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运
摘要：社会化媒体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公众更多地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讨论，社会化媒体在产生舆论，形成舆情方面也发挥其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也逐渐关注到环境的变化，社会化媒体也开始传播环境相关信息。该文试分析社会化媒体在环境舆情传播中的动因。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环境舆情传播;动因
一、主体因素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网民
我国网民呈现中、高学历、低年龄化的结构特征，这一特征的网民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求证意识增强等都加剧了信息的去中必化、去权威化，使得信息、知识的自上而下传播成为可能。但是我国网民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学生成为杜交媒体的主力军，甄别信息的能力较弱，容易被煽动，进一步发展成为群体事件的推动者。
（二）网民的心理
网民影响社会化媒体中环境舆情传播的心理有自我价值心理、盲从心理、恐惧心理、共情心理等。自我价值心理是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希望自我所做的行为会对社会和他人有所帮助而存在的一种肯定心理。当环境问题被重视，人们希望自己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做贡献，社会化媒体正好提供了这个平台。盲从心理和恐惧心理，人们担心自己在环境舆情事件中丧失话语权和参与感，或担心环境舆情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真的对自己有影响，而参与环境舆情的传播;共情心理是基于人类同理心的心理活动，共情心理能引爆舆论，这种心理也影响着环境风险舆情的传播。
（三）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环境
媒介环境主要由媒介引导，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在社会化媒体上关于环境信息的报道，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形成“合意”，将议题推至公众议题和决策层议题视域，进而促进事件的解决。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他们所形成的共鸣或者溢散都存在媒体的自我议程设置。而社交媒体下的环境风险舆情和舆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包容，它能将社会上的积极能量和消极能量同等放大或者缩小，进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四）社交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
社交媒体时代从不缺少意见领袖起，他们不仅是新闻活动中积极的参与者，而且在某些时候更是主导和引领者。意见领袖变得大众化，他们的互动成就环境风险的议题，意见领袖既对环境信息传播具有选择性，他们对某一类型的环境信息通过搜索等技术获得更多的信息，进而对信息进行整合发布，对环境事件作出有力的评论，而认同其价值观的草根微博的转发评论扩大了环境事件的传播范围和广度，被最早关注的话题通过裂变式传播，传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也得提升。
（五）政府的传播机制
政府习惯于使用技术导向的事实框架来传播风险信息，没有考虑到共情因素。环境舆情产生的快，热度降下去速度也快，所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危机看似过去，但人们心存的疑问并未解决，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仍在滋生，等到下个风险事件发生时，很快又会形成新的舆情热点。在大部分环境风险事件应对中，政府管理者依据专家在风险传播中，政府管理者频繁采用利弊分析法来比较风险和利益，希望通过利大于弊的逻辑来说服公众，政府的这种环境信息传播机制使得公共对于环境舆情的传播会产生疑问，导致环境舆情传播沟通出现差异，阻碍了环境舆情传播的有效进行。
二、客体因素
（一）社会公正受到挑战
当政府行为市场化，将不顾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政府热衷于能够获得利益的商业行为从而背弃自己的公共管理职能，会发生为了私利而去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甚至威胁身体健康，当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民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强化了环境舆情的传播。
（二）文化因素
文化影响言论与行为，舆论的形成来自于对同一观点的认同并不断放大，而文化则是背后的推手，影响舆论。有时，因为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经济地位等因存在，会形成网络舆论暴力，引发骂战，人肉搜索等。甚至还会作出违规违法的行为，将自己幻化成道德的楷模，其本质是一种道德过激行为，是一种狭义文化的表现。对于环境舆情的产生及传播，往往涉及到更专业的知识，其中的文化属性就会显露出来。
三、结语
社会化媒体时代，民众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呈现便捷化、多样性的特点，环境舆情的传播集中了网民情绪，刺激着群体事件的发生，从而反映出社会压力，环境风险舆情传播的各个动因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该文在尝试分析过程中存在不足，但是，在舆情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影响因素可能会因事、因时的不同而呈现不同关系，需要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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