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杨 阳
一、传播实践：如何覆盖应急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在2021年夏季河南暴雨灾情中，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纷纷开展应急报道，多端融合形成合力。但与此同时，应急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在应急传播体系建设中进一步探索应对。以人民日报为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成立报道协调小组，报、刊、网、端、微、屏等平台组合报道、持续跟进。版面头条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配发评论文章解读指示精神，开设防汛救灾专栏聚焦救援进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覆盖面广、发布便捷、更新及时，在此次应急传播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据笔者统计，在2021年7月18日至7月31日期间，人民日报发布与河南灾情相关的微博143条，内容主要分为信息发布、情感动员、舆论引导、科普辟谣等，充分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引导舆论走向。作为拥有最多关注用户的媒体法人微博，人民日报微博为汛情报道带来巨大的网络声量，如《速扩！河南全省救援电话汇总》一文，阅读量达1.2亿次，还有多幅新闻海报网络反响热烈，有效凝聚共识，支持前线救援。
以2021年7月18日—7月31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布内容为例分析信息发布、情感动员、舆论引导、科普辟谣、灾情信息、救援信息、领导动态、预警信息、救援故事等融媒策划类讯息内容，可见一斑。
例：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持续奋战70多小时，卫河决口成功封堵；河南强降雨已致58人死亡；扩散提醒！河南暴雨红色预警继续
例：河南巩义一村干部救援群众时遇难；消防员抱被救婴儿有多温柔；这张暴雨救人漫画太戳了；各地美食为烩面加油
例：一网民辱骂受灾河南人民被行拘
例：辟谣！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为谣言
应急传播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应急传播仍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从主流媒体微博针对河南暴雨开展应急传播的时间线上可以看到，7·20汛情发生前，很多传统媒体并未关注到灾情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作为信息触角的地方媒体，不论是新媒体客户端还是传统广播电视，也都未及时发出预警。媒体拥有完善的报道网络与丰富的信息来源，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舆情监测能力也显着增强，基于此，媒体更应不断提升信息筛选与风险预警能力。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的社会现状，这种感知、预警、判断的能力显得尤为珍贵，如何在危机事件成为热点之前进行有效预警，是信息时代媒体提升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其二，传播如何有效覆盖受灾群众。河南暴雨导致信息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没有信号的灾区成了信息孤岛，媒体信息传播范围受到限制。在生死时速的应急大考中，出现了一份命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在线共享文档，截至7月21日晚，这份20日由网友自发创建的互助文档已更新至270多版，访问量250万次。24小时里，最初的一行文字拓展到了官方救援信息、风险地区、需救援等多个版块，网友自发整理了近百个避险地点、上千条求助信息。7月20日地铁乘客受困事件中，媒体无法第一时间赶赴救援一线，一位受困地铁中的主持人通过手机微弱的信号拍摄了救援现场，及时上传了救援画面，让外界了解了受灾现场的情况。这样由公众自发形成的应急响应，帮助受灾群众实现了自救互救，覆盖了应急盲点，体现了其独特的应急传播优势。
其三，信息共享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在暴雨救援过程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各大媒体平台及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大象新闻等多家本地媒体都在新闻客户端推出了紧急求助通道，设置专门板块汇总整理救援电话、捐助方式等信息。媒体平台的这一尝试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平台实时更新、及时互动的救助优势。但是在汛情信息混乱的状态下，通道众多、收集方式不一，这些信息如何高效汇总？如何及时、即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反馈是否有回应？真实性谁来把关？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受灾群众以及志愿者、爱心人士之间尚缺乏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
二、思考与对策：构建预警、响应、联动相结合的现代应急传播体系
总体来看，媒体在信息发布、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急救援凝聚了社会力量。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应急传播的时间上，媒体预警功能有待加强；应急传播的空间上，受灾地区信息覆盖能力有待提升；应急传播的主体间，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建立。如何让媒体的应急传播及时有效地走完“最后一公里”，需要在应急传播体系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解决应急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媒体在建设应急传播体系过程中充分把握当前的现实需求，从社会风险现状、互联网传播语境、媒体发展方向等方面出发，推动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应急传播体系。
——充分认识社会风险现状，增强风险意识。与现代化伴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新的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核安全、生物安全等新型风险成为现代社会主导风险类型，且具有更为极端的毁灭性力量。二是现代风险相互关联转化，交通设施与信息网络实现了时空连接，使得特定领域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更易演化为全国乃至全球性风险。三是风险感知难度不断加大，新型技术衍生的各类风险管控难度大、可预见性低，而风险感知能力没有随之提升。媒体在社会中往往发挥着“了望哨”作用，应增强风险意识，充分认识现代风险的特点，加强风险预警与感知能力建设，在复杂多变的舆情之中有效引导人们的关注，从而实现听风险于无声、见风险于未形，及时发现、提示、预警。
——充分了解互联网传播语境，提高用户意识。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技术革新，重塑了现代信息传播模式。传统应急传播依托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由政府及应急机构主导，往往是“媒体—受众”单向传播。而互联网是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新系统，每个用户都是互联网的主人，信息呈现多节点、分布式的特点，危机事件、政府机构、公众、媒体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信息流动，传统单向度的危机传播模式因此受到挑战。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不能再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思维开展应急传播建设，而应把握媒体用户在获取与甄别信息、建立媒体信任、自发应急响应等各个环节的现实需求，将受灾群众与广大公众都纳入其中，以不同群体应急需求为导向建设应急内容、平台与渠道。
——充分规划应急传播融合发展进程，提高全媒意识。当今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全媒体建设为完善应急传播体系提供了更多可能，全媒体发展推动时间与空间连接、虚拟与现实连接，有利于覆盖更多受众、更广领域。要以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契机，因地制宜整合地方传播资源，将各主体连接在一起，优化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提升救援互助响应水平、培养全媒应急传播素养，有效扩大应急传播覆盖面，为风险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解决好应急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媒体发挥自身传播优势，主动作为、系统规划。要将应急传播体系建设提升到媒体参与国家协同治理的战略高度，将媒体应急传播体系发展融入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不仅要关注具体的采编报道方式与内容生产发布，也要关注如何形成完善的应急传播体系机制；不仅要关注自然灾害等传统的突发灾情，也要关注更广层面的安全问题；不仅要关注媒体领域，也要关注社会总体的传播应对能力。
第一，推动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媒体应进一步加强自身信息能力建设，尤其是作为地方信息把关人的地方媒体，要应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再造舆情平台，形成专业化的适用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危机信息数据库。改变舆情监测“追热点”的惯性思维，培养专业的风险分析人员，加强对于各类风险的监控、分析与研判，形成一套高效的风险预警反馈机制，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型与风险等级，适当分类、早做预案、及时发布，并不断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第二，探索形成公众应急响应机制。人是信息的核心，将受灾地区的个体纳入到应急传播的整体体系中，有利于充分扩大信息源、提升覆盖面。类似此次河南暴雨救援中出现的互助文档，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等众多突发事件中，都有公众率先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灾难信息、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开展自救的例子。媒体应推动建立官方的公众应急响应平台，或基于新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平台探索开通统一的应急信息收集通道，形成一套直接向公众收集并反馈突发信息的系统。当然这一设想有公众普及、信息甄别、常态运营等方面的高昂成本，但在强互动的用户内容生产时代，这一探索尤为重要。
第三，合作搭建应急传播联动机制。不论是风险预警、应急发布，还是组织救援、协同治理都需要政府部门、媒体平台之间充分共享信息，主流媒体、地方媒体、自媒体等各类媒体平台之间也需进一步加强合作联动。在以往的突发事件中，常常会出现各主体、各平台之间信息相互“打架”的问题，如信息不一致、谣言虚假信息等。日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为更好应对常年突发的自然灾害，出台了专门规范应急信息发布的法律，成立日本放送协会（NHK）统一规范报刊、广播电视机构的应急传播守则。国外媒体的有关探索与实践为我国应急传播联动机制的创建和完善提供了参考，结合国情形成高效规范的应急传播策略，合作搭建应急传播联动机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