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键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在对个人进行赋权的同时，极大丰富了集体行动的内容和形式。本文将以新媒体的特性为切入对象，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促进社会话语权的转移方式，从而研究社交媒体如何重构议事共同体，并以“METOO”事件为例，分析个体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开展集体行动。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集体行动动员机制

由互联网带来的传播媒介的发展，带来了集体行动的变革。在技术的变革下，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在被赋权的同时，增强了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借助互联网平台，网民不但能够参与到他人发起的集体运动中，甚至能够以维护自身权益为前提，在微博等公共舆论空间发起集体运动。个体在被社交媒体赋权的同时，社交媒体也在重构“议事共同体”，网络社交媒体在与主流媒体互动的同时，推动相关议题的传播，抗争者也在其“剧目库”被网络扩大的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和推动集体行动。

一、新媒体——作为动员信息传播的渠道

新媒体是伴随互联网诞生的产物，涵盖了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具有融合性、及时性、实时互动性强、信息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即，新媒体不单有文字，还有图像、视频、声音等多种符号形式，能够在受众之间达成即时传播，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传播空间，成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有利于集体行动者聚集资源和凝聚力量，有利于提升群体认同感，极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1）。首先，以互联互通为主要特点的新媒体拓宽了集体行动者发布信息的渠道，也进一步扩大了信息的影响范围。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也应运而生，相比于将传播权集中于某些精英手中，普通大众被互联网新赋予了传播权，可以利用手机移动互联网、电脑等发布相关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等，进行发声。

集体行动动员者动员的内容和形式也得到了丰富。对集体行动而言，动员过程尤为重要，而集体行动者利用媒体的主要目的，也是出于动员。相比于面对面沟通，互联网沟通的便捷性和即时互动性，让集体行动者与其他潜在人群之间，能够达到便捷的沟通，从而提高沟通效率，有助于动员潜在参与者，酝酿集体行动。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新媒体担当了核心的组织动员与协调工作，在运动初期，一个拥有10000以上纽约本地关注者的Twitter账号在发布相关话题后，立即引发大量的关注与转发，在这一过程中，对“华尔街大银行要向消费者收取更高的账户费用”有感触的受众，被动员参与到抗议运动之中。在运动中，以视频和图片为主的推文，更直接点燃了参与者，也成为动员参与的因素之一。

此外，集体行动者也能通过互联网聚集资源与凝聚力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互联网，能够重建社会关系，个体和群体的潜能被进一步提升。由于新媒体提供的时时刻刻连接与分享的功能，打破了传统的沟通限制，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从而有利于提升群体的认同感。在抗议活动进行之中，由于警方的干涉和游行经常遭到围堵，抗议者利用互联网组织抗议活动。

因此，线上参与的低门槛，将在社会运动之外的边缘成员纳入到集体行为之中，大家在具有感染力的文字、视频等多种媒介中产生认同，将个人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二、社会话语权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转移

个人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渠道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被扩充了，主体间的交往变得平等自由。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平台为草根们提供了一个近乎零技术、零门槛的话语空间，个体呈现出自由开放的话语表达，底层声音也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因此“话语”不仅能够施展权力，而且还能掌握权力（2）。由于受众获得了发声的渠道和权利，非专业新闻传播者也得到了媒介使用权，因此，媒介权力也正在转向公民个体，一些普通人也成为了发布引导舆论的个体。比如微博大V、知乎专栏作者成为了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意见领袖，拥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那幺这些个体，很容易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相关舆论的推动者。

三、网络扩大抗争者的“剧目库”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的确推动了集体行动的发展，然而网民的情感动员这一因素对于集体行动也尤为重要。有学者提出了抗争剧目，即人们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一起行动的方法。在网络时代，抗争剧目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情境与身份再造、愤怒与悲情的营造、动员与舆论审判，具体的策略分别为：虚构身份与情境、围观与造势、舆论谴责、舆论审判和线下动员。

互联网提供了受众分享情感状态的平台，并且能够使某一个话题超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广泛传播，通过“群体认知”建构当事人的身份，划分群体界限，进一步促进话题更广泛的传播。

去年十月，女星艾丽莎米兰诺在推特上转发《纽约时报》发的关于维恩斯坦长达几十年性骚扰多名女性，并附文称：“如果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而之后不止在Twitter上，facebook和instagram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成千上万人回应，波及到法国、中国和韩国等。

2018年元旦，现居美国的罗茜茜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随即，多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发表联名信，要求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10日，北航宣布撤销陈小武的全部职务，取消教师资格，4月5日，北京大学多名校友实名举报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之后该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热议，社会情绪高涨。当时以#METOO#为话题标签，网民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帖子，发表自己观点，在愤怒与悲情的再造中，对进行性侵的教授进行舆论谴责，公众站在道德制高点，强调师生与男女双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达成情感共鸣和情感的宣泄，意图通过群体性的转发和发表态度指控加害者，让性骚扰实施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四、重构“议事共同体”的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在赋权的同时，也为个体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交流空间。在社交媒体的议事模式中，转帖会成为受众话题的由头，展开讨论。在网络社区，多元的受众会对具体事件产生多元的意见。但是，社交媒体上一股一股的舆论流是借助拥有相同观点的人来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在长期且连续的转帖中，持有同一观点的人会愈发增多，导致持有某一意见群体的人队伍不断壮大。

在移动社交媒体的互动关系中，用户的每次互动都介入不同程度的情感。在根据某个议题产生的“共鸣”中，大家进一步分享共同的情感状态，与此同时，强化了某个群体之间的认同感。

网民以话语建构集体认同感，主要诉求利益和表达情感，参与议事活动的个体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进行意见的交流互动。而转帖这一行为代表着某种表态。代表着对某种话题的关注、行动。通过对某一推文的转发和互动，就代表着某种“共识”，即吸引公众关注，进行讨论。议事共同体是具有一些内部规则，圈内朋友就具体话题进行讨论时，就已经有了某种共识，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开始维护并使用共识话语（3）。

在#METOO#这场反性骚扰运动中，有相同情感认同的个体，会在线上通过转发原文，来表达自己对性骚扰的态度。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下，它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女性运动，

这体现了代表大家讨论空间的“议事共同体”，在其中大家会通过对严肃话题的讨论，进行深入思考。网民的思考、辩论、讨论等渐渐具有政治活动的色彩，体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念所说的通过学习、思维、辩论等主观因素，参与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借助#METOO#话题的转帖和分享，深度推动大家对性骚扰背后原因的思考，比如，怎幺在现有司法体系下落实女性反性骚扰的诉求？

五、结论

因为个体被新媒体技术的赋权，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利益诉求和情感，从而因为传播的便捷性、即时性，激发了更多群体内心的认同感，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愤怒与悲情的营造、动员与舆论审判等抗争剧目，发起集体行动，推动“议事共同体”的形成。

注释：

刘晓燕.线上集体行动组织结构形态研究——以晋宁冲突事件为例[J].当代传播（汉文版），2018（1）：60-63.

石义彬，王勇.福柯话语理论评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26-33.

陈龙.转帖、书写互动与社交媒体的“议事共同体”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37 （1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