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诗豪
清代，慈善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宝庆府地区因其独特的地形使得灾害多发，在官府和民间士绅的共同努力下，宝庆的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数量不少而且种类多，不仅有官办的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体仁堂等机构，还有义桥，义学、施棺等民间善行。官府对这些机构的管理，大多采用士绅管理，其自身负责监督。
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在保障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代，传统的慈善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慈善组织的建立与慈善活动的开展日益频繁，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济贫、助学等多个方面。湖南是清代慈善事业较为突出的省份之一，慈善机构种类多，数量可观。文章立足于地方社会，以宝庆府为研究范围，对清代宝庆府地区慈善事业做初步考察。
清代宝庆府，位于湖南中部偏西南，东邻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西北靠辰州府、沅州府、西南与靖州相交，是清代重要军事战略要地。清沿明之旧置，宝庆领一州四县，包括武冈一州，邵阳、城步、新化、新宁四县。最初由武岗领新宁一县，后新宁改隶府，乾隆七年后复隶，此后清代再无变动。
清代宝庆府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
地理位置。宝庆府处于江南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其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西北三面环绕，中部丘岗盆地为主，向东北开口的地形，此地形一方面有利于冷空气长驱直入，春夏之交形成持续阴雨，另一方面，三面环山的地形在洪水发生之时有利于洪水的汇聚，产生高洪和大涝。同时此地属于中亚热带气候，降水量分布不均。春季多雨容易形成水灾，夏季干旱少雨容易形成旱灾，顺治十六年五月二十，“洞口水溢山崩蛟出，民溢死者百余人”，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新化县大水“阴雨连月大水逼东北两门，撑舟入市漂没及近河田产”。自然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了此地区正常的生活和农业生产。
人口的增加。清初，随着南明抗清斗争的失利及吴三桂叛乱的平定，地方社会秩序逐渐得以恢复。社会稳定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清政府实施一系列鼓励开荒的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开荒热情，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促进人口的增长，据统计明天顺、嘉靖、隆庆年间宝庆府人口只有13145户，到了清嘉庆二十五年有1624155口人。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可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壮大民间慈善力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流民、乞讨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灾害的频繁发生与人口的增加对清代宝庆的社会生活构成了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缓解其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压力，官府与民间士绅共同努力，逐渐兴建起各类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主要分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的有育婴堂、养济院、普济院、漏泽园等，民办的有义桥、义学等。
宝庆府慈善机构主要类型
官方主导下的慈善机构。育婴堂，宝庆地区育婴堂的设立与溺婴的风俗有直接关系。当地溺婴的风俗可追溯至宋代，《宝庆府志》载：“宝庆慈幼之政，其可考者自宋理宗时。始先是郡土瘠薄，民多贫窳，产子多者辄弃之，渐以成俗。”武冈州第一所育婴堂建于康熙元年（1662年），位于城内墨池岸。邵阳育婴堂，初名保赤堂，车万育（清代官员，今湖南省邵阳县人）建于康熙二十年，“门外有亭置榻，有生女不能育者，夜置榻上，雇乳母而养焉。”后由于经费等原因，废置。道光初年，士绅谢承莳在车氏旧址曹婆井复建。新化县于康熙四十四年建育婴堂于西门内玉虚宫左，乾隆二年知县姚奋翼修缮。新宁县的育婴堂规模较大，旧址建在城西，“原置田四百余石，论派首事经理，报育者每名给钱二千四百”，同治七年邑绅江忠淑在司前正街扩建育婴堂，后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复捐千金，每年生息以济堂费”。城步育婴堂建在城内，具体建立的时间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乾隆年间已存在。总体上宝庆府地区育婴堂比较普遍，每州、县都有。每个育婴堂其经费都有来源，对于每个婴儿和乳母的费用都有规定，如：“邵阳育婴堂，儿一名岁支衣服银六钱，乳母工食银六两六钱九分”。
这些育婴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被废，少数保存下来。邵阳育婴堂道光初年复建，其经费“捐腴田三十三亩有奇，输钱五万，邑人各捐田亩约万余金”，成果也很显着“道光二年至二十七年，凡活子女万四百四十八人”。但除邵阳地区之外，更多的如城步育婴堂、新宁育婴堂“经费无多或有选无者，故所全活亦少”，或者像武岗“旋以租拨入鳌山书院”使得育婴堂成为虚设。虽然官府也曾想重修育婴堂但多以无果而告终，嘉庆二十年武岗知州许绍宗“出示且制劝修育婴堂序，然其后行之，亦未闻有所增加”，道光二十六年新化知县李春暄“出示劝行亦不果”。
养济院、普济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为巩固统治，继承了明朝的赈恤制度。入关之初便下令，复修因明末战乱而被毁的养济院，在之前未建养济院的州县新建。宝庆府下的一州四县皆有关于养济院的记载，且养济院的经营管理也得到政府的重视。康熙二十年邵阳县知县张起鹍于西关外建养济院，规定：“建额设孤贫一百二十三名，每名日给米一升。”其他各县养济院对于口粮的规定多参照邵阳县定额。各县的养济院曾因种种原因被废置一段时间，后各县在原址重修或在旁建普济堂以赈济，如邵阳养济院在咸丰九年毁于兵祸，于同治元年知县章濂重修。武岗州养济院也在咸丰九年毁于兵祸，后于同治十三年重修。新化养济院位于城隍左，明洪武十五年县丞徐照建，嘉靖时重修一次，乾隆二十三年又重修一次。城步养济院，知县胡自化建，后万历乙卯年知县汪察复建屋三间。
漏泽园或义冢，漏泽园或义冢是民间为死后因家贫无力掩埋的贫民、战死的士兵、暴尸于荒野的无主尸骸所建的坟地。这一制度确立于宋朝，元明继承并发展，清代逐渐兴盛。最初主要由官府出资买地修建，到清代民间助丧事业发展起来，亦有民间出资修建。宝庆地区有关漏泽园的记载不多，城步县有漏泽园三处：“一在新关田，一在打牛坪，一在衙子严”，义冢四处，“一在城北杨亭右，一幅名金家苑金永辉置，一城西教场，一城东三里。”新化县有义冢四处：“赵公山城西一里，柯公山城西南一里元株岭，何公山城西南二里青家坟，西门外白石岭土一障周围十亩。”
民间的救济活动。民间慈善活动，作为社会救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民间救济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独特的优势，不仅有效弥补了政府救济事业的不足，更在推动社会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也是如此。宝庆府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有捐修义桥、捐修学校、义渡等活动。
捐修义桥，宝庆府属于亚热带气候，降水多，且河道密布，因此桥梁就成为行人，以及运输物资的重要基础设施。但也由于此地降水多，桥梁时常被毁，需要修建。如邵阳洪桥的修建，“道光十四年此桥又圯，知府惠体廉，委知县韩廸均诣，饬谕里人岁贡生周在丰等督修，经六年而成”。在周在丰的修洪桥记中可以发现，此次的修建过程中修桥经费全由周在丰等人募捐所获，“议募众捐资皆踊跃乐输，多寡有差”。整个修建的过程也全是由周在丰等人主导。道光十八年（1838年），青龙桥被大水全部冲毁后，此次重修青龙桥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士绅和民众的捐款“城内士民任修西岸第一墩，城外士民任修西岸第二墩，中墩由孝廉伍泽景、国子生伍福等蠲资为倡募合邑共修之。”再如乾隆五十五年，城步知县倪为贤修清安桥，其经费也多来自士绅和民众的捐赠。
捐助义学，义学是民间办学的一种形式，出现于宋朝，元明继承并发展，清朝逐渐繁荣。因其资金多来源于民间，而且学生不仅入学免费，还可以获得生活费用，故吸引了不少贫寒子弟入学。据记载，宝庆府各县皆有义学，官府起主导作用，但大多为当地士绅所创办。如申氏义学“嘉庆十九年，监生申锦申及甫耆民申望重等建，捐田近三百亩以为脩膏火之费”，武岗的观澜书院“道光十五年袁敏等建”，袁氏义学，在新化县西南百里当福村。在新宁县，各乡皆设义学，多为当地士绅为训导族中或村中子弟所建，“金家邨有福缘义塾，上油头邨有集英义塾、杨溪邨有江氏义塾，城外有刘氏家塾”。也有官办的，如余公义塾“康熙二十年，宝庆通判余启腾买民屋三间，又铺地三间以建。”城步的白云书院 “在城东五里白云洞左，乾隆七年知县张方佳改建书堂。”在整个清代，宝庆府当地一共建有31所义学，分布在各个县。这些义学给贫寒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同时也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
个人善行，除了官府和士绅组织的慈善活动之外，民间人士的个人善行也支撑着宝庆府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如曾一栾，新化人，为人孝顺好施，遇灾荒之年，“减价出粜，修桥路置祭田”。罗大儒，新化人，为人孝友正直，乐善好施，康熙丙申（1716年）闹饥荒，谷价腾贵，大儒便“减价予之，又捐修碧潭桥，以利人行”。周雄盛，邵阳人，乾隆四十三年，当地大饥荒“施谷无数”。刘中和，城步人，乐善好施，遇到饥荒“出仓储粟悉以摊借，后有偿者只取本粟，不能偿者焚其卷，不另家人知”。类似这些人的善行还有很多，这些义举，一方面在灾荒之年有效弥补了官方救济的不足，为灾民及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清代宝庆慈善事业的发展。
总体上看，清代宝庆府的慈善事业其运作多以政府倡导或者首捐，民间出资出力这一形式为主，鲜少有采取纯粹的官办或民办形式。虽然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民间慈善活动逐渐兴起，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形成了类似善会善堂的组织，慈善活动之中的主体也逐渐由官府变为士绅。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官府的管理权被侵占，只是官府在地方治理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不能面面俱到，难免会有疏忽，而士绅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及自身能力来说足以胜任这些。最初士绅仅仅是参与其中协助官府进行管理，随着时间推移，当官府所要处理的事务变多，不能很好地管理这些机构时，一直参与其中且对地方熟悉的士绅便成为这些机构最好的管理者。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