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征，陈梦姣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8）
1 国内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动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的背景下，并结合城乡二元关系文献，首次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自此，研究城乡一体化的步伐逐渐迈开。已有文献基于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背景及历史演进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行探讨，并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研究，这为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1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背景与意义
林万龙（2019）分析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变迁历程，指出1978～2002年，政府财政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2003～2013年，公共财政的作用开始逐步得到体现，2014年至今，政府作用逐步凸显，城乡一体化进程得以加快，2014年以来，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得到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开始启动，新的体制机制逐渐突破旧体制的枷锁得到发展。白永秀（2019）指出到2020年，贫困人口将全面脱贫，但对于如何划定新贫困标准、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完整的城市反贫困体系仍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难点。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历程大致由工业化早期地主、自耕农拥有土地向资产阶级所有转移，即在农业经营方面由小农经济向雇佣经营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人口和环境问题将是经济发展需要面临的新问题。
1.2 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历史演进
国内一些研究分析了农村孕育城市、城市反哺农村、城乡分离、城乡差距加大、城乡融合发展等城乡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例如，马军显（2008）从二元分割视角转变到一体化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研究，张克俊（2019）进一步继承与升华了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研究。邢祖礼、陈杨林、邓朝春（2019）指出我国城乡关系历史演进过程：在1949～1952年，城乡关系基本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在1953～1978年，“二元分割”格局逐渐形成；在1979～1985年，城乡关系趋于缓和发展阶段；在1986～2005年，城乡关系一度产生分离；在2006～2011年，重视城乡关系调适得到重视，进入到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相比国内的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原创性等局限，国外学者对城乡关系理论比较成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838年首次提出和使用“社会学”的概念，认为社会安全稳定与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并行能够弥补市场作用发挥的缺陷。缪尔·达尔则认为，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员、技术、商品、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从而导致城乡差异逐步扩大，为此，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政府政策的引导。
1.3 从不同视角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政策制度施行角度进行的研究分析涉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例如朱德全(2012)关于职业教育的研究，房华（2019）关于文献资源方面的研究。张婷、王三秀（2019）研究了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指出制度设计、财政支持、监督管理在农村养老保障向高阶发展权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少国外学者对乡村和城市之间复杂的“区域系统”进行了研究，其中，Timunwl认为，实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K.Topfer指出，制定政府部门政策框架会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
宋宇（2011）、张强（2013）、吕连生（2013）等学者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引进新区域经济学的空间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张强（2013）试图按照城乡关系的制度变迁和城乡差距水平变化两个“坐标”，来描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线、过程与策略走向，探索顺应城乡一体化趋势所面临的理论需求。吕连生（2013）指出中部地区是“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各省城乡一体化的办法。王文彬（2019）则基于资源流动视角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林娣(2011)、汪宇明 (2012)、董兆龙 (2016)在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了环境在城镇经济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地位，指出资源合理配置、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可行方法。
李晓斐（2019）从生态环境出发，强调人与环境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关于文化教育和政策制度方面的分析，刘彦平（2019）指出城乡融合是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思想的路径创新，着重强调城镇建设过程中各地有独特文化特色的东西应尽可能保存下来。宋迎昌（2019）基于文献梳理情况提出，服从城镇化规律和循序渐进的制度实施力度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国外学者CeciliaTacoli在回顾了前人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后，强调城乡关系研究应着重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对城乡互动和城乡关系的影响。David Satterthwaite进一步强调，“生计差别”是城乡差别的主要体现，并由此构建区域发展与城乡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
2 关于国内外城乡一体化及其体制机制研究的不足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及完善其体制机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创新完善城乡一体化理论关乎现代化建设，但目前的研究是从单一维度对城乡一体化进行分析，缺乏综合系统的研究视角。例如，朱德全(2012)研究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维度；周丹（2014）研究的是关于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房华（2019）关于文献资源方面的研究；张合林（2019）从城乡社会保障角度进行分析；张婷、王三秀，任雪娇（2019）则围绕基本医保制度结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实施机制以促进城乡发展。李晓斐（2019）则是从生态环境出发，强调人与环境两大因素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未来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在应是遵循城乡均衡发展理念指导下多方面的一体化，需进一步深化对城乡一体化及其体制机制的规律认知。另外，焦必方、林娣和彭婧妮(2011)；汪宇明、刘高等(2012)；董兆龙、张红旗(2016)；金恩焘、王圣云等（2019）等学者仅从衡量城乡福祉以及生活水平的指标分析城乡一体化水平，城乡一体化水平不仅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还涉及地区经济、文化等因素，目前有关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分析范围较窄。
3 结语
只有认识到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才能更好地使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并且不同时代背景下，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差异性，已有文献基于某几个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并不能精确测度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学术界至今也仍未形成统一的测度与评价体系，当前研究只是就事论事谈城乡一体化本身或者与生活福祉相联系，视野较窄。因此，今后研究的关键还是需要不断改善研究方法以更全方面、多维度地分析城乡一体化理论，为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