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深圳市某高校艺术类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焦虑的关系

李 悦，彭 俊，丁道群

1深圳大学艺术学部,广东深圳,518060；2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澳门,999078；3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面对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个体易出现恐慌情绪，常表现为过激的行为反应和焦虑的情绪状态。已有调查显示，疫情对大学生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显着[1]，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应激反应造成的焦虑情绪[2]。因此，大学生的疫情应对方式、焦虑情绪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的效应值得关注。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分为注重问题的应对和注重情绪的应对[3]。本研究基于以上概念界定，将应激条件下的应对细化为认知应对、行为应对以及情绪应对，从而构建疫情期间较为全面的应对策略。相关研究显示，大学生对疫情的防护认知水平有待提高，面对应激存在一定的负性情绪[4]，而认知状况是其焦虑水平的影响因素，认知水平越高，其越不易产生焦虑情绪[5]。同时，大学生的行为应对方式对焦虑产生显着影响，积极行为应对方式成为缓解焦虑的有效因素[6]。此外，社会支持系统在学生应对策略与压力间存在中介效应[7]，是负性情绪和应对方式间的重要中介变量[8]。目前国内对于大学生疫情期间的知行现状和焦虑情绪已有较多调查，而对于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和焦虑情绪间的作用缺乏实证研究，且未见将社会支持作用分类讨论的量化研究，仅有研究证实疫情期间社会支持在急性应激障碍和负向情绪间的调节作用[2]。同时，现有研究亦缺乏对艺术类大学生群体的关注，艺术类学生相较于非艺术类学生，其疫情期间心理行为状态的差异状况值得探究。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深圳市艺术类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社会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有效开展大学生疫情期间心理与行为辅导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于2020年2月对深圳市某综合性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按照本科4个年级和研究生3个年级进行分层，每层分为音乐类和美术类两个大类专业，在音乐类的音乐、表演、器乐、播音主持等分项专业中各抽取一个班级以及在美术类的美术学、艺术设计等分项专业中各抽取一个班级，以此标准进行抽样，请被抽样的2680名学生填写网络问卷，清理存在缺失值和通篇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4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640份,有效率为98.5%。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学生的性别、专业、学业水平(本科生或研究生)、有无接受医学观察、自感健康状况等资料。

1.2.2 疫情应对方式问卷。已有研究将应对界定为个体面对压力时的一切情绪性、认知性和行为性的活动[3]。本研究采用此界定，参照田军等人编制的《“非典”期间心理状况调查问卷》[9]，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情境，自编疫情应对方式问卷，以评估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方式。问卷分为认知应对(1-3题)、情绪应对(4-6题)、行为应对(7-10题)3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总分范围为0-50分，分值越高，表明应对方式越积极。情绪应对维度采用反向计分，分值越低，表明负向情绪反应程度越严重。探索性因子分析证明，该问卷呈现3个因子，KMO值为0.80，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70，认知应对、情绪应对与行为应对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24.54%,18.67%和18.18%，并通过Bartlett球形度检验(P<0.05)，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总问卷的Cronbach's alpha为0.83，认知、情绪及行为应对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0、0.67、0.77。

1.2.3 疫情社会支持问卷。在参照肖水源等人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的维度分类以及陈素云的学校、家庭与同辈群体的大学生社会支持主体分类方法后[10-11]，该问卷将客观支持分为亲友支持(包括家庭支持与同辈支持)和老师支持，结合主观支持，形成3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两道题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各维度累积得分为问卷总分，总分范围为0-30分。总问卷的Cronbach's alpha为0.89，主观支持、亲友支持、老师支持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3、0.77、0.97。

1.2.4 焦虑自评量表。采用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12]。该量表被广泛用于评定焦虑症状的程度，包括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其中5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各条目相加获得粗分，粗分乘以1.25得标准分。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9。量表标准分界值为50分，满分为10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水平；通过非参数检验进行人口学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焦虑间的相关关系；通过Bootstrap检验法分析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和焦虑间的中介效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艺术类大学生中，男生824人(31.2%)，女生1816人(68.8%)；美术类专业学生1517人(57.5%)，音乐类专业学生1123人(42.5%)；本科生2257人(85.5%)，研究生383人(14.5%)；接受医学观察者24人(0.9%)，未接受医学观察者2616人(99.1%)；自感健康状况为非常健康的有2136人(80.9%)，良好的有465人(17.6%)，一般的有37人(1.4%)，较差的有2人(0.1%)。

2.2 艺术类大学生的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现状

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得分为(4.09±0.35)，社会支持得分为(4.56±0.58)，认知应对、行为应对和社会支持各维度均呈现较高水平，但情绪应对水平较低，其得分为(2.76±0.87)。焦虑水平得分(36.25±4.57)显着高于全国常模(29.78±0.46)[13]。本次调查的焦虑情绪检出率为1.86%，轻度、中度、重度焦虑的占比分别为1.59%(42/2640)、0.23%(6/2640)、0.04%(1/2640)。

2.3 不同背景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情况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针对性别、学业水平、专业、自感健康状况等进行了组间比较。经正态性检验，艺术类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得分呈非正态分布，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见表1。

表1 不同背景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情况的差异分析

结果表明，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焦虑方面不存在显着差异。男生的情绪应对得分显着高于女生(P<0.05)。音乐类专业学生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得分显着高于美术类专业学生(P<0.01)。为了控制疫情发展，凡是从疫区回来或仍在疫区的学生被定义为医学观察学生。接受医学观察者的情绪应对得分显着低于未接受医学观察者(P<0.05)，表明接受医学观察的学生的消极情绪反应强于无需观察的学生。自感健康状况为非常健康的学生在总体应对方式、情绪应对、行为应对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得分显着高于自感健康状况较差的学生，自感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的焦虑得分显着高于自感健康较好的学生(P<0.05)。

2.4 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艺术类大学生焦虑水平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其各因子呈显着负相关(P<0.01)。总体应对方式、认知应对、行为应对与总体社会支持、主观支持、亲友支持、老师支持呈显着正相关(P<0.05)。见表2。

表2 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焦虑的相关分析(r)

2.5 社会支持在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和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近年来，Bootstrap法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应用于检验中介效应[14]。因此，本研究以认知应对、行为应对和情绪应对为自变量，以主观支持、亲友支持和老师支持为中介变量，以焦虑为因变量，将Bootstrap抽样次数设置为5000，采用非参数Bootstrap抽样法检验艺术类大学生主观支持、亲友支持和老师支持在认知应对、行为应对和情绪应对3种应对方式与焦虑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主观支持、亲友支持、老师支持在认知应对与焦虑间均存在中介效应，认知应对可通过社会支持影响焦虑。认知应对对于焦虑的总效应为-1.572。主观支持、亲友支持、老师支持在行为应对和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行为应对对于焦虑的总效应为-0.681。见图1和表3。此外，社会支持在情绪应对和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95%CI为(-0.102，0.002)，此区间包括0，说明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并不会起中介作用。

表3 社会支持在疫情应对方式和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 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在3种社会支持和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论

3.1 艺术类大学生认知应对、行为应对和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焦虑水平显着高于全国常模

本研究结果显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艺术类大学生总体应对水平较高，在认知层面、行为层面、社会支持层面均表现出积极的反应。这与丁闽江等人对此次疫情的研究结果一致[1]。较之普通民众的应对水平，大学生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的积极表现较强[15]。 本次调查结果中学生对学校隔离措施的支持率达97.88%。这说明疫情期间学校及时对学生进行病毒防护知识的宣教等手段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水平。然而，大学生的情绪应对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本次调查时间有关。调查开展于疫情的高峰期，学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一定的恐慌情绪，不善于调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情绪。此外，疫情期间艺术类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显着高于全国常模，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5,16]。然而，对比邓蓓等人的研究中武汉市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检出率(3.48%)，本研究中艺术类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检出率较低(1.86%)，这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心理情绪造成了普遍的负向影响，但其影响未及临床诊断程度。因此，学校和社会应进一步针对恐慌情绪进行疏导，提高学生对负性情绪的应对能力，降低焦虑水平。

3.2 不同背景艺术类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及焦虑水平存在显着差异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焦虑情况差异显着。音乐类专业学生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水平显着高于美术类专业学生，但现有相关研究并未发现专业差异[1]。非典期间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应对方式受精神质、内外倾等人格特质影响，且不同性别的个体存在焦虑水平的差异[17]。唐海波等人研究了神经质和应对方式对学生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指出大学生的负性情绪与应对方式和自身人格特质有密切关系[18]。由此，音乐类和美术类专业学生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格特质的差异所致。本研究中接受医学观察的学生的消极情绪水平显着高于其他学生，与现有对疫区学生研究的结果一致[1]。医学观察措施引发学生的消极情绪，这可能源于隔离者时刻面临可能的身体不适感和等待期的不确定感。此外，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学生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水平显着高于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学生，且焦虑水平低于健康状况较差的学生，这也验证了丁闽江等人的研究结果[1]。这说明良好的健康意识和心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应对能力，缓解其焦虑情绪。

3.3 艺术类大学生社会支持在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与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艺术类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各因子与焦虑呈显着负相关。其中，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存在较强的负向相关性，高焦虑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显着低于低焦虑者，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9]。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应对应激的外部资源，可以在应激事件和应激反应中起缓冲作用。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对社会支持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疫情期间大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将有利于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社会支持在认知应对和焦虑以及行为应对和焦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这与郭磊等人疫情期间对全国13822名公众进行的调查结果一致，社会支持较差的群体在焦虑和恐惧上的得分显着高于社会支持较好的人群，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可以有效缓解其焦虑和抑郁情绪[2]。此外，本研究未发现社会支持在情绪应对与焦虑间的中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情绪应对水平直接影响着焦虑状况。有研究表明，心理素质越好的学生，其焦虑水平越低[1]，心理素质是学生情绪反应的影响因素[4]。就具体的社会支持方式而言，亲友与老师支持在应对水平与焦虑情绪中起着保护性中介作用，家人与老师的支持可以减少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发生。现有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在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需求服务中排在前列[4]。在个人积极应对重大疫情的同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老师的支持有利于缓解焦虑、恐惧等应激反应[20]。因此，高校在疫情期间应更加重视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应对行为的指导，降低学生恐慌和焦虑的负向情绪水平。

4 结论

本研究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艺术类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焦虑情绪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为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与行为辅导提供实证依据。艺术类大学生疫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焦虑呈显着负相关，且社会支持在认知应对、行为应对与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高校应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大学生亦应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力量，加强与亲友和专业老师的沟通，进而在认知层面上加强对疫情知识的了解，在行动层面上提高积极行为能力，以有效缓解焦虑情绪。诚然，本研究以深圳市艺术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亦有局限性，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赖于不同地域取样研究的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