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家庭人际关系在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刘亮，刘翠莲，赵旭东

焦虑是社区人群中常见的精神健康症状之一。约22.7%成年早期（19～26岁）非临床人群的临床表现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4）中某一类型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的诊断标准，约9.7%符合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的诊断标准［1-2]。因此，探讨引发焦虑症状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对于焦虑的防治有重要意义。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在焦虑症状的诱发中发挥重要作用［3]。愤怒倾向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产生愤怒情绪的程度，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愤怒表达是个体习惯采取的愤怒表达方式，包括压抑和公开表达两种［4-5]。既往研究提示，高愤怒倾向和愤怒压抑与社区人群焦虑症状的产生相关［6-11]。但是，并非所有高愤怒倾向或压抑愤怒的个体都会出现焦虑症状，这提示在愤怒倾向或愤怒压抑与焦虑的关联中可能存在某些因素，影响二者关联与否及关联的强度，这一效应被称为调节效应（moderation effect）［12]。若要证明某变量在自变量影响因变量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为：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明显预测效应，且潜在调节变量不能同时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明显关联［12-13]。

根据MCGOLDRICK等［14]的家庭代际理论，大学生（17～21岁）处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转变阶段，作为个体心理特征的愤怒倾向与愤怒表达，以及家庭人际关系环境可能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同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二者在影响大学生焦虑症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不明。在家庭人际关系环境的研究中，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矛盾性被广泛应用。家庭亲密度指家人彼此支持和理解的程度；家庭适应性指成员在应对挑战时处理方式的灵活性［15-16]；家庭矛盾性指家庭中人际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成员公开表达情绪的程度［17-18]。既往研究提示，家庭中过多的人际冲突和暴力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病明显相关［19-20]，且家庭亲密感缺乏与社区和临床患者的焦虑症状亦存在关联［19，21-22]。相较而言，既往研究并未在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与愤怒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22-24]。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检验家庭人际关系在大学生愤怒影响焦虑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的统计学前提基本满足。因此，本研究选取全日制在校就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矛盾性在愤怒倾向/愤怒表达方式影响焦虑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从而为大学生焦虑的防治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8年2—4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一所综合性大学一、二年级在校大学生2 451例。纳入标准：（1）该校正式全日制在读大学生；（2）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无任何经诊断的精神障碍或躯体疾病。本研究程序和内容经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方法 不分专业、以班级为单位对纳入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主试教师统一说明指导语。共发放问卷2 451份，回收有效问卷1 98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1.03%。

1.2.1 自编社会人口学调查表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等。

1.2.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 共90个条目，分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分量表。各条目采用5级评分，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相应精神症状越严重［25]。本研究采用焦虑分量表条目平均得分反映被试的焦虑症状；因抑郁情绪可能会干扰被试者对情绪和认知测量的判断［26-27]，故在分析中将抑郁分量表条目平均得分作为混杂因素加以控制。焦虑和抑郁分量表的得分范围均为0～4分。SCL-90在我国大学生测评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焦虑和抑郁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 0.83、0.87［28-32]。

1.2.3 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修订版（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2，STAXI-2） 用于测量被试的易怒程度和愤怒管理方式，共57个条目，各条目采用4级评分（1～4分）。包括状态愤怒（SAS）、特质愤怒（TAS）、愤怒表达（AX）3个分量表［33]。其中，TAS测量被试的愤怒倾向，包含2个因子，愤怒气质和愤怒反应。愤怒气质反映个体在日常无刺激状态下的易怒程度，愤怒反应体现个体在面临应激时的易怒程度。各因子条目得分相加即为该因子得分，愤怒气质和愤怒反应得分范围均为4～16分。其在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已得到证实［33-34]。AX测试个体管理愤怒的方式，分为4个因子，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2个因子，用以反映被试压抑和公开表达愤怒的程度，两因子得分范围均为8～32分，其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9和 0.86［33-34]。

1.2.4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Ⅱ-Chinese Version，FACESⅡ-CV） 由OLSON等于1982年编制，PHILLIPS等翻译引进，为自评量表，共30个条目，各条目采用5级评分，“不是”～“总是”分别计为1～5分。量表包含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2个维度。家庭亲密度指家庭成员在日常相处及遭遇挑战/危机时相互理解和帮助的程度，得分范围为28～92分，得分越高表明成员间越亲密；家庭适应性指家庭体系灵活应对应激的能力，得分范围14～70分，得分越高表明成员处理挑战和情绪越灵活［16]。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以及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15-16]。

1.2.5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 采用FES-CV中的家庭矛盾性分量表，测量被试家庭中人际冲突激烈程度和成员公开表达情绪的程度［35]。该分量表包含9个是非选择条目，回答“是”计1分，回答“否”计2分。得分范围为0～9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家庭越允许成员开放表达情绪和愤怒。FES-CV应用于我国社区人群的结构效度、内容效度、外部效度良好［17-1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不同性别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不同性别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当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4个因子间的影响被控制后，哪些因子对焦虑保持明显预测效应；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进入法，α入=0.05）分别探讨男女生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在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自变量×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为存在调节作用［12-13]。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1 986例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情况 男1 097例（55.24%），女889例（44.76%）；年龄16～22岁，平均年龄（19.6±0.8）岁；汉族1 502例（75.63%），少数民族290例（14.60%），缺失194例（9.77%）；生源地为城市820例（41.29%），农村675例（33.99%），缺失491例（24.72%）；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好202例（10.17%），中1 086例（54.68%），差212例（10.68%），缺失486例（24.47%）；独生子女1 401例（70.54%），非独生子女375例（18.88%），缺失210例（10.58%）。

2.2 男女生焦虑、抑郁、愤怒倾向、愤怒表达、家庭人际关系得分比较 男女生焦虑、抑郁、愤怒反应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生愤怒气质、愤怒内部表达、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家庭矛盾性得分高于男生，愤怒外部表达得分低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男女生焦虑、抑郁、愤怒倾向、愤怒表达、家庭人际关系得分比较（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anxiety，depression，anger trait，anger expression and fami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s

2.3 男女生焦虑与抑郁、愤怒倾向、愤怒表达、家庭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男女生的焦虑得分均与抑郁、愤怒气质、愤怒反应、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家庭矛盾性得分呈正相关，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得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2）。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得分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得分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 |为 0.06～0.13，P＜0.05）。

2.4 大学生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对焦虑的预测效应 分别在男女生中，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以愤怒气质、愤怒反应、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赋值：各变量均以实际值纳入）。结果显示，男女生的愤怒气质、愤怒反应、愤怒内部表达得分可以预测焦虑得分（男：b'值为0.19～0.30，P＜0.001；女：b'值为0.16～0.31，P＜0.001，见表 3）。

表2 男女生焦虑得分与抑郁、愤怒倾向、愤怒表达、家庭人际关系得分的相关性分析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nxiety scores and depression，anger trait，anger expression and fami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s

2.5 大学生家庭人际关系在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在男生和女生中，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分别以愤怒气质、愤怒反应、愤怒内部表达得分为自变量，分别以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得分为调节变量，以年龄、民族、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抑郁得分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赋值：民族，汉族=1、其他民族=2；生源地，农村=1、城市=2；家庭经济状况，分好、中、差3类，分析时设置哑变量，否=0、是=1；是否独生子女，独生=0、非独生=1；其他指标均以实际值纳入）。将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同时带入回归方程（因数据过多，本文仅以表格形式给出了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数据）。结果显示：（1）在男生中，愤怒气质×家庭矛盾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提示家庭矛盾性在男生愤怒气质对焦虑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2）在女生中，愤怒反应×家庭适应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提示家庭适应性在女生愤怒反应对焦虑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3）未检测出家庭人际关系在愤怒内部表达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P＞0.05）。

表3 大学生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对焦虑预测效应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redictive effect of anger trait and anger expression on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4 家庭矛盾性在男生愤怒气质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Table 4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deration effect of family conflict on anger temperament in anxiety among male students

表5 家庭适应性在女生愤怒反应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Table 5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deration effect of family adaptability on anger reaction in anxiety among female students

2.6 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家庭矛盾性或家庭适应性调节作用的方向，将男生按照家庭矛盾性得分的四分位数分为高分组（n=262，得分4～9分）、中分组（n=444，1～＜4分）、低分组（n=391，得分 0～＜1分）3组［12]。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以愤怒气质得分为自变量，在控制上述混杂因素同时，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愤怒气质影响焦虑的回归系数，在家庭矛盾性高分组中无统计学意义（b'=0.04，t=0.53，P=0.590），在低分组中有统计学意义（b'=0.09，t=2.86，P=0.004）。

采用相似方法将女生分为家庭适应性得分高分组（n=191，得分＞60.9分）、中分组（n=492，得分43.7～60.9分）、低分组（n=206，得分＜43.7分）3组（划分分值为均数±1个标准差），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愤怒反应影响焦虑的回归系数，在家庭适应性高分组中无统计学意义（b'=0.07，t=1.25，P=0.220），在低分组中有统计学意义（b'=0.22，t=4.65，P＜0.001）。

3 讨论

3.1 愤怒倾向与表达、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与焦虑的关系 相关及回归分析显示，当控制了彼此的相互影响后，男女大学生的愤怒倾向和愤怒内部表达仍与焦虑明显相关，提示愤怒倾向与表达压抑可能是焦虑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6-11]。同时，分析提示家庭人际关系越疏远，处理问题的方式越缺乏弹性，人际互动冲突越多，个体越容易被焦虑症状困扰，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亦吻合［19-22]。相较而言，虽然愤怒倾向和愤怒表达得分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矛盾性得分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较低，提示上述家庭人际关系因素可能只是影响个体愤怒倾向和表达的间接因素。既往研究亦未明确证实个体愤怒特质和管理方式与家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36-38]。

3.2 家庭矛盾性和家庭适应性在男女生愤怒倾向对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为：在男生中，家庭矛盾性在愤怒气质影响焦虑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在女生中，家庭适应性则在愤怒反应影响焦虑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对男生而言，家人日常生活中公开的情绪表达和冲突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易怒男性免受焦虑症状的困扰。而在女生中，其家庭成员处理挑战和日常问题的方式越灵活，个体的愤怒倾向对焦虑的影响越不明显。

如何理解上述调节作用在男生和女生间的差别？如既往研究提示，愤怒气质反映个体在日常无刺激状态下的易怒程度，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根据GROSS等［39]提出的情绪生理反应机制理论，对易怒男性而言，能保护其免受愤怒影响的方式之一可能是公开和有弹性地表达愤怒情绪。此外，社会性别角色认同更偏向于接受男性公开表达愤怒［40-41]（本研究中男生愤怒外部表达得分高于女生）。因此，当易怒男性产生愤怒时，如果其所在家庭人际氛围更接受成员公开表达情绪（高家庭矛盾性），被试可能在表达愤怒时会更加自由和充分，无需过度压抑，进而间接降低了愤怒体验引发焦虑症状的风险。既往研究亦发现当心理治疗促使焦虑障碍患者的家庭成员在沟通中更加积极和开放地表达负面情绪后，能促进其焦虑症状的缓解［42-43]，这间接验证了本研究的结果。

相较而言，我国传统社会文化赋予女性的角色认同更加内敛、温柔、耐心，女性公开表达愤怒情绪较难以被接受［12，40]。而愤怒反应更多指个体在面临应激时的易怒程度，加之本研究中女生愤怒气质和愤怒内部表达得分较男生高，提示女生不但对愤怒刺激情境的敏感性更高［12，40-41]，而且更偏向采取压抑的方式处理愤怒体验。因此，本研究中的女大学生可能在更频繁且更深刻地体验到愤怒情绪的同时，不得不采用压抑的方式处理愤怒，故而更加容易产生焦虑症状。而家庭适应性代表了被试家庭中成员处理挑战的灵活性和弹性，因此，如果女生所在家庭环境有更多的资源或方式灵活地处理负面情绪（高家庭适应性），其也许可从中习得更多处理情绪的策略，比如开放和一致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使其愤怒体验的持续时间变短、强度降低，进而降低愤怒引发焦虑的风险［42-43]。

3.3 临床提示和参考意义 本研究结果可为大学生焦虑防治提供一定参考。由于愤怒倾向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较难以改变，因此也许可以针对家庭环境这一更易改变的因素实施干预。如对于有焦虑症状的易怒男大学生，可以通过鼓励其家庭成员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愤怒的表达，进而降低愤怒对焦虑的影响强度；对于女大学生而言，也许可以通过帮助其家庭发展更加灵活的问题和情绪应对方式，来间接减少由愤怒体验引发的焦虑症状［42-43]。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样本仅为上海市1所综合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结果在拓展到其他年龄人群时需谨慎。其次，本研究未纳入可能对焦虑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如家庭暴力、认知模式、生活应激等［43]。再次，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完全揭示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设计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作者贡献：刘亮、赵旭东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结果的分析与解释、论文的修订，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刘翠莲进行数据收集；刘亮、刘翠莲进行数据整理；刘亮进行统计学处理，撰写论文；刘亮、刘翠莲、赵旭东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