和龋齿率普遍高于男性,与现代龋病流行病学规律相一致。Larsen对美国佐治亚州海岸、Lukacs对南亚地区两性患龋率差异的研究也表明,在狩猎采集经济向早期农业转变过程中,女性较男性更容易罹患龋齿。这与两性的生理特征、食物结构、社会分工等有关。从生理上来看,女性牙齿萌出比男性早,受致龋因素的影响时间长,患龋概率也随之增加。仰韶时期男女两性墓葬中常随葬不同的生产工具,男性多随葬石镞、骨镞、石斧等,而女性多随葬石球、蚌刀、骨针、骨锥、骨匕、纺轮等。这表明两性存在社会分工的差异,男性主要从事工具制作、狩猎及农业中的部分重体力劳动,女性主要从事农业收割、果实采集、纺织及缝纫、食物加工等轻体力的劳动。在女性的日常活动中,接触、食用致龋性食物的几率可能更高。

总之,随着人类进化和生产经济的发展,龋病发病率整体呈不断升高的趋势。河南仰韶文化人群龋病较同时期人群更为严重,不同人群患龋情况存在地区差别,女性普遍比男性更易罹患龋病。这些特征与河南仰韶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业模式、文化行为等密切相关。

本文为“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青年课题(项目编号:Q202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BK035)研究成果。

(作者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