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燕

内地的摇滚乐是一群“拒绝消失”的草根阶层，在困惑、叛逆的青春期发出的勇敢的声音，那里有对现实的反思、对意识形态的质疑、对虚伪的唾弃、对麻木的人性的批判乃至对爱情、对城市、对生存的虚无感。他们是一群先锋艺术的实验者和实践者，然而却没有同属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思想”的电影、话剧、美术等前卫先锋艺术那样幸运，他很少受到主流文化和传播媒体的重视和呵护。

当然他有自身的弱点，在成长的过程中，“摇滚精神”经常被高分贝的神经质的嘶吼来取代，或者沉迷于“炫技”和个人体验的噪音狂欢而忘记摇滚的本真。在这粗粝的背后，是所有热爱摇滚的人的挣扎和叹息。

中国的摇滚乐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打口磁带”涌入国内开始的，一群年轻的音乐人开始效仿美国和欧洲各类型的摇滚、爵士、布鲁斯，并着手本地化的尝试。

崔健不是第一个唱摇滚的人，却是第一个把摇滚乐带入大众视线的“中国摇滚之父”。1986年，崔健参加“首届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由于《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的另类曲风在大赛首轮角逐就被淘汰，当时担任东方歌舞团负责人的王昆是此届比赛的评委，同时也正在筹划“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活动，经人推荐，崔健受邀成为30位独唱歌手之一。彼时背着一把吉他，一个大褂、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的摇滚歌手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当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震撼了人们的耳朵，这嘶哑咆哮的叙事风格，真实和充满力量的精神内核让人们知道了在流行音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和话语的存在。

1989年，崔健第一张个人专辑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发行，其后黑豹乐队的《黑豹》、唐朝乐队的《唐朝》、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窦唯的《黑梦》、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何勇的《垃圾场》、崔健的《红旗下的蛋》、郑钧的《赤裸裸》专辑陆续发表，到1994年，中国摇滚音乐盛况空前，神州大地遍地摇滚。

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魔岩三杰和唐朝，是一个巅峰，也是一个转折点。

在红磡演出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幺看法，他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狂言一出，爆炸性可想而知，地铁、街路两旁的演出海报、广告被“四大天王”的歌迷统统撕毁，演出前魔岩三杰已把遗嘱写好：“万一有什幺意外（怕会引起暴乱），把此次演出收入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然而现场演出的效果用当时的香港媒体的话说是“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全场在3个半小时的过程中，观众陷入了疯狂的状态。“黄秋生在何勇演唱《垃圾场》的时候一边狂奔一边把衣服撕得稀烂”。

1994年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缔造了中国摇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后似乎一切戛然而止。近20年，中国摇滚的大型公开演出寥寥无几，除了几个主将偶尔在舞台上惊鸿一瞥以外，绝大多数的乐队和摇滚乐者离开了群体的视线。

原因何在？内地音像出版业对摇滚的认识持观望态度，唱片业的迅速萎缩，单曲发行模式的欠缺，音乐的发行推广难题已经使摇滚乐集体失语。中国摇滚的“星星之火”在哪里？摇滚先驱崔健提出“让摇滚回到生活”的口号，也许二手玫瑰梁龙《命运》、胡吗个《部分土豆进城》、汪峰《怒放的生命》唱出平常人的摇滚，就是他的答案吧！

（责任编辑 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