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

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下中国智库的使命

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紧迫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威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在全人类共同利益下自觉的共同行动，但也充满不同类型国家和国家利益集团间的尖锐矛盾和复杂博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外树形象和领导力，积极促进全球合作进程；内促发展和转型，打造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局面。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我国低碳领域智库在支撑政府战略制定和行动决策方面肩负重要使命，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1 积极倡导全球治理新理念，促进《巴黎协定》全面均衡地落实和实施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以全面落实《巴黎协定》为中心的实施阶段。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丧失了公信力和道义制高点，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国进一步发挥领导力和引领作用更加充满期待，也给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带来了机遇。我国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认可，展现出不断上升的领导力，并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过程中得以体现。今后在落实《巴黎协定》细节安排谈判中，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存在尖锐分歧和矛盾。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坚持公平正义，促进《巴黎协定》中有关适应、减缓、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各个要素全面均衡地落实和实施，要同时强调各国加大减排力度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助两个侧面，使全球合作进程走上公平合理、务实有效的轨道。另一方面，要促进各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下低碳转型作为新的发展机遇，各国互利合作，共同走上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

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理念，促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智库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和阐述，提出世界范围内能源变革和经济低碳转型的途径、政策、技术选择及路线图，并在国际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即将开始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编写过程中，要有更多的中国智库专家参与，更多地反映中国智库的研究成果，体现中国的声音和诉求。气候变化谈判将开展2018年促进性对话和2023年全球集体盘点，我国智库要研究中国的对案，提出促进性方案。同时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相互理解，倡导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传播中国生态文明价值观，宣传中国低碳转型的行动和成效，扩大中国影响力，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我国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力和引领作用，并意味着要付出超越国情、发展阶段和自身能力的贡献和代价，更不是去分担美国本应承担但放弃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以积极的作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维护国家利益，并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这都需要智库的科学咨询和公共外交的支撑。

2 努力践行生态文明发展观，推动国内能源与经济的低碳转型

我国首倡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树立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又提出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路径。这与《巴黎协定》中倡导的走气候适宜型低碳发展路径，减缓碳排放，实现控制全球温升目标在理念上相契合，在政策导向和行动措施上高度一致。我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到203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到20%左右、CO2排放总量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也是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努力实现这一有显示度的目标，也将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提升公信力和领导力奠定基础，营造氛围。

我国顺应世界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趋势，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提升国家经济技术综合竞争力，需要制定中长期战略，进行前瞻性部署。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要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实现能源体系的低碳化变革，走上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届时CO2排放量要比当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为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奠定基础。《巴黎协定》要求各国2020年前提交本国2050年低碳排放战略，以促进各方加大减排力度，实现全球控制温升目标。这都需要我国多学科、多领域的智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以理论和方法学创新，开展创新性、前瞻性研究，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管控气候风险的协调统一和平衡点，探讨未来实现经济增长、环境改善、能源安全和减排CO2多方共赢的目标、途径和技术路线图，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3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应对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中，政府非常倚重智库的作用。我国气候谈判对案制定和谈判代表团组成中都有大量智库专家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国内每个五年规划中节能降碳的指标制定和地区分解，也都吸纳了多家智库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行动计划，更是在多家低碳领域智库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由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组织论证，提出政策咨询报告，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成果支撑和科学依据。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我国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与美国、欧盟、印度等重要大国的智库或技术官员开展密集的“二轨对话”，增强相互理解与互信，为促进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巴黎协定的达成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我国智库研究与政府决策紧密结合的独特优势，也为我国低碳领域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条件。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仍然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但我国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由于各国研究机构的国情背景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尽管所采用相类似分析的方法学和模型工具，但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的理解、把握和判断的差别，以及对可持续发展优先领域的选择和政策设计等主观因素的差异，特别是对责任和义务分担“公平性”的理论依据、价值观念和度量准则的差异，其研究结果、结论和政策建议就会相差甚远。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中，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社会公平等其他可持续发展优先领域的需求，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减排潜力而低估了其减排障碍和成本，从而过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减排责任和义务。我国智库要担当坚持公平正义、反映发展中国家国情和利益诉求的使命。

我国智库研究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问题，又要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全球问题，对全球问题要有系统把握和发言权，处理好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自身发展权益的关系，找好平衡点和契合点。研究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创造和分享实现可持续发展机遇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并提出体现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机制和规则的评价准则和实施方案，研究和探索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双赢的低碳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对此，我国智库已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智库间的协调与合作，发展并运用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国情、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体系，研究并提出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减排目标下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不同类型国家的减排路径和合作共赢的实施机制。发展和完善国家能源环境经济耦合模型体系，支撑国内低碳发展目标、路径和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当前国际气候治理新形势和国内经济转型的新常态，对相关理论方法学创新和模型工具的应用有进一步紧迫的需求和新的发展驱动力，国际智库间的交流和公共外交活动更加频繁，我国低碳领域智库建设也将迎来百家共鸣、繁荣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