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爱民，张婷婷，田 静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心理科，广东 广州 510000)

抑郁症(MDD)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临床特征通常为患者出现长久心情低落情况，其意志行为发生明显变化[1]。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具有较高发病率，而且往往出现兴趣减退、精神迟滞、睡眠障碍等症状,其复发率较高，极易导致患者自杀,使得患者承受较大的精神负担，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目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未得到清晰阐释，但有研究认为，细胞因子在患者情感障碍发病中具有显着影响作用[2]。IL-33是IL-1家族的新成员，IL-1极有可能是情感障碍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损伤重要因子，IL-33是否导致抑郁症患者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需要予以相应研究[3]。本研究选取首发住院首发抑郁病例65例，探讨IL-33水平在首发抑郁症患者中的变化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8年6月～2020年5月的首发抑郁症首次住院病例65例，设定为观察组，纳入标准:患者均确诊为抑郁症;HAMD-24评分≥20分；患者均知情同意；患者依从性佳；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可独立完成研究相关调查表[4]。排除标准：近2周内采取抗抑郁治疗；近4周内发生感染性疾病，予以抗炎药物、皮质类固醇、抗生素等相关药物治疗；近1年内采取免疫调节剂、电抽搐等治疗；其他精神疾病史；酒精依赖史；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内分泌疾病等严重躯体疾病；重要脏器严重功能障碍；妊娠、哺乳期女性[5]；躁狂发作;色弱、色盲。患者中有男30例，女35例；年龄26～68岁，平均(42.58±3.06)岁；病程6个月～3年，平均(1.06±0.23)年。并选取同时期健康者65例，设定为对照组，HAMD评分得分均<8分。排除标准：精神疾病史、家族史；严重躯体疾病史；近2周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妊娠、哺乳期[6]。其中男29名，女36名；年龄24～69岁，平均(42.49±3.02)岁。两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1.2方法：两组均采集清晨空腹状态下外周静脉血5 ml，未实施抗凝处理，在自然放置30 min后，对其实施离心处理，3 000 r/min，持续10 min。将血清分离，且放在到-20℃下进行恒温保存。在1周内完成检测。在对血清IL-33进行检测时，采取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根据试剂盒说明书完成检测步骤。

1.3观察指标：观察两组血清IL-33水平；分析HAMD-24、WCST与IL-33的关系。

2 结果

2.1两组IL-33水平对比：观察组IL-33水平为(34.72±9.69)pg/ml，对照组为(8.22±1.09)pg/ml，观察组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910，P<0.01)。

2.2患者认知功能与IL-33水平关系：观察组HAMD评分总分、阻滞因素和IL-33水平保持正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患者认知功能与IL-33水平关系

2.3WCST检测结果对比：观察组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少于对照组，总错误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WCST检测结果对比个)

2.4IL-33和WCST关系：观察组WCST因子总错误数、随机错误数和IL-33保持正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和IL-33具有负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观察组IL-33和WCST关系

3 讨论

抑郁症在临床中的发病机理还未得到明确阐述，有的认为抑郁症发生极有可能与炎性反应变化具有关系，炎性介质往往导致神经生长递质受到明显影响，而且使得单胺类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及代谢情况发生明显变化[7]。在临床中，抑郁症患者具有较为显着的炎性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等明显上升。在对免疫炎性反应学说机制的研究中发现，抑郁症的发生与血清IL-6、TNF-α、IL-33等水平变化具有明显关系，呈现正相关性，当抑郁病情更为严重时，患者血清IL-6、TNF-α、IL-33等往往明显上升[8]。

IL-33是较强常见的一种炎性因子，存在较多生物学功能，是IL-1细胞因子家族中的一员，可使细胞内基因转录得到有效抑制，对代谢过程具有明显调节作用，可使疾病进展受到显着影响[9]。而且IL-33是较为常见的细胞因子，可在人体免疫调节中发挥作用。IL-33在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免疫炎性反应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参与度，在中枢神经疾病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对IL-1受体来讲，ST2为相关蛋白，IL-1RAcP为辅助蛋白，而IL-33可经两者形成的异二聚体进行信号的有效传递[10]。IL-33可发挥介导过敏性免疫反应的有效作用，对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T辅助细胞(Th2)具有明显激活作用，可形成多种Th2细胞因子，由此充分发挥效果。IL-33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伤产生一定作用[11]。

经研究可知，观察组IL-33水平显着高于对照组，观察组HAMD评分总分、阻滞因素和IL-33水平保持正相关性，观察组WCST因子总错误数、随机错误数和IL-33保持正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正确数、完成分类数和IL-33具有负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知，抑郁症患者IL-33水平明显上升，且对患者认知功能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情况下，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越严重，其血清IL-33含量越高。

抑郁症患者往往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炎性反应受损情况，IL-33与复发抑郁具有一定相关性，且与首发抑郁症具有明显关系，对于治疗抑郁症具有重要意义[12]。发生此现象的机制通常认为是：抑郁症往往使神经胶质细胞受到损伤，当神经胶质细胞遭受损伤后容易大量释放IL-33，而IL-33会对小胶质细胞形成明显作用，对其增殖、活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其吞噬能力，对促炎因子、抗炎因子表达具有重要影响[13]。在脑部IFN-γ环境下，IL-33极有可能导致小胶质细胞出现iNoSmRNA大量表达的情况，由此使得NO大量合成。而当NO水平明显上升时，会导致HPA轴受到激活，使得中枢多巴胺合成受到明显抑制，使得患者出现精神类的临床症状[14-15]。

WCST在认知功能的检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使大脑额叶功能得到有效反映。观察组显示WCST检测中，总错误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与血清IL-33存在明显正相关性。由此可知，IL-33对患者认知功能具有明显影响。IL-33是ST2的配体，而且属于核因子，在发挥转录因子作用的同时，还可发挥细胞因子作用。细胞因子通常是与周围细胞、分泌细胞受体分子相结合，从而发挥作用。IL-33可对神经突触可塑性产生影响，使得患者认知功能受到明显损伤。而在此过程中IL-33/ST2信号通路发挥了明显作用。当IL-33水平上升时，可与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膜表面受体进行有效结合，使得细胞因子得到有效活化，而细胞因子在活化后会对髓鞘造成损伤；而且活化后的细胞因子会在星形胶质细胞大量合成谷氨酸盐合成酶的过程中发挥抑制作用，使得神经兴奋性产生明显毒性作用，而且会使胶质细胞大量形成NO，从而引发神经系统发生退行性变化，由此导致患者出现认知功能损伤。

总之，抑郁症患者IL-33水平发生明显改变，IL-33可导致患者认知功能发生明显改变，两者具有明显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