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书田
连载（十二）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吕 骥
文/乔书田
吕骥与孟波（右），1989年5月于上海华夏宾馆会面。乔书田 摄
1955年初，恢复为月刊的《人民音乐》，继续对贺绿汀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第三期还发表了题为《更深入更全面地联系实际，对音乐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展开彻底的批判》的社论。指出，“目前，在清算胡适反动思想的同时，展开了对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的揭露与批判”。并说，“胡风唯心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我们音乐界来说同样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和胡风思想实质相同而形态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曾长期盘踞在我们音乐领域内而没有受到深刻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最近，由于贺绿汀同志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而引起的热烈争论，实际上就是一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的开始”。认为“《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中所反映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技术至上观点，以及其他相类似的观点，是随处都可以发现的。”
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在《社论》中给贺绿汀同志定了性，认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宣扬的是“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技术至上观点”。并把他与胡风联系在一起，认为他的思想与“胡风的唯心论文艺思想”是“实质相同而形态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应予以“彻底的批判”。
在《人民音乐》不断批判贺绿汀的同时，刚刚成立的音协党组也召开会议，批判贺绿汀。吕骥在会上讲话说，贺绿汀“虽然没有像胡风那样写30万字，但也是系统地对各项重大的音乐问题都发表了意见……贺绿汀和胡风，在文艺思想上所发生的问题，实质上是一致的。”（1）这样不厌其烦地对贺绿汀同志进行批判，引起了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的注意。1956年2月，陈毅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党内干部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文化部党组成员和中国音协党组成员：钱俊瑞、周扬、夏衍、李伯钊、周巍峙、张庚、吕骥、贺绿汀、赵沨、孙慎，以及北京市各音乐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共20多人。会议伊始，陈毅同志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个整风会、学习会，就是要解决音乐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不团结问题。要把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来，请大家都帮助分析，提高认识”。
吕骥在会上作了检查。贺绿汀同志也作了检查。座谈会整整开了一周，许多同志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妨碍音乐事业发展、影响音乐界团结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显然，陈毅同志对吕、贺的检查并不满意，他最后总结说：“我听了你们两位（指吕、贺—— 笔者注）的发言，觉得都没有自我批评精神，都是攻击人家，替自己辩护，很使我失望。你们的缺点主要是片面性、狭窄，抓住了一些东西死不放。可以说，你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我要大大泼你们一瓢冷水，让你们清醒清醒。”（2）3月10日上午，中国音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又到会作了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批判贺的做法，不是党内正常的做法，不好，有宗派情绪，造成思想混乱。我们有些同志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其实我们的知识也很有限。应该承认，我们也有很多缺点，我们应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外也要这样，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多更好地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严厉提出，“违反组织原则的事要好好检查。”（3）3月13日上午，周扬也到中国音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说，“把他（指贺绿汀——笔者注）与胡风相提并论，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4）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党和国家认识到，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尽快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文化事业水平。然而，目前的问题是，在科学文化领域中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思想干扰，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束缚了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不久，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们党发展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指导方针（即“双百方针”）。
同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音乐盛会——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刘明芝，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副主席马思聪、贺绿汀、査阜西，以及音乐界知名人士丁善德、缪天瑞、周巍峙、喻宜萱、周小燕、郭兰英、王昆等。在出席音乐周的知名人士中还出现了黎锦晖的身影。开幕式上，上海代表队演出了大合唱《祖国颂》。
8月24日，音乐周闭幕。吕骥在上午举行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为进一步创造多彩的人民音乐而努力》的讲话。他说，“盼望很久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在文化部的领导下完满地结束了。我相信这次音乐周对今后音乐艺术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音乐周聚集了全国音乐界的主要力量，表演了近几年来音乐创作的主要作品。也表演了‘五四’以来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黄自、张曙、任光、麦新等人的作品，我们有许多年没有听到了，许多年轻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虽然这些作品是十多年、二十年前创作的，大家都觉得很亲切，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了那个时代。”（5）吕骥第一次把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黄自的名字并列在了张曙、任光、麦新的前面，并说，大家听了这些作品“都觉得很亲切”，“他们的作品表现了那个时代”。
在谈到大家对近几年来音乐工作的意见时，他说，“在四五千人当中，不应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幺？难道这些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意见不可以经过较长时间的继续讨论，而必须在一夜之间去统一幺？谁也没有这样想。大家都认为即使是带原则性的问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可以把问题研究清楚；对许多具体问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不一致的意见是合理的，应该允许的。”（6）意思是说，音乐界的分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
同日下午，由周扬、夏衍出面，邀请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音乐周的全体音乐工作者，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之后，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与周扬、夏衍、吕骥、马思聪、贺绿汀等人，就如何继承民族音乐传统、借鉴西洋音乐文化成果等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幺攻，怎幺守，各有不同。……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他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林，并没有什幺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及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
（责任编辑 张晓燕）
①见保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由夏白整理印发的吕骥讲话稿。
②③见1989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贺绿汀传》第180—181页。
④见2002年11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中的附录二：《周扬讲话记录稿》。
⑤ 见1988年8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吕骥文选》（上集）第225页。
⑥ 见1988年8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吕骥文选》（上集）第226页。
⑦ 毛泽东的讲话涉及到方方面面，后来整理成一篇《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