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芳 郝模 李程跃 郑文贵 陈菲 张政 贾海艺林振平 李伯阳 沈群红 郝超 陈政 张建华
1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潍坊，261053；2 健康相关重大社会风险预警协同创新中心，上海，200032；3 “健康山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协调创新中心，潍坊，261053；4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200032；5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重庆，400016；6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南京，211166；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武汉，430030；8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9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州，213003；10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基层公共卫生管理学组，上海，201800
妇女保健信息利用主要指利用妇女保健信息系统识别影响妇女健康的问题或风险，在此基础上展开预测预警，针对妇女健康问题或风险提出干预措施，对干预措施和效果进行评估。有效利用妇女保健信息，即能实时分析利用各类信息，及时准确把握公众的健康需要与变化，提供预测与预警，支撑快速反应和科学决策[1]，是建设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的重要目的[2-3]。北京、上海信息化建设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4]，其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利用情况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北京、上海于2004年开始建立基于个案管理的妇幼保健信息系统，在多年运行过程中收集了海量数据信息，但信息利用效果如何，是否起到了支撑决策、促进妇女健康保健的作用，还缺乏科学评估和量化研究。本研究通过分析京沪两地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的现状与差异，探索信息有效利用对促进妇女健康的作用，揭示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的量化表达和实现路径。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京沪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京沪利用妇女保健信息系统对已经展开监测的具体妇女健康问题识别、预警、提出干预措施、开展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估等4方面的程度来综合衡量。而判断京沪信息有效利用程度，主要是分析利用信息系统公开发布的识别、预警、提出干预措施、干预措施效果评估的信息资料和文献数量。信息资料主要来源于京沪两地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的相关数据、政府公开发布的与妇女保健相关的政策文本、卫生年鉴资料和相关统计公报、涉及京沪两地妇女保健的相关学术文献等。数据收集和摘录均采用重测信度法检验，组内相关系数ICC=0.963，收集的资料可信度较高。
1.2 研究方法
信息有效利用的量化计算，主要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①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妇女保健问题或风险，系统收集政策文本和相关文献，分析识别信息、预警信息、干预信息、评估信息的数量、频次和覆盖面，计算判断每一个具体妇女保健问题相关信息的利用程度；②对某一类问题的信息有效利用程度进行加权计算，判断该类问题相关信息的有效利用程度，依次得出3类问题的信息有效利用程度；③对各类问题的信息利用程度进行加权计算，得出整个妇女保健领域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
根据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讨论[5]，确定问题或风险-妇女保健信息反馈-信息的利用和表达-妇女健康结果之间的逻辑框架和因果关系。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2016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纵向、横向比较京沪信息有效利用程度。对京沪信息有效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势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京沪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程度
由表1相关信息利用程度的变化结合图1可见，自2004年以来京沪两地妇女保健信息的利用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2017年仅为7.46%和3.93%。北京的妇女保健信息利用程度先经过2005年的短暂下降，再由2005年的3.55%逐渐提升到2017年的7.46%；而上海则由2004年的0.00%持续提升到2017年的3.93%。说明京沪两地妇女保健信息利用均不充分，从京沪两地识别、预警、干预、评估信息利用程度和综合利用程度的对比来看，北京妇女保健信息利用水平明显高于上海。经Mann-Whitney U检验，Mann-Whitney U=11.000，P=0.000，两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近年来随着京沪两地政府不断重视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的建设，妇女保健信息系统已对大部分妇女问题展开监测，系统收集监测信息[6-8]，对收集上来的信息展开了风险识别、预警、干预、干预措施评估，其综合利用程度也不断提升，但提升速度相对缓慢。
表1 2004-2017年京沪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分析(%)
图1 京沪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趋势
2.2 京沪妇女保健信息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见，两地妇女保健信息的综合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均没有相关性，但上海识别信息的利用程度、北京预警信息的利用程度均与孕产妇死亡率呈现显着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65和-0.669，P<0.05)，说明上海妇女保健识别信息的利用程度越高孕产妇死亡率越低、北京预警信息的利用程度越高孕产妇死亡率越低。其他信息的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没有相关性。
表2 京沪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相关分析
3 讨论
3.1 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程度逐年波动增长且水平较低，难以支撑健康结果的改善
信息资源管理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强化妇女保健与健康服务决策[9]，有效支持并改进卫生服务与服务管理[10-11]。若能利用信息资源及时进行风险识别、预警、提出干预措施、评估干预效果，能为管理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优化服务过程，促进妇女保健工作效果的优化[11-12]。而2004年以来，京沪妇女保健领域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逐年缓慢波动增长且水平较低，且与孕产妇死亡率也未呈现相关性。提示京沪妇女保健信息系统对信息未能有效利用，影响了妇女保健服务过程的优化，因此最终未能体现出其对妇女保健工作效果的支撑作用[11]。并行研究中，上海管理监控机制的可行程度由2004年的13.22%仅提升至2017年的19.67%，组织体系中各部门职责可考核程度仅由12.5%提升至17.9%，服务功能的健全程度由73.1%下降至2006年的70.0%，又缓慢上升至2016年的78.4%，2017年降至76.6%[13]，也佐证了上述结果的可信性。尽管如此，不断完善两地妇女保健信息系统，加强对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至关重要。适宜的妇女保健体系应能实时分析利用各类信息，及时准确把握公众的健康需要与变化，提供预测与预警，支撑快速反应和科学决策。
北京信息有效利用程度高于上海，但孕产妇死亡率却也高于上海，提示了北京未能把信息有效利用的领先转化为健康结果上的优势。并行研究可见，2017年京、沪组织体系的健全程度分别为50.6%、64.6%，管理与监控机制完善程度分别为46.1%、57.9%，功能服务的健全程度分别为71.6%、76.6%[14]，以上因素北京均低于上海，妇女健康结果的优化受组织、管理、服务提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更大。
3.2 妇女保健信息系统支撑不足、管理模式落后等原因造成信息有效利用程度较低
文献研究发现，北京市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由于某些远郊区网络条件不理想、医院信息系统支撑不够等客观原因[15]，加之有些医疗机构依然实行条块分割式的管理模式[16]，造成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研究与业务预测等功能发挥不足，信息资源利用程度比较低，决策者无法及时掌控各种准确有效的信息，无法为改进妇女保健工作服务。因而两地政府、主管部门及服务机构应大力整合信息资源，提高各种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用于发挥妇女保健信息系统识别风险、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措施及干预效果评估的功能，促进四者形成联动效应，为改进妇保管理与服务质量、推动妇女保健信息系统的建设、提升妇女健康效果提供资源保障[17]。
3.3 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的量化表达和实现路径
本研究通过对妇女保健信息系统识别、预警、干预和干预效果评估程度4方面综合量化探索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科学地反映信息有效利用的科学内涵；且数据来源于京沪公开发布的历年政府信息和文献资料，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操作性强，客观公正。因此，该综合量化方法能客观比较不同地区妇女保健信息有效利用的水平和差异，建议推广应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其他领域，如传染病防制和突发应急等领域，验证其科学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尚需继续探索利用如多因素回归等方法来明确信息有效利用程度对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具体贡献程度，尚需寻找可衡量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指标反映妇女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