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轫于叶伯和着《中国音乐史》（上卷，1922），此后，童婓《中乐寻源》（1926）、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1）、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话》（1931）、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34）、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34）、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1935）、萧友梅《旧乐沿革》（编写于1938年）等音乐史着作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开辟了“初创期”时代。
自40年代至70年代，主要着作成果有：杨荫浏着《中国音乐史纲》（完成于1944年1月，1952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纲》）；蓝玉崧着、吴大明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1956年蓝玉崧讲授内容，吴大明整理后于2006年3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李纯一着《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1958）；李纯一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1958）；沈知白着《中国音乐史纲要》（写于1958年，1982年出版）；廖辅叔编着《中国古代音乐简史》（1964）；杨荫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从远古到宋代部分上、中两册；1981年出版完整书稿，分上、下册，以下简称《史稿》）；张世彬着《中国音乐史论述稿》（写于1971年，1975年香港出版）。《史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划时代巨着。作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式学者，杨荫浏深厚的国学功底，对音乐历史文献的熟知，律学研究与实验，传统音乐实践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宗教音乐的精通以及对西方音乐的认知，开辟了中国音乐史学一个新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史稿》没有把《史纲》的学术成果全部吸收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①无论如何，《史稿》全方位地诠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构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着作的完整体系，这是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评价。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以杨荫浏的着作为标志进入了学科“发展期”。
杨荫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虽然出版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却开始写作于1959年，完成于1977年。1984年杨荫浏先生与世长辞，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入了“后杨荫浏时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学科的发展现状如何，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成就与亮点，存在着什幺样的不足？是本文加以思考与述评之重点所在。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出版着作成果与分类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音乐历史文献、音乐考古、音乐图像、传统音乐研究、专题史、断代史、地方史、史学史、乐律学、乐器学、音乐美学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是以多种学科交叉研究为特色，以中国古代音乐史着作为成果体现的一门音乐学下属学科。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从各个方面推动着音乐史学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作迭出，百舸争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现按相对具有全国性影响之有关着作出版年月为顺序，排列如下。一览之余，中国社会新时期30年来古代音乐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之现状，或许能够给人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
1．吴钊、刘东升编着《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1993年3月出版【增订本】）；
2．田青编着《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
3．刘东升（执笔）、袁荃猷编撰《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11月初版，2008年5月出版【修订版】）；
4．修海林着《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5．夏野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2月初版）；
6．刘再生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2006年5月出版【修订版】）；
7．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初版）；
8．许常惠着《台湾音乐史初稿》（全音乐谱出版社1991年9月初版）；
9．金文达着《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
10．陶亚兵着《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
11．李纯一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2005年7月出版【修订版】）；
12．缪天瑞着《律学》【第三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13．李纯一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天津卷”、“江苏·上海卷”、“四川卷”、“河南卷”、“新疆卷”、“甘肃卷”、“山西卷”、“山东卷”（大象出版社1996—2001年出版），“湖南卷”（2006年10月出版），“内蒙古卷”（2007年3月出版）；
15．黄翔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台北市《汉唐乐府》1997年12月初版）；
16．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
17．秦序编着《中国音乐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8．冯文慈着《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
19．郑祖襄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
20．乔建中主编《中国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21．伍国栋着《中国音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2．张前着《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
23．吴钊着《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24．祁文源着、李锦生增补《中国音乐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25．陈秉义编着《中国音乐通史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6．王子初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初版）；
27．赵维平着《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8．陈应时着《敦煌乐谱解读辨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29．关也维着《唐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
30．刘再生着《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31．秦序主编《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32．方建军着《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33．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初版）；
34．田可文编着《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35．郑祖襄着《中国古代音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
36．郭树群主编《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续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此外，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的论文集大量出版，如李纯一、冯文慈、黄翔鹏、陈应时、冯洁轩、秦序、郑祖襄、王子初、方建军等的有关音乐文集同样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本文容量，难以囊括并点评所有古代音乐史学有关学科各类着作。②如传统音乐和音乐美学与音乐史学关系极为密切，但目前均为音乐史学之并列学科，黄翔鹏着《乐问》③，蔡仲德着《中国音乐美学史》④，许健编着《琴史初编》⑤，项阳着《山西乐户研究》⑥等，都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专着，因其交叉性质，不予列入。另，由于笔者孤陋寡闻，可能有些相关重要学术成果未能进入本文视野。以排他法确定评述范围之后，本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主要归纳为：（一）音乐考古；（二）音乐图像；（三）音乐文献；（四）律学研究；（五）少数民族音乐史与地方史研究；（六）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史研究；（七）专题史、断代史研究；（八）中国音乐通史着作成果八个方面。从上述有关着作中不难看出，“后杨荫浏时代”音乐史学具有三个显着特色：一是涌现了老、中、青结合的学者群体；二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功力趋向成熟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其中许多学者在史学界起到中流砥柱作用；三是上述各类成果多数具有厚重学术分量，体现出独到学术见解与社会文化价值，尤其是21世纪前后出版的着作成果（包括上述各类着作【修订版】在内），在学术领域以新视角、新观念、新史料、新方法进行研究，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民主、科学意识与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时代特色，这是时代进步与文化发展之必然，也是音乐史学界前所未有的一种可喜现象。
三个突破：史学观念、音乐考古与音乐图像、乐律研究
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观念逐步拓展，解放思想成为促使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杨荫浏时代的音乐史学最高标志性成果《史稿》相比，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突破、两个亮点、一个期待”。这既是“后杨荫浏时代”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迎来了音乐史学界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学术研究时代。
（一）音乐史学时代观念的突破
任何时代学术着作无不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形成特定的时代成就及时代局限。《史稿》写作年代正是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岁月。尽管杨荫浏写成《史稿》后“因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史稿》在印刷厂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后，杨先生再次对书稿加以修改订正，终于在1981年2月出版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⑦但是，《史稿》在强调劳动人民创造音乐艺术的同时不适当地降低了文人音乐的作用，将雅乐和民间音乐有所割裂，将中外音乐交流与民族传统有所对立，将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方法说成“言必称希腊”的“坏倾向”等方面渗透了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形成的史学观念局限性。因此，这些史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音乐史学的进步与发展。有的海外学者说：“在他的着作中（指《史稿》——引者注），他选择关注劳动人民的音乐而将文人阶层推至次要地位。他的选择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需要以及周围环境的要求。他以他的学术成就而自豪，但是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因此，他公开且严肃地宣称他的音乐史学论着是幼稚的，并且号召要在此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并认为“为什幺我们不能够响亮而清楚地质疑他的音乐史学？当我提出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自己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给予长者足够的尊敬。但是，如果这种尊敬之情阻碍了我对杨荫浏及其遗产的认识，我宁愿不要这种尊敬。我们指出杨先生将文人阶层边缘化的历史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批判地、开放地阅读中国音乐历史文献了解中国音乐历史更加重要。”⑧较为尖锐地提出了《史稿》中存在的史学观局限对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形成的负面影响。诚然，《史稿》中史学观存在哪些片面与不足，是史学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并究其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所谓正本以清源。《史稿》的史学成就与局限，或者说经验与教训，都是音乐史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学者均可自由发表各自不同观点。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的时代观念有了突破，至少有了一个“突破口”，对于音乐史学繁荣与发展之意义，自不待言。
（二）音乐考古与音乐图像研究的突破
音乐考古⑨与音乐图像研究成果是新时期30年来极为突出的领域。杨荫浏时代由于地下音乐文物出土为数不多，《史稿》中所列举的音乐考古材料也仅截止于成书之前的1977年。而曾侯乙墓发掘于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后，证实了黄翔鹏提出“一钟双音”的研究结论，杨荫浏晚年对此尚持怀疑态度。⑩我国音乐文物的大批出土恰好在“后杨荫浏时代”，重庆奉节县石哨、贾湖骨笛、偃师二里头铜铃、晋侯苏钟、曾侯乙墓乐器群、新疆且末竖箜篌、秦乐府钟、章丘洛庄汉墓编钟等乐器的出土，对于音乐史学均具有突破性意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省市、自治区卷已出版12册卷本，今后还将陆续出版，标志着我国音乐文物深入调查后涌现出大量“国宝级”音乐文化瑰宝。它所提供和将要提供的音乐文物材料，展示了音乐史学无比广阔的前景，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同时，音乐考古领域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李纯一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征引1987年底以前发表的考古材料，以上古时期出土乐器为对象，“研究古代乐器的年代、类型、体系和性能，阐明它的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序列和规律，以及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序》），对于我国古乐器学这门新兴学科起到了开创性作用，也为音乐考古研究提供了体系性与科学性依据。李纯一着《困知选录》{11}在29篇文章中，属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的有18篇，在开拓中国音乐考古学并用其成果充实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方建军着《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是近年来音乐考古研究之力作，主要从商周礼乐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行为和礼乐制度的物化形态三个方面，依据出土乐器，结合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把出土乐器融入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中加以研究，以新的视角突出音乐作为文化的本质特征；《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12}是作者的论文集，学术视野开阔，从音乐考古理论到上古时期各个地区、多类乐器的研究，选题独特，言必有据，论必有证，显示了音乐考古的扎实功力。王子初着《中国音乐考古学》以历代出土、传世乐器、画像石、壁画、器皿、石刻、陶俑、绘画进行“类型学”的分类排比，包括乐器测音、器物尺寸等数据，构成全书之主体，集中反映了我国音乐考古的最新成果。加之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理论阐述、方法提要、研究专论等内容，成为一部学习与研究音乐考古基础知识必备读物。李纯一先生则认为：“音乐考古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近代意义的学科，还处在萌生或萌芽阶段，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13}王子初着《残钟录》{14}分“历史篇”、“考古篇”两大部分，前者有论文12篇，后者收入文章18篇，均为作者在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研究所关注的诸多重要心得。无论如何，“后杨荫浏时代”音乐文物大量出土以及音乐考古的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史稿》中所反映的中国音乐历史面貌，也体现了新时期30年来这一学科之飞跃性进展。
音乐图像与音乐考古是互为表里的学科。两个学科之间有着一种交叉渗透、表里互补关系，音乐考古求其广度与深度，主其内；音乐图像择其典型与精华，表其外。刘东升（执笔）、袁荃猷编撰《中国音乐史图鉴》，2008年5月出版之【修订版】，以更为丰富的图像和更加精美的装帧呈现于读者面前。全书图片由初版时497幅，增至726幅，对原有图片也做了大量更新（杨荫浏《史稿》中收入图片为127幅，全部为黑白色）。《图鉴》【修订版】既反映了摄影科技的现代化进展，更是音乐图像研究的前沿意识体现。吴钊着《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是一部图像与文字并重诠释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着作，两方面均融入了作者治史的心得与见解，装帧精美，标题与文字内容很有个性特色。音乐图像研究的突破，对于构建中国音乐史着作的最新面貌无疑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律学研究的突破
律学研究是杨荫浏时代极为关注的领域。他本人既是精通律学的理论家，又长期致力于律学实验，对古代律学在十分宽广的范围中进行梳理。他的着作，“就乐律部分而言，《史纲》则比《史稿》更为丰富、全面。在《史纲》记载的48种乐律中，有许多是在历史上影响很小，甚至是鲜为人知的，……《史稿》略去了大部分乐律材料，论述力求种类少而精，应该是从读者层面角度考虑的。但《史纲》中对乐律进行系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是杨荫浏中年以来研究乐律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15}缪天瑞着《律学》一书，初版于1950年，1963年刊印第一次修订版，1983年刊印第二次修订版，1996年又出版第三次修订版。一部律学着作之研究与完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体现了他提出“追求完美，创造卓越”的学术精神。《律学》【第三次修订版】在论述律学原理、律学应用、重视世界各国律制的基础上，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外律学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成就予以补充或修改。第六章《中国律学简史》则增加了今人对古代律学和民族乐制研究的新成就，其中最后一节“律学研究新时期”，论述了1911年至今中国乐律学家的主要成就与贡献。因此，缪天瑞为我国现代律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构架。
陈应时音乐文集《中国乐律学探微》{16}虽多为自8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或在国外学术会议上的讲演稿，却具有对中国乐律系统化研究之特色。文集上、中、下三编分别题为“乐律学概述”、“乐学研究”、“律学研究”，即可了解作者在中国乐律学领域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特色。以现代人的学术眼光和语言诠释中国古代乐律并提出个人独到见解，乃是这一文集重要价值所在，其中也不乏与不同学者认识差异之争辩。或举一例，如《为“京房六十律”申辩》一文即指出杨荫浏及其他学者对“京房六十律”研究之偏颇，对于中国音乐史着作中有关律学问题认识起到澄清正误作用。其他有关论辩文章对于我国乐律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的《敦煌乐谱解读辨证》是一部对古谱解译具有突破性研究价值之力作。郭树群着《诘问黄钟大吕》{17}29篇论文中，乐律学方面有12篇，其中《论朱载堉的律学思维》、《关于中华传统学术思潮影响我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几点思考》等文都是在律学界引起重要反响的论文。《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续编】以辑要形式编录从1911年到1999年乐律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律、调、谱、器分类，具有精、细、深、广的特色，犹如山登极顶，海纳百川，成为学习与研究中国乐律学必备之工具书。总之，新时期30年来，对于“杨荫浏时代”律学研究而言，在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这是我国乐律学界诸多学者共同努力并作出大量学术成果的体现。
两个亮点：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和音乐文献研究
对于音乐史学而言，各个分支学科的前沿意识与研究水准往往推动着中国音乐史着作整体水平的发展。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占有重要地位。一部中国音乐史，始终是在与周边地区民族与国家的不同文化进行着交流，在其范围逐渐蔓延、扩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音乐元素之多元化乃至音乐形态的变异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音乐文献研究则是音乐史学领域极为繁难与复杂的领域。新时期30年来，这两个分支学科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体现着音乐史学学者群体不断自我超越所展现出的闪光点。
（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研究的突破
冯文慈着《中外音乐交流史》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着作。“作者对中外音乐交流的史实不但条分缕析，尽量做到全面、详尽、公允，而且吸收了大量近年来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和作者本人多年研究的心得。……在作者的论述中，透过对历史材料的全面、详尽的把握，还随处可见真知灼见的闪光和阐扬先人未明之处的学术新解。”“本书的最后‘结语，是一篇近年来少见的、可独立成篇的重要理论文献。”{18}这一着作在音乐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陶亚兵着《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稿》着重于唐代、蒙元时期、明末、清朝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西方（泛欧洲）音乐文化的交流，古代和近代大致各占其半。该书史料翔实，考证精细，对中西音乐交流中的史实进行综合研究，较系统地梳理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发展，廖辅叔称之为“中西音乐交流纪事本末”（《序》）。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以“隋唐篇”、“明清篇”、“近代篇”三个板块介绍了中日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作者自云“本书只是中日音乐交流史的一个概观”。“古代部分，由于中国方面的资料较少……，而近代部分这种对比性研究则可以说更充分一些。”因此，该书近代部分研究成果的引用率在音乐史学界更为引人瞩目。赵维平着《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是作者在日本留学10年的背景下写成的专着。该书着重于隋唐时期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在通读大量有关中日音乐原始文献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音乐传入日本后，日本如何接纳中国音乐文化，其动因与产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嬗变为自我文化等深层因素进行了研究探讨，更具有学术厚度与深度，甚至是一种文化震撼力。总之，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了以往着作中仅仅以介绍性为主的史料解释与现象罗列阶段，对于古代音乐史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大进展性意义。
（二）音乐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浩如烟海，音乐文献史料向来是构建音乐史学的主体“骨架”。强调音乐史学重视音乐考古材料运用时，忽略乃至贬低音乐文献价值是一种片面倾向。王小盾曾说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文献资料工作，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存在大面积空白。”{19}音乐文献需要在解读、辨析、考证基础上进行研究，对于纠正或补充原有音乐史着作中文献材料的运用有着其他分支学科难以取代的地位。同时，音乐文献研究更需坐“冷板凳”精神，尤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国学”传统日益衰微、学术风气趋于浮躁情况下，文献史料的内涵考证研究更具有一通百通、豁然开朗的学术意义。冯文慈音乐文集《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20}有多篇关于音乐文献研究文章，在音乐史学界引起重要反响，尤其《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方法问题》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两篇文字，对音乐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具有指导性意义。冯洁轩着《金石回响》{21}和郑祖襄《华夏旧乐新证》{22}、《华夏旧乐新探》{23}均多为音乐文献考释研究的音乐学术文集。前者收入论文23篇；后者两部文集共有论文45篇。冯洁轩之文，如《〈乐记〉作者辨》、《论郑卫之音》、《“乐”字析疑》、《“务头”考》、《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的若干训诂问题》、《调（均）·清商三调·笛上三调》、《说“解”》、《“龟兹”读音辨证》、《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筑”考》以及有关“徽”的四篇论辩文章，均为其文献研究代表性文字，考据精慎，论证详尽，往往发前人之未发。尤其《调（均）·清商三调·笛上三调》一文，将历史千古疑案条分缕析明判定论，被引入教科书作为令人信服的文献结论。郑祖襄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是现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音乐史学史理论着作。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开阔，功力深厚，朴实无华，文如其人，两部论文集中的文章几乎都是《概论》宏观思维思考下的微观研究，对音乐史着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心领神会。如对《白石道人歌曲》、《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碎金词谱》、《事林广记》、《古今注》、《通典·乐典》、《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古今乐录》等音乐文献均有专文研究之心得，其他对史料、宫调、乐器、乐谱、乐律等亦涉及广泛。在古代音乐史学中，触类旁通是很难达到的学术境界。他的《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律”之疑与信——兼及西周音乐基础理论的重建》和《试述中国音乐起源的多民族、多地域现象》两篇文章是近年来在音乐文献研究中的力作。前者价值在于对史学界“疑古”与“信古”进行既辩证又统一之研究，达到了“释古”高度；后者第一次将历史学界的“三集团学说”和考古学界“区系类型理论”引入音乐史学界，以大量音乐考古新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的音乐文化进行了逻辑严密、确凿有据的研究与梳理，观点新颖，结论合理，富有创见性。秦序音乐学术论文集《一苇凌波》{24}收有多篇文献考证文章，如《唐代音乐传说考校献疑二则》、《刘贶与〈太乐令壁记〉》、《关于〈乐苑〉及〈乐府诗集〉的几个问题》等文，均详其源流、究其首尾，考证精细。因此，冯文慈、冯洁轩、郑祖襄、秦序和王小盾及其学生李方元、王福利、孙晓晖、温显贵等博士的学术论文{25}为音乐文献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其他未列入本文的诸多学者有关音乐文献研究成果，在“后杨荫浏时代”同样闪现出突出的亮点。
一个期待：中国音乐史着作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音乐史着作成果往往是古代音乐史学领域“集大成”的体现。新时期30年来，相关着作数量最多，或为专题史、或为断代史、或为通史性着作（其中既有学术性着作，也有教材类着作，或两者兼而有之）。虽然，自杨荫浏《史稿》出版后，从整体说来，尚未有任何一部着作超越《史稿》的框架体系，却体现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各类音乐史着作成果的个性特色与丰硕收获，史学界正在朝着音乐史学历史性超越的目标不断努力。
李纯一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是一部专题史着作。作者自云：“先对考古发现的上古（远古至汉）乐器进行初步系统研究，撰成《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有了这个音乐考古方面的底，以及多年来对先秦音乐文献的鉴定整理和对于先秦音乐思想的探究，这才敢动手试写这本《先秦音乐史》”（《序》）。这部着作之科学严谨之处在于以更多的音乐文物史料结合音乐文献研究诠释自远古直到战国时期的音乐历史发展，并做到“无证不信”。同时，又吸收了初版后8年中学术进展与考古新资料的增补。书中对于出土乐器形制、尺寸、测音尤详，仅测音或登记附表即有35个表格之多。在专题史研究方面开创了更为重视音乐考古的一种新史学体例。
秦序主编《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是一部装帧十分精美的隋唐艺术史，秦序、刘峻骧、王克芬撰稿。由“导言”和“隋唐宫廷乐舞”、“隋唐乐舞机构”、“州县军府及文人士大夫的乐舞生活”、“民间乐舞百戏活动”、“舞蹈艺术”、“音乐艺术”、“散乐百戏”、“乐舞百戏的内外交流”、“隋唐乐律技术理论与表演艺术理论成就”等九章组成。有学者评价该书“取之微观、放眼宏观，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极为概括地道出了隋唐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这是一部难得的隋唐音乐史。作为隋唐时期断代性质的音乐史着作，近代中国音乐史学史上，只有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与岸边成雄这一着作相比，《隋唐卷》所涵盖的学术内容的广度、深度是大大超越了它。可以说，迄今为止，这是一部最为丰富的隋唐音乐史着作”。{26}
关也维着《唐代音乐史》以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史料构建了唐代音乐的史学体系，尤其强调与现存民间音乐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中国音乐与中亚（包括新疆）的音乐、古代龟兹苏祗婆调式音阶理论关系的探求，与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在这一基础上，融入作者长期研究少数民族（作者称之为其他民族{27}）音乐成果，书中引用谱例有34首，“曲谱摘录”10首，均为作者从《敦煌曲谱》、《五弦琴谱》、《博雅笛谱》、《仁智要录》等唐代乐谱（或唐代传入日本乐谱）中解译，是目前所见唐代音乐史中音乐本体探求最为丰盈的着作。同时，全书结构新颖，论述严谨，是一部很有学术分量的断代史着作。
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是作者应邀在台北讲学的成果。这一着作之特色并非是系统、全面的历史着作，却汇集了古代音乐史研究诸多核心问题。如按照音乐形态演变特色之分期，中国乐律学史的研究，丝绸之路音乐交流问题，二十八调的源流，宋词乐调研究，曲调考证等等，都是作者晚年史学思想之精华及其精辟论述。作者在“最后的话”中说：“我讲的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在提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其说是讲有关课题的研究结果，不如说是在提问题。……我最重要的思想在于提出问题与方法，以便有更多学者能和我走到一起，来共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这部着作在史学领域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前沿性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乔建中主编与伍国栋着两部着作同名为《中国音乐》，却都具有史学着作性质。前者以“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和“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三个板块组成，第一部分内容简明扼要，文字凝练生动，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标题新颖，图文并茂，具有很强可读性；后者以“上篇 中国音乐简史”、“中篇 中国音乐类型”、“下篇 中国乐律学理论”三个部分系统地介绍与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结构新颖别致，从“地域的”、“民族的”、“传统的”三个层面作为音乐对象描述范围，尤其将作者所擅长的传统音乐研究与史学研究融会贯通，史料丰富，言之有物，具有通史特色。两书作者群体多为杨荫浏晚年的学生，体现了史学研究继承与发展之关系。
刘再生着《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自原版至【修订版】第三次印刷已印刷13次，印数四万七千余册。有人以《立足学术前沿探寻古乐新说》{28}为题，对【修订版】“内容拓展，思路创新”、“旁征博引，史料翔实”、“结构别致，趣味性强”三大特色进行了评述。
中国音乐史教材类着作更是大量涌现，为适应教学需要，多为通史性着作。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为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教科书，至2008年7月已第21次印刷，印数达150，800册，被国内许多音乐艺术高师院校选为教材与考研参考书目使用。作者群体多为全国各高师院校从事音乐史教学的教师。廖辅叔认为，“眼前这本音乐史却是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中国音乐通史的着作”（《序》），对该书作出了很高评价。秦序编着《中国音乐史》结合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各学科的材料与方法，对史料广泛收集、严格考证整理基础上梳理中国音乐的历史，言简意赅，简明扼要。祁文源着、李锦生增补《中国音乐史》实际上为祁文源1989年着《中国音乐史》之修订版，根据学生知识结构需要结合作者长期教学经验、吸取音乐史新资料加以修订和补充，书中第八章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99年的音乐。陈秉义编着《中国音乐通史概述》是为音乐院校中国音乐史基础理论课编写的通史教材，全书上编分“上古”、“中古”、“近古”三章，下编分“近代”、“现代”、“当代”三章，结构对称，颇具新意。刘再生着《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按照音乐形态分为“乐舞时代”、“歌舞伎乐时代”、“民间音乐时代”和“专业音乐创作时代”四编组成，突出各个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色。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发挥了两位主编各自专业优势，采用章节体形式分上编古代部分和下编近代部分两编，内容丰富全面，语言通俗易懂，除图片、谱例外，并附有音响光盘。田可文编着《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是一部为适应教育部设置“名作赏析”课程而编写的教科书，既按照中国音乐史的框架进行历时性的内容编排，又突出自古至今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加以赏析，同时为教师授课留有较大自由空间，较为成功地突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结合。以上均为通史性质的中国音乐史教材类着作。郑祖襄着《中国古代音乐史》为最新出版的古代音乐史教科书。本书具有较强专业性质，融入作者长期从事的教学实践经验。文字部分科学性在于强调各个历史时期音乐文化之特点，如远古时期以考古资料为主，夏商时期以历史传说为主，自有历史文献之后则依据翔实的史料（包括文字、谱例、图片、音响）进行论述，每一章后的“参考文献”集中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信息。书后所附光盘为拓展性资料的电子文本，包括图像、释文、音响、谱例、文献资料，是利用多媒体手段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学术信息、思维方式与学习方法之文本，本书缜密的教学构思体现出相当前沿的学术特色。
此外，许常惠着《台湾音乐史初稿》为第一部地方史着作；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以二十二章介绍与论述了22个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这两部着作都填补了以往中国音乐史着作以中原汉族音乐为中心的空白。
音乐史学是一门以人类音乐活动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的人文科学。杨荫浏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奠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他的《史稿》直至今日依然为音乐史学界奉为必读之经典，在各类音乐史着作中常被列为参考文献之首位。凡是史学大师，皆具谦逊品格。王光祈谈他的《中国音乐史》时说：“余对于吾国古代音乐书谱，所见终属不多。余甚望国内音乐同志，能补余此种缺陷，多读国内旧藏，仿余治学方法，再作成一部精而且详之《中国音乐史》。”{29}杨荫浏曾说：“解放以后，虽然有了专业队伍，有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但这样一个内容复杂、范围广阔的研究领域，要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还是不容易的。应该虚心承认，我们还是处在十分幼稚的阶段，我们还是小学生”（《史稿·后记》）。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时代条件下，学术观念在更新，音乐学各个分支学科在蓬勃发展，古代音乐史学取得了多方面进步与成就。但是，全方位地突破《史稿》的史学结构及其局限，需要建立在断代史扎实研究以及更为科学地阐述音乐作为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现代文化土壤已经很难造就出像杨荫浏这样通才式史学大师，然而，现代化的社会优势却可以通过学者群体的努力以及各个分支学科的体系性建设，利用学科交叉性前沿研究，将音乐史学推向一个更加{29}具有学术广度与深度的境域，构建崭新音乐史学体系，出版最新面貌音乐史着作。我们期待这样的历史性超越在21世纪将会来临。
①郑祖襄《一部仍具学术价值的“旧着”——谈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原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华夏旧乐新证》【郑祖襄音乐文集】，第263—277页。
②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原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刘再生音乐文集】，第78—104页。该文中已介绍与点评过的部分上述着作，本文不再重复。——引者注
③黄翔鹏着《乐问》，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年7月第1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黄翔鹏文存》（下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645—739页。
④蔡仲德着《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⑤许健编着《琴史初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⑥项阳着《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⑦引文出处同【1】。
⑧林萃青文／孔培培译《中国音乐史学：从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谈到古代的经典文献》，待发表。
⑨音乐考古的完整概念应包括音乐本体考证与音乐载体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研究对象以音乐本体为主，如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理论以及通常所说的古琴打谱、古谱解译研究，可概括为“古曲考证”；后者则以音乐文物（包括地下出土与传世的历代乐器、有关音乐的绘画、壁画、雕刻、陶俑、舞蹈图像纹饰等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可名之为“文物研究”。目前史学界多倾向于将后者称之为音乐考古，或名之为“音乐考古学”。本文不引入这一命名差异之讨论，暂从音乐史学界多数学者“音乐考古”的指向，准确表述则为“音乐文物研究”。
⑩刘再生《斯人已乘黄鹤去——悼一代宗师黄翔鹏先生》，《人民音乐》1997年第9期；冯洁轩《纪念黄翔鹏发现一钟双音三十周年》，《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
{11}李纯一着《困知选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12}方建军音乐考古文集《地下音乐文本的读解》，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13}李纯一《关于陕西地区的音乐考古》，《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14}王子初着《残钟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5}孔培培《杨荫浏着〈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比较研究》，《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3期。
{16}陈应时音乐文集《中国乐律学探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17}郭树群着《诘问黄钟大吕》（郭树群音乐学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18}田青《漂流音乐长河——读冯文慈先生〈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1998年第12期。
{19}李方元着《〈宋史·乐志〉研究》“后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64页。
{20}冯文慈音乐文集《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1}冯洁轩着《金石回响》【冯洁轩音乐学术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2}郑祖襄音乐文集《华夏旧乐新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3}郑祖襄着《华夏旧乐新探》【郑祖襄音乐文论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24}秦序着《一苇凌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5}王昆吾（小盾）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以及和他学生辑录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与上述四位博士的论文《〈宋史·乐志〉研究》、《两唐书乐志研究》、《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清史稿乐志研究》，还有方宝璋、郑俊晖着《中国音乐文献学》等，本文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评述。
{26}郑祖襄《简评秦序〈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4期。
{27}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本书在提到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时，摒弃使用‘少数民族这一词汇。因为在西方，‘少数（Ｍｉｎｏｒｉｔｙ）一词与民族或部族相联系使用，实际上具有‘野蛮、‘愚昧、‘不开化和‘不文明等深层的含义，是一种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贬义词。”笔者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字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只是以人口比例划分为标准的不同称谓，并不存在褒义、贬义之分，不应以外来语衡量我国“少数民族”一词的概念色彩。
{28}董郑峰《立足学术前沿探寻古乐新说——读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有感》，《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
{29}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着选集》（中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月北京第1版，第10页。
刘再生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