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莉，梁媛，梅洁，胡汝为，Li Li
·方法学研究·
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工具基础保健评价工具－成人简短版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匡莉，梁媛，梅洁，胡汝为，Li Li
目的研究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工具基础保健评价工具－成人简短版（PCAT-AE）在我国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系统背景下的适用性。方法以PCAT-AE作为测试量表，采用“直接引入＋汉化＋局部修缮”方式进行本土化，形成的正式调查量表包括7个维度23个条目，7个维度分别为首诊利用、可及性、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文化背景胜任力。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及东莞市的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家公立医院全科医学门诊部；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这9家机构的全科门诊患者作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8—9月，采用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和PCAT-AE两部分。共回收问卷1 712份，有效问卷1 645份，有效率为96.1%。采用Cronbach′sα、探索性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结构效度，采用相关系数评价量表条目的内部一致性。结果量表总体Cronbach′sα为0.74；综合性、连续性、可及性3个维度的Cronbach′sα分别为0.63、0.72、0.67，协调性、以家庭和社区为导向、首诊利用的Cronbach′sα分别为0.58、0.47、0.40。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首诊利用、可及性、快捷性、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以家庭和社区为导向7个公因子，7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为55.62%。2个条目的载荷＜0.4，1个条目的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0.2。结论采用“直接引入＋汉化＋局部修缮”方式本土化的PCAT-AE，形成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试量表，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深入探索研究符合我国背景的全科医疗特征功能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开发符合我国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全科医疗特征功能评价量表。
全科医疗；特征功能；基础保健评价工具－成人简短版；信度；效度
匡莉，梁媛，梅洁，等.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工具基础保健评价工具－成人简短版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6，19（7）：813－818，823.［www.chinag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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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疗是基础保健（primary care）的核心［1］，是高价值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2］。世界卫生组织继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后30年，即2008年重申，任何国家都应继续将基础保健作为国家卫生发展的重点，以应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给健康带来的多重挑战［3］。对此，各国取得广泛共识，均以强化基础保健体系作为医疗卫生改革的发展重点［4］。然而，全科医疗并非仅由全科医生提供服务就能必然地达成对卫生系统高绩效的贡献，还必须具备和实现某些独特功能方能担此重任［5］。世界卫生组织［6］、世界家庭医生组织［7］、美国医学会［8］及加拿大医学会［9］等均给出了以功能为导向的全科医疗／基础保健定义，明确全科医疗特征功能包括“首诊服务、可及性服务、连续性服务、综合性服务、协调性服务（核心特征功能）和以家庭为单元、以社区为基础、以预防为导向（衍生特征功能）”。特征功能的本质是指全科医疗服务所蕴含的特有的服务方式和行为，决定着全科医疗服务过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临床专科服务的所在［10］。全科医疗特征功能以一种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彼此强化的方式共同作用，形成全科医疗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绩效的作用机制［11］。当全科医生将这些功能整合在一起提供，全科医疗的高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2］。特征功能发挥得越好，全科医疗的绩效越高，越能够与专科医疗形成分化互补，促进分级诊疗形成［13］。各国在全科医疗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与实施、全科医疗实践与管理中，均围绕特征功能展开［14］。
构建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工具，成为全科医学和全科医疗实践管理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英国［15］、欧洲［16－17］、澳大利亚［18］、美国［19－20］从全科医疗特征功能角度，相继开发各种评价工具并广泛应用于干预效果评价和卫生政策研究中。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制的基础保健评价工具－成人简短版（primary care assessment tool for adult evaluation，PCAT-AE）基于基础保健特征功能理论框架，从患者体验和感知角度，评价全科医疗7个特征功能［21］。Malouin等［22］对比现有几个主要测量工具，认为PCATAE是目前较为系统完善的基础保健评价工具。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开发出专门针对全科医疗特征功能的评价工具。国内研究趋向于将全科医疗评价融于基层服务体系或基层机构的绩效评价中［23－24］，其实质是将全科医疗评价等同于体系或机构的评价。王赛苹等［25］、王丽芬等［26］研究所构建的全科医疗评价指标体系，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全科医疗特征功能，但总体上关注硬件投入，侧重建立以特定疾病为导向和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产出指标，缺乏对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所依赖的特有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过程的测量。国外评价工具虽然比较成熟，但均是在本国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背景下量身定做，借鉴和应用国外量表时，不可避免地遇到量表的适用性问题。就PCAT-AE而言，Yang等［27］以长沙市的部、省和市属医院的普内科门诊、妇产科门诊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诊患者、张丽芳等［28］以昆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诊患者为例进行了调查，这两个研究的结论比较一致，即该量表整体模型可靠，但公因子与原量表有所不同，需要根据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情况不断修订，方可用于本土调查。然而，上述两项调查是在全科医疗基本特征缺乏的样本中进行量表信效度检验的。例如，上述研究没有将调查对象集中到多次就诊于全科医生的患者，所在调查地区没有实行强制性社区首诊，样本并不具备医患关系长期连续、转诊和守门人等全科医疗基本特征，以此样本所得结论是否可靠、所分析原因是否合理均有待进一步验证。新医改以来，我国社区卫生全科医疗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全科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服务行为逐步靠拢全科医疗理念；全民医保推进下越来越多的地区实施强制性社区首诊；一些改革试点的医院开设全科医学门诊，建立全科与专科分诊模式，并直接引入有着丰富经验的国外全科医生开诊［29］。这些具有全科医疗基本特征的多样化的实践模式，无疑为进一步验证PCAT-AE在我国本土的适用性提供了良好的样本基础。
本研究以PCAT-AE为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工具，选择全科医疗发展较好、实行强制性社区首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多样化的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作为调查机构，将调查对象严格限制为多次就诊于全科医生的患者，并采用调查员与患者一对一问卷调查形式以保证问卷质量，检验该量表在国内应用的适用性，揭示量表本土化使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可能的原因，为今后建立和改进国内评价工具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评价工具及其本土化过程 美国PCAT-AE包括7个维度共92个条目，7个维度分别为：首诊利用（first－contact utilization）及可及性（access）、连续性（continuity）、协调性（coordination）、综合性服务提供（comprehensiveness servicesavailable）及利用（received）、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ness）、以社区为导向（community orientation）、文化背景胜任力（culture）［21］。
本研究以PCAT-AE作为测试量表，采用“直接引入＋汉化＋局部修缮”方式进行本土化。本土化分3个阶段进行。首先，1名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将量表翻译为中文，1名基础保健专家对量表翻译进行校验，形成量表初版。第二，邀请6名具有10年以上临床经验、取得全科医学资格证的社区全科医生组成专家小组，讨论量表初版，删去或修改不适宜我国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背景的条目。最后进行量表预试验，采取典型抽样法选取广州市3家国家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便利抽样法在每家中心访谈20例患者（共60例），访谈患者为在所调查中心就诊全科医生的次数≥3次、年龄≥18岁、能听懂普通话或粤语并可以自主表达者。通过预试验，修改量表中患者难以理解或概念模糊的字句和语句，形成正式调查量表版本。正式量表包括7个维度23个条目，分别为首诊利用（3个条目）、可及性（3个条目）、连续性（3个条目）、综合性（4个条目）、协调性（4个条目）、以家庭为中心（2个条目）、以社区为导向（3个条目）、文化背景胜任力（1个条目）。
1.2 调查对象 采用二阶段抽样策略。第一阶段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广东省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较好、实践模式多样化的城市，即广州市、深圳市及东莞市，共有4种全科医疗模式纳入本研究。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约90%由政府办政府管，10%为社会举办，均与医院之间独立运行，所有机构均没有实行强制性社区首诊。在广州市，本研究抽取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政府举办的国家级示范中心和普通中心各1家，社会举办中心1家。东莞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为政府办政府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中没有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参保患者全部实行强制性社区首诊政策，本研究抽取国家级示范中心和普通中心各1家。深圳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院办院管，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中第三档参保患者实行强制性社区首诊制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院形成运营服务网络，本研究选择2家国家级示范中心和1家普通中心。港大深圳医院全科医学门诊部由香港大学全科医学系主任担任科室主任，共聘请6名国际认证的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担任顾问医生，负责对该科出诊的全科医生进行全科医学知识和技能培训，并要求全科医生保证对患者有10～15 min的接诊时间。可以认为，这是目前我国本土提供的全科医生技术水平较高、较吻合全科医疗服务理念的实践模式之一，本研究将此医院纳入调查机构。第二阶段采用便利抽样法，对这9家机构的全科门诊患者进行访谈调查。患者纳入标准为在所调查机构就诊全科医生的次数≥3次、年龄≥18岁、能听懂普通话或粤语、可以理解问卷内容和自主表达者。
1.3 调查方法 于2014年8—9月，采用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和PCAT-AE两部分。PCAT-AE所有条目采用李克特4分赋值，1＝“从来不会”，2＝“偶尔会”，3＝“经常会”，4＝“总是会”，“不知道／不好回答”作为中立选项赋值2.5，缺失值赋值2.5。由4名接受基础保健知识和问卷培训的硕士研究生担任调查员。为保证调查质量，采用调查员和患者一对一形式填写调查问卷，问卷作答完毕后，调查员当场回收问卷并检查有无错填或漏填项目。调查地点为调查机构的全科医生候诊室，调查取得患者口头同意后进行。本次共发放问卷2 087份，回收问卷1 712份，有效问卷1 645份，有效率为96.1%。
1.4 PCAT-AE适用性评价方法 量表的适用性评价，就是将该量表运用在国内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体系的背景下，根据实证研究数据，计算量表的效能指标（propertiesofmeasurment），如效能指标值达到一定的信度和效度标准，则说明量表具有本土适用性，否则说明量表适用性有待提高。
量表信度包括总体信度和各维度信度，Cronbach′sα若＞0.7，表明量表总体信度可靠［30］；若＞0.6，则表明维度信度较好［31］。各维度条目与该维度的相关系数＞0.5，表明条目具有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条目的收敛性（itemconvergent）较好，与维度反映的涵义一致。某一维度的条目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0.5，表示条目所反映的涵义不同于其他维度，条目的区分效度（item－discriminate validity）较高。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当特征值＞1为有效公因子，因子载荷＞0.35为有意义条目。此外，还可用条目得分与总得分相关系数作为条目纳入或剔除的考量指标，当相关系数＜0.2，则表明该条目可能为“垃圾条目”，应予以删除［32］。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并进行逻辑检查，按照15%的比例随机抽取录入数据进行核对，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1 645例患者中，调查地点为广州社区、东莞社区、深圳社区、深圳医院者分别占42.4%、24.3%、22.4%、10.9%；女占59.5%；年龄31～60岁者占55.0%；家庭月收入5 000～10 000元者占46.7%；已婚者占86.2%；文化程度为初高中者占58.3%；在职者占56.0%；有签约医生者占8.0%；有慢性病者占42.4%；自测健康状况一般／不好者占53.8%（见表1）。
2.2 信度检验 量表总体Cronbach′sα为0.74，量表总体信度较好。各维度中，综合性、连续性、可及性3个维度的Cronbach′sα分别为0.63、0.72、0.67，均＞0.6，信度较好；协调性、以家庭和社区为导向、首诊利用的Cronbach′sα分别为0.58、0.47、0.40，均＜0.6（见表2）。
2.3 结构效度检验 经Bartlett球型检验，KMO为0.80，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获得因子载荷矩阵，根据Kaiser准则，提取7个特征值＞1的公因子，7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为55.62%。所有条目因子载荷＞0.35，但“您是否会与社区医生聊一聊心理或情绪问题？”和“社区医生是否会把您的病情记录在病历上，以供您到上一级医院给医生参考？”2个条目的因子载荷＜0.4。若按照原PCAT-AE因子载荷＞0.35作为条目保留标准，所有23个条目均保留（见表2）。
表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n＝1 645）Table 1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respondents
测试量表中，首诊、可及性、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服务等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可以清晰分离出，与原量表维度保持一致；但原量表中的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文化背景胜任力中的部分条目聚合成1个维度，形成“以家庭和社区为导向的服务”维度；患者就诊等候时间单独形成1个维度，命名为“快捷性服务”维度。
2.4 条目一致性检验 除了综合性维度中“如果您需要其他帮助，社区医生是否会联系其他社会组织为您提供服务？”这一条目外，其他所有条目与其所在维度的相关系数均＞0.5；条目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均＜0.4，测试量表的条目一致性较好，条目的区分度高（见表2）。
2.5 条目得分与总得分的相关系数 只有“当您需要看病时，是否会先找社区医生？”条目得分与总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14，＜0.2；其余条目得分与总得分的相关系数均＞0.2。
表2 PCAT-AE的适用性结果Table 2 Results of the suitability of PCAT-AE
3 讨论
本研究选择全科医疗发展较好、实践模式多样化的地区和机构作为调查现场，将调查对象严格限制为就诊全科医生≥3次的患者，并采用调查员与患者间一对一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拓展了调查对象背景的广泛性，强化了调查问卷测量内容的针对性，提高了问卷填写质量，有助于研究人员深入了解患者对全科医疗特征功能的具体想法和观点，探查PCAT-AE在我国社会文化与医疗卫生背景下的适用性。
3.1 测试量表总体有效，在国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本土环境下，测试量表的总体和大多数维度的信效度较好，社区首诊、可及性、连续性、综合性及协调性5个核心特征功能维度与原PCAT-AE保持一致，也与理论定义保持一致。这表明，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卫生服务模式如何，患者对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的诉求是一致的。总体而言，该量表在国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3.2 测试量表的总体累计方差不高，有近一半的变异未能获得解释 本研究在广东地区测试量表的累计方差为55.62%，与长沙（56%）［27］、昆明（51%）［28］及西藏（60.7%）［33］等地的研究结果类似，均＜原量表在美国的结果（88.1%）。这提示，我国居民对全科医疗特征功能的内涵有其自身的理解、需求和表达［34］，采用“直接引入＋汉化＋局部修缮”的方式引用国外量表，只能利用量表中现有条目去捕获我国患者对全科医疗服务的感知和体验，而量表外的我国居民自身特有的理解、需求和表达则可能被漏掉。
3.3 测试量表所提取的公因子与预设不同，可能与我国全科医疗实践模式有关 本测试量表所形成的综合性维度，除了包括原量表中向患者提供“心理、睡眠、饮食、情绪等”综合性服务条目之外，原量表中的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及文化背景胜任力3个维度中的部分条目也落入到综合性维度中，与原量表预设不同。这反映出我国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性服务的感知包括了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即：社区全科医生在为个体患者看病时提供的心理、睡眠、饮食及情绪指导等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对社区居民群体提供的健康教育和动员社区资源等服务。这凸显出了我国全科医疗实践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平台，全科医生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导，具有“组织性集体行为”的特征，这些“群体性、运动式”的服务内容占据了社区全科医生工作内容的30%～50%［35］。
PCAT-AE产生于美国，美国的基础保健实践模式以家庭医生为导向，以提供个体患者基础医疗为主，并不广泛地提供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等，具有鲜明的家庭医生“个体”行为特征。两个国家基础保健实践模式不同，造成测试量表提取的公因子也有所不同。
3.4 测试量表中一些维度信度较低，可能与我国社区首诊的早期特征有关 测试量表中的首诊利用维度的Cronbach′sα为0.40，低于0.6的标准，信度较低，与较早在北京［36］、长沙、昆明、西藏及福州［37］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早期研究认为，信度低的原因是由于研究所在地区没有开展社区首诊所致。本研究样本所在地区开展了多年的强制性社区首诊，结果仍然显示首诊利用的信度低。本研究认为，首诊利用维度的信度低，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以控费为目的社区首诊的早期特征。
东莞市和深圳市加快推进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在流动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的情况下，既要全面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又要在筹资水平较低的同时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报销水平，推行强制性社区首诊就成为一种制度选择［38］。在强制性社区首诊制政策设计中，医保对基层卫生机构采取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水平较低，深圳为144元·人－1·年－1，东莞为120元·人－1·年－1），患者转诊到医院所发生的费用也包干在医保总额付费里，同时转诊率纳入医保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年度考核指标。由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然严格控制患者转诊，患者在社区就诊呈现出“高黏滞性”特征。此外，由于医保不报销健康体检费用，社区在医保费用包干制情况下，也不会主动提醒和建议患者进行体检和预防保健服务。我国在社区首诊制度的早期阶段，不是以加强社区全科医疗特征功能为目的，可能是造成全科医疗特征功能测量量表部分维度信度低的原因。
3.5 测试量表中部分条目不能进入公因子，可能与国内社会文化与医疗卫生实践特征有关 “当您有健康问题时，是否会首先找您的医生？”是“首诊／第一线照护”的重要条目，国外几乎所有相关量表中均包含该条目。本次量表预调研中，患者对“我的医生”这个概念感到迷惑和无法理解，因此正式量表将该条目修改成“当您需要看病时，是否会先找社区医生？”。但本研究结果显示，该条目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0.2，属于“垃圾条目”，应予以删除。可见这一修辞后的条目虽然容易被患者理解，但与预设条目的理论涵义又不完全相符，未能表达出“我的医生”词语的个中神韵，即：患者对全科医生的拥有感以及全科医生对患者的责任感。
综合性维度中的“您是否会与社区医生聊一聊心理或情绪问题？”条目在所有公因子中的载荷均＜0.4，若按照载荷因子＞0.4的条目纳入标准，这个条目不能进入任何公因子［39］。本次现场访谈对象在填写这个条目时回应道：“有心理和情绪方面的问题，自己知道好了，为什么要跟医生说呢？”或者“医生那么忙，给我开药看病就很好了，他们没有时间听我说这些事情。”这表明，国内患者对心理和情绪问题持有“遮盖心理”，影响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着医生的问诊咨询行为。
“社区医生是否会把您的病情记录在病历上，以供您到上一级医院给医生参考？”原本是协调性服务维度中的重要条目，主要测量全科医生在协调性服务中提供给转诊医生的患者信息，以保证患者信息的连续性。本次测试量表中，该条目的因子载荷在所有公因子中均＜0.4，不能进入公因子。分析原因在于，目前国内只把转诊信作为社区首诊中的一个医保管理环节，没有明确转诊信在医疗上的作用，缺乏对规范转诊信内容格式的研究和规范，社区医生常常简单地在患者病历上写明“建议到上级医院”，对保持患者信息连续性没有发挥出实质性作用［40］。
3.6 测试量表中部分条目同时进入了两个公因子，可能与条目修辞不贴近国内语言习惯和认知特点有关 “社区医生或工作人员是否进行过家访？”条目在可及性、综合性两个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48、0.45，而“社区医生为您看病时，是否会跟您聊一聊社区的一些卫生／疾病问题？”条目在以家庭和社区为导向、综合性两个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46、0.40。一个条目同时对两个公因子都有贡献，说明访谈者面对同一个语句表达产生了不同的语意映射。
由于国外量表均在密切贴合该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医疗卫生体系背景下开发而成，若采取“直接引入＋汉化”的方式引用国外量表，可能存在问卷言语不贴近国内居民语言习惯、认知特点和环境特征，造成访谈者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条目区分度不好［41］。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1）测试量表的总体和大部分维度的信度和效度尚可，证明PCAT-AE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构建我国本土化量表时，应广泛参考国外量表所依靠的理论框架，以提高建表质量和效率，并为今后本土化量表运用结果的国际比较研究奠定内在一致性的理论基础。（2）应积极开发符合国内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实践背景的测量量表。PCAT-AE所依据的理论概念内涵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基础保健实践特征，需要采取彻底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研究符合国内全科医疗特征功能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拓展量表所测量内容的广度，挖掘量表所测量内容的深度，形成符合我国社会文化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保健特征功能评价量表。
作者贡献：匡莉负责研究设计和论文撰写；梁媛、梅洁负责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胡汝为负责部分数据结果解释；Li Li负责部分数据结果解释、论文结构完善及论文全文修改。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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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of the Primary Care Assessm ent Tool for Adult Evalu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KUANGLi，LIANGYuan，MEI Jie，et al.School of Public Healt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China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uitability of primary care assessment tool for adult evaluation（PCAT-AE）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care system.M ethodsThe PCAT-AE was adopted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slightlymodified to adapt to the general practice in China.The formal scale included 7 dimensions and 23 items；the 7 dimensions were first contact care utilization，accessibility，continuity，comprehensiveness，coordination，family－orientation，community－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competence.Using cultural samplingmethod，the research took place in 8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CHCs）and one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 of a public hospital in Guangzhou，Shenzhen and Dongguan in Guangdong Province；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the patients of the outpatient clinics of the 9 settings were enrolled as subjects.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in 2014，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and the survey content included the general data and PCAT-AE of the patients.A total of1 712 questionnaireswere collected，and 1 645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6.1%.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cale were analyzed by Cronbach′sαand exploratory factor，and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scale items was evaluated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ResultsThe overall Cronbach′sαwas0.74；the Cronbach′sα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prehensiveness，continuity and accessibility was0.63，0.72 and 0.67 respectively，and the Cronbach′sα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ordination，family－orientation and community－orientation，first contact care utilization was 0.58，0.47 and 0.40 respectively.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seven commo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including first contact care utilization，accessibility，rapidness，continuity，comprehensiveness，coordination，family－orientation and community－orientation；the cumulative variance of the seven factors was55.62%，and two items had factors loadings＜0.4；correlation coefficientbetween the factor score of one item and the total score was＜0.2.ConclusionThemodified PCAT-AE tool hasmoderate suitability for assessing primary care in the developing healthcare system in China.Efforts are needed to better define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that fit the core attributes of general practice in China and to develop the core－attributemeasurement tool thatalignswith Chinese social culture and health care system.
General practice；Core attributes；Primary care assessment tool for adult evaluation（PCAT-AE）；Reliability；Validity
R 197
A
10.3969／j.issn.1007－9572.2016.07.016
2015－11－20；
2016－01－12）
（本文编辑：闫行敏）
广州市医药卫生科技项目（20141A031003）；广东省十三五卫生事业发展研究项目〔粤财社2014（465）号〕
510080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匡莉，梁媛，梅洁，胡汝为）；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家庭医学和社区卫生学系（Li Li）
匡莉，510080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E－mail：kuangli＠mail.sy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