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军平 徐明君 李会敏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其通过甲状腺激素(thyroidhormone, TH)广泛调节人体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等多种功能活动。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甲状腺疾病是严重的健康问题,我国成人显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患病率达0.78%,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患病率达1.02%,亚临床甲减患病率达12.93%,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甚至高达20.43%[1]。临床研究发现,55%未经治疗的甲亢患者至少患有一项肝功能检查结果异常,甲减患者易伴有血脂异常,补充左旋甲状腺素(L-T4)能够改善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及甘油三酯水平[2,3]。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TH水平降低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患病风险升高有关,甲减患者患NAFLD的风险比甲状腺功能正常者高1.24倍[4]。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丙肝)、肝硬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等肝脏疾病患者也常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一、甲状腺激素与肝脏

甲状腺激素由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合成,主要存在四碘甲腺原氨酸(T4)和三碘甲腺原氨酸(T3)两种活性形式,其中T3是最主要的生物活性形式。肝脏中存在Ⅰ型碘甲腺氨酸脱碘酶(D1),能够将T4脱碘转化为生物活性更高的T3,是循环中T3的主要来源。循环中绝大部分TH以结合的形式存在,肝脏合成大量血浆蛋白,亲脂性的TH与血浆蛋白特异性结合,与游离形式的TH保持动态平衡。TH分泌通过下丘脑-腺垂体-甲状腺轴调节,下丘脑分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hyr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TRH),刺激垂体前叶分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刺激甲状腺分泌TH。TH在细胞核与甲状腺激素受体(thyroid hormone receptor,THR)结合,其中THRβ受体在肝脏中高度表达;还可以与视黄酸X受体(retinoic acid X receptor,RXR)聚合形成异源二聚体,再与各靶基因的甲状腺激素反应元件(thyroid hormone response element,TRE)结合,调节基因的转录,进而调节蛋白质的翻译表达,最终发挥生物学效应。除D1外,肝中还存在Ⅲ型碘甲腺氨酸脱碘酶(D3),能够灭活TH,将T4脱碘转化为没有生物活性的代谢产物反三碘甲腺原氨酸(rT3),再进一步将rT3及T3脱碘转化为没有生物活性的二碘甲腺原氨酸(T2)[5]。

二、甲状腺疾病中的肝脏功能异常

(一)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甲减是由于TH合成或分泌减少,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以及代谢减低的内分泌疾病,主要应用L-T4药物替代治疗。

1.血脂异常:甲减是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6]。甲减患者易患有血脂异常,并增加了其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及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补充L-T4后能够有效降低血清TC、LDL-C及甘油三酯水平,减少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3,7]。然而Meta分析报道,L-T4治疗的甲减患者的TC、LDL-C水平虽然降低,但仍高于健康人群,仅通过补充L-T4治疗血脂异常的效果有限[8]。L-T4替代治疗甲减导致的血脂异常的最佳剂量尚不明确,药物过量易导致甲亢或亚临床甲亢,引起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临床应用存在局限性。

(1)胆固醇:肝脏是合成胆固醇的最主要场所。3-羟基-3-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是肝细胞合成胆固醇过程中的限速酶,TH促进HMG-CoA还原酶表达,催化生成胆固醇合成的重要前体甲羟戊酸(mevalonic acid,MVA)[5]。肝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基因启动子存在TRE,TH与TRE结合直接调节LDL-R表达,或者通过激活SREBP间接促进LDL-R表达。LDL-R调控LDL的胞吞作用,增加LDL降解,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9]。胆固醇逆转运(reverse cholesterol transport,RCT)是维持胆固醇稳态的重要过程,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子A1(ABCA1)介导游离胆固醇转运至细胞膜,高密度脂蛋白中的载脂蛋白A1(apoA1)接收胆固醇,在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ecithin-cholesterolacyltransferase,LCAT)作用下生成胆固醇酯,形成成熟HDL,在胆固醇酯转运蛋白(cholesteryl ester transfer protein,CETP)作用下,将胆固醇酯转移至CM、VLDL、LDL颗粒中,由肝脏摄取转化为胆汁酸后被清除,避免过量胆固醇在外周组织蓄积。TH增强ABCA1转运游离胆固醇能力,升高HDL中apoA1水平,增加CETP活性,促进RCT。胆固醇7α-羟化酶(CYP7A1)是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的限速酶,TH与CYP7A1基因启动子TRE结合,增加肝中CYP7A1表达。TH直接调节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家族中ABCG5/ABCG8基因表达,促进胆汁酸的排泄[10]。甲减发生时,虽然TH水平下降导致胆固醇合成减少,但TH介导的LDL胞吞作用、RCT等多种途径被抑制,最终导致循环中TC水平升高。

(2)甘油三酯: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从脂肪动员开始。TH促进脂肪动员,储存在白色脂肪细胞内的脂肪在脂肪酶作用下水解生成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TH调节肝脂肪酶活性,甲减患者的肝脂肪酶活性下降,给予L-T4替代治疗后酶活性恢复[11]。FFA通过脂肪酸转运蛋白进入肝细胞,THR调节脂肪酸转运蛋白表达。TH促进肝脏脂噬作用,增加自噬溶酶体数量,促进脂滴中的甘油三酯分解为FFA[9]。线粒体是脂肪酸氧化的主要部位。TH通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PGC1α)-核呼吸因子1(NRF1)-线粒体转录因子A(mtTFA)轴调节肝细胞线粒体含量,且线粒体内存在THR调节线粒体基因转录,增加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作用。TH促进脂肪酸β-氧化关键酶肉碱脂酰转移酶Ⅰ(Cpt1)的转录,或通过激活细胞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SIRT1)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α,PPARα)间接增加Cpt1水平。TH还促进脂肪酸β-氧化中其他线粒体酶表达,如中链酰基辅酶A脱氢酶(medium-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MCAD)、4型丙酮酸脱氢酶激酶(PDK4)、线粒体解偶联蛋白2(UCP2)等。此外,TH还通过死亡相关蛋白激酶2(DAPK2)-选择性自噬接头蛋白sequestosome-1(SQSTM1/p62)调节线粒体自噬,增加线粒体转换率,以确保肝细胞中线粒体质量[9]。

肝脏利用脂肪酸合成甘油三酯,其主要来自FFA直接摄取和脂肪从头合成(DNL)。DNL是指葡萄糖转化为脂肪酸的过程。线粒体中葡萄糖分解生成乙酰辅酶A(CoA),在乙酰CoA羧化酶(ACC)和脂肪酸合酶(FAS)等作用下合成软脂酸,进一步加工、延长形成更长碳链脂肪酸。TH调节糖酵解过程中肝丙酮酸激酶(L-PK)、苹果酸酶(ME)等表达,促进产生DNL所需的丙酮酸、NADPH等原料。人体肝的FAS活性最高,是内源性脂肪酸合成的主要场所。T3与FAS、ACC基因启动子TRE结合,直接调节酶表达,或者激活转录因子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SREBP-1)、碳水化合物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hREBP)、甲状腺激素应答点14蛋白(Thrsp,Spot14),间接促进FAS、ACC表达,以促进脂肪酸合成[9,13]。虽然甲减患者脂肪合成减少,但血清甘油三酯、极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增加,可能是由于肝内TH介导的脂肪动员、脂肪酸氧化等减少,脂肪消耗大大减少;以及肝外低TH水平抑制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LRP1)表达,LRP1清除循环中乳糜微粒(CM)和极低密度脂蛋白残粒,导致循环中甘油三酯水平升高[12]。

2.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的肝损害因素所致的代谢应激性肝损伤。研究显示,NAFLD的患病风险随TH水平降低而升高,L-T4替代治疗能够改善NAFLD,降低肝脂肪含量,但同样存在有效剂量及安全性问题,更多新型药物如肝脏特异性THRβ激动剂等仍需要进一步的研发及试验评估[4]。

NAFLD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综合近年来“双重打击”及“多重打击”学说观点,NAFLD发病与脂代谢改变、胰岛素抵抗、炎性细胞因子、脂肪因子、免疫功能紊乱等多种因素有关。TH水平降低导致肝脂代谢紊乱,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等脂质过量沉积。同时,TH水平降低导致肠葡萄糖吸收率降低,外周组织葡萄糖利用率降低,最终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从而促进肝脏DNL及脂肪组织的脂肪分解产生大量FFA,导致脂肪酸流向肝脏的通量增加[13,14]。甲减增加脂肪细胞分泌瘦素,减少脂联素,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增多,胰岛素敏感度降低,直接或间接增加活性氧(ROS)产生,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15]。NAFLD早期患者肝脏D1的表达与活性增加,NAFLD小鼠模型肝脏特异性D1敲除后肝内甘油三酯累积加速,故推测NAFLD早期D1的表达与活性改变是预防疾病进展的代偿机制。TH水平降低导致TSH水平升高,与肝TSH受体(TSHR)结合后,增加肝糖异生,抑制胆汁酸合成,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甲减引起的基础代谢降低导致其体重增加,进一步增加了NAFLD的患病风险。

(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甲亢是由于TH合成或分泌过多,导致神经及消化等系统兴奋性增高以及代谢亢进的内分泌疾病,主要应用口服抗甲状腺药物(antithyroid drugs,ATD)或放射性碘治疗。

1.胰岛素抵抗:甲亢扰乱了肝内正常的糖代谢过程,导致肝脏胰岛素抵抗,并增加了糖尿病风险,然而研究显示,无论经ATD治疗还是放射性碘治疗后,甲亢患者患糖尿病的风险仍高于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且随ATD治疗持续时间增长而增加[16]。但ATD或放射性碘治疗能够有效减少甲亢导致的心血管及神经系统风险,故仍建议甲亢患者维持治疗方案,并注意监测血糖变化。

肝脏通过合成或分解糖原以及糖异生以维持血糖稳定。TH促进肝脏内糖原分解产生葡萄糖,促进肝脏内葡萄糖转运蛋白2(GLUT2)表达,增加肝脏葡萄糖输出,促进糖异生,导致内源性葡萄糖合成增加,从而使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动物实验显示,GLUT2敲除小鼠肝细胞内血糖明显升高,肝脏THR敲除小鼠糖异生被抑制,肝脏胰岛素敏感度增加[17,18]。TH增加糖异生原料丙氨酸转运至肝细胞,并促进丙氨酸转化为葡萄糖的糖异生过程。TH促进葡糖-6-磷酸酶(G6pase)mRNA表达,催化糖原分解及糖异生最后一步,将葡糖-6-磷酸脱磷酸最终生成葡萄糖。TH上调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PEPCK)、丙酮酸羧化酶等糖异生关键酶作用以促进糖异生。研究报道,THRβ受体敲除小鼠无法经TH激活PEPCK表达。叉头转录因子FoxO1调控TH介导的PEPCK及G6pase基因的转录过程,FoxO1小干扰RNA(siRNA)敲除小鼠的TH介导的糖异生相关基因转录明显降低[19]。甲亢大鼠体内ROS生成增多,氧化应激反应增加,空腹血糖及空腹胰岛素水平增加,补充抗氧化剂能够减轻肝胰岛素抵抗[20]。TH作用于交感神经通路,连接下丘脑室旁核与肝脏,促进肝葡萄糖产生。TH还可以通过调节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作用间接促进肝糖原分解和糖异生。甲亢患者不仅存在肝胰岛素抵抗,其脂肪组织释放白细胞介素-6(IL-6)增加,导致外周组织也呈胰岛素抵抗状态[21]。

2.肝损害:研究显示,一半以上未经治疗的甲亢患者患有肝功能检查结果异常,且以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升高为主,血清TSH<0.02mIU/L是其重要预测因素,应用ATD治疗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后转氨酶也有极大概率恢复正常[2,22]。但ATD也是常见的药物性肝损害原因,依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基层诊疗指南(2019年)》,患者基线转氨酶超过正常值上限3～5倍时,则应避免应用ATD治疗[23]。

人体内约20%的TH在肝脏内代谢降解,过量TH增加肝脏负担,具有直接毒性作用。过量TH增加人体基础代谢率,肝脏组织耗氧量增加,但肝脏血流量未增加,导致肝细胞相对缺氧而坏死。TH促进糖原、蛋白质等分解增加而合成不足,肝糖原、必需氨基酸等消耗增加,导致肝细胞相对营养不良而变性,肝内胆汁大量淤积。肝细胞变性或坏死会导致血浆蛋白合成减少,亲脂性TH与血浆蛋白结合减少,循环中具有生物学活性的游离形式TH增加,从而进一步加重肝损害。过量TH影响肝内酶活性,抑制肝脏正常代谢功能。甲状腺毒症患者常见ALP、ALT升高,其中ALP是肝脏、骨骼同工酶,不具有特异性,ALP升高不一定是肝损伤的表现,可能是过量TH导致成骨细胞活性增加引起,ALT升高可能是由于肝脏及其周围区域相对缺氧引起的[2]。研究显示,T3水平升高可以诱导肝细胞凋亡,并激活线粒体通路引起肝功能障碍,过量TH激活肿瘤坏死因子α、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8(caspase-8)表达以促进肝细胞凋亡。甲状腺毒症导致ROS产生增加,作用于肝脏内线粒体呼吸链,导致肝脏氧化应激反应异常[24]。甲状腺毒症能够引起心力衰竭,从而导致肝静脉淤血,肝小叶中央坏死,甚至肝硬化。此外,甲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以自身组织为抗原的抗体,可同时发生自身免疫性肝损伤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三)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癌

甲状腺结节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大部分为良性腺瘤样结节或囊肿,少部分为恶性肿瘤,还有少数可以导致甲亢或引起局部压迫症状。良性结节主要以随访观察为主,尚无治疗药物,出现压迫症状或可疑为恶性的结节通常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甲状腺癌超过90%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DTC),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和甲状腺滤泡状癌,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通常预后较好,依据美国甲状腺协会(ATA)发布的《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成人患者管理指南》,DTC患者甲状腺切除术后应保持TSH抑制治疗,并常规推荐高危DTC患者术后行放射性碘治疗[25]。

DTC肝转移临床较为少见,发生率约为5%,且部分发病较晚。一项涉及247例DTC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仅4例发生肝转移,甲状腺切除术后至发现肝转移的平均时间为16年,最长超过27年[26]。一项涉及14例DTC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DTC首次发生肝转移的平均时间为52个月,最长可达13年[27]。最大病例系列分析研究显示,1916例DTC患者中仅有11例发生肝转移,且无孤立性肝转移,均伴有肺、骨、脑等其他部位转移,生存期为1～60个月[15]。

由于DTC患者可能存在多个部位转移,血清甲状腺球蛋白检测缺乏特异性。DTC肝转移主要通过多种影像学检查检测,如超声、CT、18F-FDGPET显像等。功能性转移较为少见,由于癌细胞的去分化,通常不会积累放射性碘,放射性碘全身显像可能呈阴性,并影响放射性碘治疗的有效性[15]。病例报告手术切除肝脏病变能够有效延长生存期,然而,大多数DTC肝转移由于其多发性、播散转移或其他合并症等并不适合手术治疗。近年来研究发现,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激酶抑制剂能够抑制甲状腺乳头状肿瘤生长,但临床研究并未显示出生存率的有效改善,尚不能确定靶向治疗的临床疗效。依据ATA指南意见,由于大多数DTC患者靶向治疗的毒性及死亡风险超过预期治疗益处,通常不推荐靶向治疗,可根据患者病情及诉求适当尝试全身辅助治疗[25]。

三、肝脏疾病中的甲状腺功能异常

1.丙型病毒性肝炎: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是由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应用干扰素(interferon,IFN)联合利巴韦林或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等抗病毒方案治疗。Meta分析显示,未经IFN治疗的丙肝患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阳性率分别比非丙肝患者高2.40倍、1.96倍和1.86倍,丙肝患者患甲减的风险增加,HCV感染是甲状腺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抗病毒治疗并不能降低这种风险。抗病毒药物IFN-α对甲状腺细胞有直接毒性作用,并影响正常的免疫系统。研究显示,甲状腺抗体阳性的丙肝患者经IFN治疗后,其抗体水平显着增加,而甲状腺抗体阴性的丙肝患者继发于IFN治疗的抗体阳性率约为10%,且大多数患者在治疗结束后仍保持抗体阳性[28]。关于抗病毒药物的相关研究较少,巴基斯坦的一项研究显示,丙肝患者经无干扰素的DAA治疗后甲减患病率为18.9%,低于干扰素联合抗病毒药物治疗组[29]。所以,无论是否接受过抗病毒治疗,都应注意监测丙肝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及抗体水平。

研究表明,HCV能够直接影响人甲状腺细胞系,HCV包膜糖蛋白E2与甲状腺细胞CD81受体结合促进释放IL-8,直接诱导甲状腺细胞局部炎性反应,并通过旁观者效应引发甲状腺炎[30]。HCVE2蛋白能够通过STAT1诱导细胞凋亡,但与HCVE2蛋白共同培养的甲状腺细胞并没有出现生长抑制,故推测HCVE2蛋白可能结合并激活局部T淋巴细胞,通过活化的T淋巴细胞间接诱导甲状腺细胞凋亡[15]。但HCV是否在甲状腺细胞中复制目前尚不清楚。更多研究认为,甲状腺功能障碍并不是HCV感染直接导致的,而是HCV通过刺激免疫系统破坏了人体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从而引发了甲状腺自身免疫反应。HCV E2蛋白与T淋巴细胞CD81受体结合降低了IL-2的释放阈值,IL-4和IFN-γ分泌增加,并为T淋巴细胞提供共刺激信号促进T淋巴细胞增殖。HCVE2蛋白与B淋巴细胞CD81受体结合激活JNK通路,促进幼稚B淋巴细胞增殖。此外还可能与病毒蛋白、染色体畸变、细胞因子或miRNA分子等多种因素有关。

2.肝硬化:肝硬化是各种慢性肝病进展至终末期的病理表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患病率为10%～20%,通常表现为FT3、TT3水平降低,rT3水平升高[5]。肝硬化患者的FT3水平与Child-Pugh评分呈负相关关系,Child-Pugh评分反映了肝脏损害的严重程度,提示肝脏储备功能与循环中TH存在直接关系[31]。肝性脑病患者的FT3水平明显低于无脑病的肝硬化患者,推测FT3水平还与肝硬化患者的预后情况有关。肝硬化患者应监测甲状腺功能,在出现典型亚临床甲减或显性甲减时行L-T4替代治疗,仅出现低T3表现时暂不处理。由于肝硬化导致吸收不良,所以严重肝硬化患者出现甲减时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L-T4替代治疗[15]。

肝硬化时肝脏D1活性降低,抑制T4脱碘转化为T3,导致T4经D3作用脱碘转化为没有生物活性的rT3增加。T3和rT3与相同的血浆蛋白结合,T3/rT3比值是独立于蛋白结合的肝功能指标,具有一定的预后价值。同时,肝脏合成血浆蛋白的能力减弱,TH结合蛋白减少,循环中结合型TH减少,TT3水平降低。肝硬化使人体处于应激状态,适应性降低了新陈代谢及能量消耗,抑制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TH分泌减少。肝硬化失代偿期脾功能亢进诱发贫血,钠钾ATP酶活性降低,抑制了碘的摄取与运输,导致TH合成原料减少。有研究者指出,FT3、TT3水平降低是一种适应性甲减状态,有助于降低肝细胞内基础代谢率,以保护肝功能和总蛋白储备[5]。也有研究显示,肝硬化期间的甲减能够改善凝血酶原等肝功能指标,由此推测一定程度的甲减可能对肝硬化患者有益,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31]。

3.肝细胞癌:HCC是起源于肝细胞的恶性肿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HCC对放化疗不敏感,手术切除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HCC易发生肝外转移,但甲状腺转移较为罕见。一项涉及420例HCC患者和1104例健康人的调查研究显示,HCC患者甲减患病率高达11.7%,甲减患者的HCC患病风险是甲状腺功能正常人群的2倍。另有研究显示,HCC患者血清TSH水平与肿瘤直径相关,FT4是HCC患者生存期的独立预测指标。

长期甲减是HCC的危险因素,甲减导致的NAFLD增加了HCC患病风险,甲减导致的肥胖、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等同样促进了HCC的易感性。观察大鼠肝癌前病变模型发现其THRβ和D1mRNA表达下调,呈现局部甲减状态,用T3短期干预后,癌前结节的基因表达谱向正常肝脏转变。T3干预显着降低了HCC大鼠肿瘤负荷,重新激活局部T3/THRβ轴,抑制瓦博格效应。乙型肝炎病毒X蛋白(HBx)与肿瘤形成有关,T3激活选择性线粒体自噬以控制线粒体质量,从而保护肝细胞免受HBx导致的细胞损伤。由此推测T3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然而部分研究显示,TH能够促进肿瘤生长,促进癌细胞迁移和侵袭,并增加抗癌药物耐药性。TH在癌症进展中可能具有双重作用,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子靶向药物多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是HCC晚期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有极少病例报道过索拉非尼导致暂时性甲状腺毒症,随后出现亚临床甲减或显性甲减。由于较为罕见,所以并不常规建议应用索拉非尼治疗时进行甲状腺筛查,但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并且高度怀疑甲亢或甲减时,应注意检测甲状腺功能变化。

四、展 望

现代医学发现肝脏是TH的靶器官,TH参与调节肝脂代谢、糖代谢等生理病理过程。目前甲减以L-T4替代治疗为主,甲亢以口服ATD或放射性碘治疗为主;对于良性甲状腺结节以随访观察为主,甲状腺癌以外科手术为主。

中医古籍中并无甲状腺名称的具体记载。《说文解字》言:“瘿,颈瘤也”。瘿病以颈下部肿大为主要特征,与甲状腺疾病的位置及症状相似,故将各类甲状腺疾病的中医病名总归为瘿病范畴。足厥阴肝经“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甲状腺正处于其循行部位。TH促进生长发育、调节新陈代谢以及影响其他器官系统功能的生理作用,与肝主生发、主疏泄等生理功能相应。瘿病发病主要由情志内伤导致,也与肝主疏泄关系密切。多从肝论治甲状腺疾病,根据患者不同时期的病理特点及临床症状分为肝郁气滞、肝郁化火、肝阴亏虚、肝肾阴虚等证型,合理选用疏肝、清肝、养肝、柔肝等治法。今后需开展更进一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充分发挥中医整体调治、个体化辨证论治的优势以及具有多靶点、多层次的药理作用,旨在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