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瑜 王先艳
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这首在新中国建立后创作出的歌曲唱遍全国，又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红太阳》专辑中再次流传，使人们熟知了我国５６个民族中的佤族。然而，在祖国最边远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阿佤人民到底唱着什幺样的歌谣，他们有着怎样的音乐文化生活却并不被更多的人们所知晓。笔者通过２０１２年寒假期间对沧源佤族自治县的短暂调查，初步了解到这座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城”及佤族“边民”们在这个时代所唱的“新歌”，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音乐在新时期的变迁的思考。
沧源地处云南的西南，是我国的边境城市，西边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１４７．０８３公里。沧源距离昆明约８８０公里，由于沿途多为山区，因此交通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随着近年旅游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柏油马路的国道于去年正式开通，新的机场也在建设之中，这将极大地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县城处于四面环山的盆地之中，独特的地形形成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早上的云雾将整座城市环抱其中，形成非常壮观的云海景观，当太阳升起时云层散尽，整个城市都处在明媚的阳光之中，高原的阳光也让当地人民拥有健康的古铜色黝黑的皮肤，并以佤族最为突出，因此肤色成为佤族人非常明显的标志。除了主体民族佤族之外，当地还杂居着傣、拉祜、彝、汉等民族。另外，与沧源接壤的缅甸地区居住着与佤族同根的佤邦居民，因此佤族也是一个跨境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区，其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相互渗透，加之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深深地影响着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变化，下面将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项，通过对其的观察与研究，初步反映沧源佤族在当今社会中的音乐文化状况。
一、佤族的基督教及其音乐
在离中缅（佤邦）交界边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永和村。这个村位于一座山的南面山坡之上，在村落的中间有一座基督教堂（帕勐教堂）。由于缅甸曾是英属殖民地，沧源的基督教也正是在此期间逐渐得到发展。根据当地人的介绍，永和的教会成立于１９２３年，当时有一名缅甸境内的外国传教士永伟里在景栋（缅甸境内）、糯福（中国澜沧县境内）等地设立教堂，培训佤、拉祜等民族的教徒，单沧源县参加培训的佤族人就有２０人。之后他们回到各地传教，设立教堂，收纳教徒。
现在的教堂重建于２００２年，由香港基督教浸信教会捐赠，现代化的风格成为村里最为豪华的建筑。目前永和村共有５５１人，而信徒则多达３８５人，占全部人口的七成左右。每到周日信徒们会聚集到教堂做日课，唱诵经文，所唱的圣经经文是由当时的传教士所编写，为了方便基督教在佤族地区的传播，当时的传教士按照佤族语言的发音用英文字母拼写而成。建国后佤语的书写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基本上是按照拼音的方式。在音乐上，所唱的曲调是传教士编配的，并配以简单的和声。
二、翁丁传统村落
“翁丁”是一个村落的名称，在佤语中“翁”为水，“丁”为连接，大意就是连接水的地方。它位于沧源县西边的群山之中，被认为是保持佤族传统风貌最为完整的村落，２００５年开始被相关部门开发为旅游目的地。目前全村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共四百多人，除了经营传统的农牧业之外，主要经营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如手工制品、导游、餐饮等。为了配合旅游业，村民们于２００５年将瓦顶的房屋全部换为传统的茅草屋顶，并保持干栏式草竹木建构的建筑（上下两层，上层为家居室及供祖先灵魂的“神屋”，下层为饲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为此，政府每年给每户这样的居民５００元的资助，用于维修房屋。即使在旅游的淡季，全村居民也会轮流在村口迎接客人。每当有客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口敲木鼓、唱“迎客歌”，而政府也会按照出勤次数和时间支付一定的报酬。每年的五月，沧源县及翁丁村都会举行“摸你黑”狂欢节，届时旅游进入旺季，在游客较多或游客有特殊要求的时候，翁丁村还会表]“拉木鼓”、“剽牛”等民俗表]。
在翁丁村里，除了较为宏伟的“佤王寨”，最为吸引人们[球的就是“木鼓房”，木鼓是佤族人民心目中最为神圣、尊贵之物，被视为“通天神器”，也是佤族文化的代表与标志。以前，女性通常不可以敲击木鼓，并且往往是在重要节日与召集族人时才会敲击。木鼓的外形并不特别，几乎就是较为粗大树木的其中一段，然而在木鼓的上方，也就是敲击的地方，佤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藏匿于此，两边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图腾，里面是挖空的腔体，也是人们精神中孕育生命的地方，强壮的男性手拿两支巨大的木棍敲击出佤族最为本真、原始的声音。
虽然翁丁保持着最为传统的佤族建筑及部分生活方式，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却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知识体系。人们以现代化的方式迎接着远方来的客人，尊重他人的信仰与习惯，在旅游业的规则中重建着自我的行为方式。正如前文所述，本来神性的木鼓在旅游之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供游客观赏，并且佤族人也改变着其用途及使用规则，当笔者来到翁丁之时正是由一位女性敲击木鼓伴奏着迎客之歌，一切显得那幺自然。
三、佤族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通常，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的民歌，而这些民歌与当地的生活习俗及语言特征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佤族地区的生活方式与别的地方一样，发生着不少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传统民歌的影响尤其深刻。一些在传统社会中产生的歌曲由于失去了行为的载体而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普通话及大方言（云南方言）在与外界交流中的便利性，使当地很多年轻的佤族人放弃了传统的佤语，甚至他们都听不懂父辈们简单的佤语交流。言语的消失对于民歌的传承有着巨大的阻碍，一些基于言语形成的音乐特征及文化内涵往往是无法替代的，如佤族民歌中运用佤语歌词的即兴创作与音韵特征随着语言的萎缩而逐渐消失。
传统的佤族民歌非常丰富，根据沧源佤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鲍志明介绍，佤族民歌可以分为史歌（叙事歌）、山歌（情歌）、唱调、玩调、劳动歌、歌舞曲、儿歌等。与其他地方一样，沧源佤族自治县也响应着国家关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号召，不仅整理出版了长篇叙事歌《司岗里》，还挑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每年由国家发放传承经费以保证传统民歌的传承。其中，永和社区木材公司的肖依勐女士就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位老人掌握了大量的传统民歌，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即兴]唱，并且做到合辙合韵、旋律优美，同时还可以将不同的歌曲按照内容的需要随意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
四、城镇生活与佤族元素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城镇化历史进程，城镇化水平成为体现一个地方物质文明繁荣的标志，入住大城市成为许多非城镇化居民向往和奋斗的目标。这种围绕政治核心建构的现代化城镇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使在相同背景下建立的城市趋于同质化。来到沧源县城，除了少数保留下来的南传佛教寺庙之外，几乎感觉不到其建筑和城市布局与内地汉族地区的县城有任何区别。同样拥有市政广场、商业街、汽车站、农贸市场、酒吧街、宾馆旅店等等现代中国城市的各种元素。
然而，在这些同质化现象的背后，不同的文化传统却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入到城镇化的新生活当中。从政府的层面讲，各地都在充分地挖掘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利用，如沧源佤族的“摸你黑狂欢节”、以南传佛教为核心的“傣族泼水节”等。在城镇化模式中，以旅游项目的形式确立自身独特文化身份的“新节日”成为了当地城镇化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柱。据当地人讲，每年５月的“摸你黑狂欢节”，来至全国各地的游客把沧源所有的旅店预订一空，全县各族人民也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这种佤族的“新节日”，使其成为了沧源佤族自治县的重要文化名片，为宣传沧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也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民众却以自身的方式传承与保留着民族文化的记忆，并把它融入到城镇化的新生活之中。例如，与内地很多城市一样，每晚都有很多人聚集在政府广场上跳舞、健身，很有意思的是在沧源市政广场上我们看到了三支锻炼身体的队伍，他们所跳的舞蹈风格各异，其中之一是年龄偏大的老人，他们所选的曲目主要是一些节奏舒缓的流行歌曲；另外一支更为年轻，所选曲目类似迪斯科风格的舞曲；还有一支选择的是传统的佤族打歌。佤族传统的打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是每逢节日、重要活动及平时自娱时不可少的歌舞形式。在这个广场上，性别、年龄均无要求，许多人自发地参与其中。在人群的中间放着一个音响，人们以此为中心，手牵着手，其中有些人还]奏着佤族的乐器。在简单易学、舒展热情的舞步中感受着传统打歌时的快乐。三支队伍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展示，就像不同的文化按照新的环境发挥各自的内涵一样，成为当今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特征。
五、余 论
１．西方民族音乐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惯常以经济基础作为音乐事项变迁的动因，由此来分析音乐变化的规律。中国学者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同时也看到了在经济变化过程中音乐随之而变的情景。西方经济的发展使其文化成为了引领世界文化的“指路明灯”，世界各国向其学习、借鉴，有的形成了所谓的“中性”文化，①也有的用西方文化来“改造”自己的文化，这便是所谓“现代化”过程，全球化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塑造出来。然而，地域是有大小之分的。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都可形成地域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重要，由此可形成一种文化的格局。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佤族兄弟们也在向汉族学习。来到沧源，街道旁的广告牌上写着“让世界重新想象沧源”。宽阔平整的大路、两旁的塑料大棚农田、远处正在建设的高楼，这些给我们的印象是“发展”、“现代”；这种发展和现代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化上的变革。从傍晚县城广场上跳动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变革。变革首先带来的便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中国当代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在乡村，城市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县城被建设得越来越现代，虽然在目前阶段还谈不上西方标准的“现代”，但其发展迹象已非常鲜明，由此，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便开始转变。居住在单元房中的人们需要在某特定时间的聚合，超市、街心公园、文化广场便成为了人们的聚合点。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也在变化着。就佤族“打歌”而言，其概念仍然存在，但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城市舞蹈、迪斯科化的老年健身舞和传统“打歌”风格的舞蹈的并存。可见，在一个相对的区域内，追求相对的“现代”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佤族人追求汉文化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中国音乐的所谓“西方化”过程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便是“主动的选择”，是局内人对外来文化的主动接受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的生活逐渐进入到“文明”“发达”的层次之中。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便是经济水平，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文化变化的内在动力。
２．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表明“现代化”过程在于对外来文明的接受和对自身传统的改造。小到个人，大到民族，都渴望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所以没有哪个民族乐于抛弃自己的文化，总是对自己的历史加以回顾，即便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这便是历史的记忆，文化的流传，翁丁村是佤族历史记忆的典型体现。所以，当人们接受外来文化时，并非总是全盘照搬，而是加以改造，融入自身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形成有些学者所说的“中性文化”。然而，中性文化有些是体现在文化样态上的，即文化品种自身是由西方文化形式和某地域文化形式的融合；有些是体现在功能上的，即完全的地域化形式被移动，脱离原有的存在场合，进入到另一种场合之中。佤族打歌是一种山村民众聚合时所跳的音乐舞蹈形式，常常带有祭祀功能；沧源县城的打歌完全没有了这一功能，打歌最典型的符号“木鼓”也在此不复存在，这时候，打歌成为了城市居民进行健身娱乐的一种方式，只是在此方式中佤族人民能够反思和体验自己的佤族身份。
沧源县城中的广允缅寺所坐落的区域恰恰是傣族人的聚居区，佤族人群中有许多人信奉南传佛教，但该教从来不是佤族人的文化符号，而傣族人便在佤族人的环抱中用南传佛教来体现出自己的存在。所以，文化是有其自身的“界定”和“融合”的双重特征。所谓“符号化”即用某种文化样态来体现某民族的身份认同，由此而构成了同族人群的共同文化心理建构；而融合则体现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过程中，他族文化可以被另一族群的某些人群所接受（永和村教堂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但往往不能成为该族群的文化符号，也不能构成该族群的同一心理建构。信仰在心理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信仰可以使整个民族重组心理建构，但保存在历史记忆中的“本真”却是很难消除掉的。因此，山神、谷神、司岗瓦才永远是佤族人民不可忘却的“真正的我”。
①宋瑾《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７页；《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８—３５页。
张伯瑜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教授
王先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