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津 李健英 李娟
并非技术专家的企业家范旭东带领着“永久黄”团体攀上一个又一个技术巅峰。今天我们所关注的“大企业自主创新”，在民国年间已收企业家重视，并有所研究与实践
“永久黄”团体是近代中国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盐业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核心的企业集团的总称。在这个企业团体中，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精盐生产企业（久大精盐公司）、亚洲第一座苏尔维法制碱企业（永利碱厂，现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中国第一个民办企业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黄海社）、中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永利南京硫酸铵厂，现南化集团前身）和中国第一家企业刊物（《海王》旬刊）。范旭东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他的研究方向是钱币、金属器皿和古代冶金术，而非日后所从事的酸碱等基础化工应用。范旭东也从未在其着作中提过他是技术专家或技术天才，但他带领“永久黄”团体攀上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巅峰。
企业家个人创新的时代
范旭东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设的久大精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东起辽宁，南到广东，西达川藏，北至蒙古，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盐场。我国所产的食盐包括海盐、井盐、池盐、石膏盐、土销盐等不同种类，但这些盐产中，氯化钠含量普遍较低。欧洲各国通行的标准是，盐质中氯化钠含量若低于85%则不允许作为牲口饲料用盐，而中国普通百姓食用的粗盐中氯化钠含量竟不足50%。因此，某些西方人讥笑中国为“食土民族”。
范旭东暗抱改良盐产的宏愿，曾在北京兵马司前街黄孟曦宅第的廊檐下亲自用铁锅熬盐，利用再结晶法试制精盐。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范旭东于1913年冬只身来到天赋盐都——塘沽，考察当地盐产资源的状况，并选择合适的建厂地址。
塘沽是长芦盐区主要的盐产地。塘沽产盐的历史非常久远，据说远在天津建城之前（汉唐时代）人们就在这里用简陋的锅灶煮海熬盐。到了明代后期，制盐规模进一步扩大，人们开始开沟引入海水，在盐田中晒制食盐。清朝同治年间，盐商将南方稻田里用来绞水的风车引入盐场，利用海风吹动八面布帆，借助海风将海水灌入盐田，产量由此大大提高。
塘沽交通便利。京奉铁路经过此地，塘沽车站的南面是海河，从这里可以直通出海口。加上开滦的煤炭取给便利，长芦盐区的盐价十分低廉，这些都意味着塘沽是创办食盐精炼厂并（如有可能的话）开发原盐工业用途的理想之所。经过实地考察后，范旭东决定在这里开辟化工基地。
1914年7月，久大精盐公司在天津成立，而精盐厂则设在塘沽。久大创办初期，范旭东既是久大的经理，又是公司内唯一的技师。由于新创公司财力不足，范旭东为了节省开支，到旧货摊上买下他在塘沽工厂用的办公桌。它比普通书桌稍长，并带有折翼。办公桌右边的抽屉下有个一两尺宽的橱，可放置铺盖。范旭东白天就在这张办公桌上办公，做化学试验，晚上拿掉文件与仪器，支起折翼后，办公桌就成了一张床铺。创业时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的繁重，由此可见一斑。但环境的恶劣丝毫没有阻碍范旭东对制精盐工艺精益求精的探索。经过多次的精心实验后，他终于试制出了含氯化纳90%以上的精盐。
1915年10月30日，久大第一座精盐工厂完工。相比国内盐业落后的生产方式，该工厂设备新颖，生产方式较为先进，如在中国第一次使用平锅熬盐。在产品纯度提高的基础上，久大精盐公司还注重运输的高效和便捷，销售网络的扩大和优化。精盐在中国的产生，不仅使中国人结束了“食土民族”的历史，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为以后制酸、制碱等一系列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久大精盐公司技术并不复杂，但却符合熊彼特眼中的创新的定义：研制或引进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和开辟新市场。这一时期是企业家个人创新的时代。范旭东个人的学识、能力足以成为这一阶段必需的创新要素，但却无法独自支撑起更宏伟的创新项目。
集体有组织的创新
1917年，范旭东等作为发起人呈请北京政府农商部，成立永利制碱股份有限公司。
纯碱（即碳酸钠）在工业生产上的重要性与硫酸并驾齐驱，它是玻璃、造纸、肥皂、纺织、冶金、染料和有机合成等众多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20世纪初期，人们常以酸碱产量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工业规模的替代指标。范旭东是在欧洲考察盐务时产生以盐制碱的想法。
当时，比利时苏尔维兄弟发明的制碱法能够持续、高产地生产碱品，是世界主流的制碱工艺。他们向各国企业提供专利及生产技术诀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垄断性技术联盟——国际苏尔维公会，苏尔维法制碱技术只允许在该公会的范围内交流和扩散，对外严格保密。
永利创建时，苏尔维制碱技术已有近50年的历史，但由于技术封锁，许多西方国家的化工专家都无法揭开该法制碱的奥秘。日本工业较中国先进，然亦试制多年而未能成功。永利无法购买技术专利，也无从购置整套的机器，必须自己暗中摸索，自行设计。近代中国国内技术人才极度匮乏，工程设计能力低下，更没有专业化的技术研发机构可以依托。永利制碱必须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才有成功的希望。
1918年，受范旭东委托，陈调甫赴美考察，学习制碱技术，并为新公司物色技术人才。陈调甫来到华盛顿后，在华昌贸易公司经理李国钦的介绍下，结识了自称有制碱经验的法国人杜瓦尔。1919年3月，陈调甫同杜瓦尔签订协议，委托他设计碱厂。杜瓦尔白天在华盛顿玻璃厂工作，晚上为永利设计，时间非常有限；他还“不时他往”，充当其他工厂顾问。
为了加快设计进程，陈调甫同李国钦商量后，决定利用暑假时间请来侯德榜、徐允钟、刘树杞、吴承洛、李得庸等留美学生，在杜瓦尔指导下共同参与碱厂的设计工作，获益不少。此后，侯德榜等加入了永利事业，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后来，陈调甫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美国工程师孟德（W. D. Mount）曾在马叙逊碱业公司（Mathieson Alkali Works Inc.）担任厂长职务，可以为他人设计碱厂。在孟德的主持下，碱厂设计方案终于成型。
1920年，碱厂厂房开始动工建设。由于不是专业设计公司整体设计而成，永利碱厂有许多设计缺陷。孟德仿照他工作的碱厂蓝图进行设计，一些地方他自己也不甚明了。该设计方案照抄国外工厂，完全没有考虑到永利的实际情况。例如国外使用的原料粗氨液中不含硫酸根，而中国买不到粗氨液，永利使用的硫酸铵溶液在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沉淀物将管道堵死，近30年米高的蒸氨塔发出隆隆巨响，摇摇欲坠，险些发生事故。陈调甫在美国完成的碱厂设计工作仅相当于从国外拿到了制碱的一段“入门指南”而已，不符合国情的设计方案给永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新式制碱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需解决本土化难题。为此，范旭东在1922年8月成立中国第一家民营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工业化学研究社。成立黄海社是范旭东推动“永久黄”团体从个人发明、发现向有组织创新转变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在集团内部，研究单位和工厂在组织上完全独立，实现了研究人员和工厂技师之间在学术和工程方面的创新分工。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过程中，黄海社承担了原料分析、成品检查、分析规程的确定、工艺操作指标的规定以及新技术的研究等工作。而永利碱厂的技师则解决了设备故障、生产线调试等产业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一大批工程和研究人才在企业家范旭东、工程技术专家侯德榜和黄海社社长孙学悟的带领下，完成了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攻关。
多年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成就了永利制碱技术的世界水平。1926年8月，在美国建国150周年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展览区内注明为“国际甲甲级”、纯度高达99%的永利“红三角”牌纯碱获金质奖章，时人评价此乃“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技术的引进和扩散
与民营大企业集团相比，民国政府及其国营企业在化工领域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化学工业分为轻化工和重化工，近代中国轻化工领域主要由众多民营企业经营，而重化工具有投资数额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此类大型投资项目理应国家来承担。
事实确实如此。以酸类产品为例，到19世纪末，中国的制酸工厂基本都存在于兵工厂。1928年南京政府北伐成功后，为免军需来源受外人操纵，已有创办大型硫酸铵工厂之意。但南京政府缺少相应的技术团队，与英国、德国大型跨国公司合办，难以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考虑到军民两用工业不能受制于人，南京政府决定放弃合营，由本国独立承办硫酸铵工厂。
机会总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早在政府立项兴办硫酸铵厂之前，黄海社已经开始研究、试制氮磷钾肥料，并着手调查各地原料的丰裕情况，为建设氮肥工厂做了充分的准备。1931年，范旭东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拟的《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请邹秉文转呈孔祥熙，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1933年中外合资谈判破裂后，范旭东向南京政府事业部呈请筹资自办硫酸铵厂。建设硫酸铵厂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技术实力最强的永利公司身上。必须感谢多年前的未雨绸缪，黄海社在立项阶段所做的准备对永利承办硫酸铵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配合硫酸铵厂的建设，范旭东草拟“代办办法大纲”，并拟定永利委托黄海社研究的正式委托书，计划于1934年9月1日正式启动。南京硫酸铵厂所使用的各种规格型号的耐火材料和耐酸材料的化学分析及物质检验全部委托黄海社代为研究。他们还在研究室里对农村堆肥与植硝等从微菌应用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进一步探索研究社作用的同时，集团内部分工与合作的方式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市场化。
永利南京硫酸铵厂规模庞大，技术复杂，但从募集资金到国外购机，并运回国内安装，直至最后一次性试车成功，总共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中外创新要素的密切配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氮气工厂不如苏尔维法碱厂保密，永利承办后，委托美国氮气公司进行设计。范旭东派总工程师侯德榜率领碱厂和黄海社“娴熟技术专员”共6人——除侯德榜外，其余五人为张子丰、章怀西、许奎俊、杨运珊和侯敬思，从上海乘坐“日本皇后号”远涉重洋，赴美进行硫酸铵厂设计审查、设备采购及人员培训事宜。
同时，国内工程建设与国外设计采购工作同步进行，在创办碱厂期间培养的技术人才成为新厂建设的中坚力量，不仅要消化吸收国外的设计，而且要随时解决本土化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多年苦心孤诣培养起来的技术团队，在此时彰显了其无与伦比的价值。
范旭东用技术创新驱动事业发展的同时，不忘推动“永久黄”团体与外界积极交流，促进技术的扩散。作为近代中国少有的专业性研究机构，黄海社从1928年开始承接代为分析研究、原料鉴定、技术改良等“外包”业务，研究社开始惠及社会各界。永明漆厂、渤海化学工业公司等利用黄海社研究成果设立工厂，成效卓着，新兴工业开始由研究社孵化而成。另外，黄海社大量的调查报告、研究成果向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公开，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充实了我国的科技文献库，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1935年前后，受世界性大危机的影响，民族企业的生存困境变成了生存危机。为拯救中国工商业，范旭东建立了对外技术扩散的固定机构——“中国工业服务社”，“专为促进中国工业建设，代人设计工程，并辅助工业实施”。至此，“永久黄”团体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技术服务浑然一体，范旭东以开放的心态构建了良性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
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永利逐渐改变了技术引进和输入的单向链条，开始向国外输出技术。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写作的“Manufacture of Soda”列入美国化学会丛书第65卷出版。该书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技术秘密，打破了纯碱工业的技术垄断，让那些想发展制碱工业而又不得其门的企业看到了希望。《制碱》一书的出版扩大了永利的国际影响力，巴西、印度等国慕名请求永利给予技术援助，发展本国化学工业。范旭东曾感慨地说道：“我们是越走越远了，世界上竟有我们民族翱翔的余地。”
总之，大企业在技术创新的组织化、系统化上具有明显优势。“永久黄”团体巨大创新成就给了我们新的启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偶然的发明让位于有意识的科学探索，技术创新走向机构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使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必须，企业应走出去，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构建自己的创新系统。（本文摘编自《中国化学工业奠基者“永久黄”团体研究》，赵津、李健英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