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梁曙霞，李艳芹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0）
0 引言
提升创新能力对我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增强发展长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创新能力的提升一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主创新，二是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学习模仿吸收引进再创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达到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由于我国科技基础薄弱，单靠自主创新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客观上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提升。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可通过示范与模仿效应、人力资本培训和流动效应、直接效应、前向关联效应以及后向关联效应等方式对创新能力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水平较为领先的特点，所以在进入我国市场后存在挤占国内科技投资可能性，因此外资企业也可能会倾向保护核心技术而难以产生有效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由于对新技术的接受学习模仿到再创新具有时滞性，最先进的技术很难及时传播到我国。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步入了新的台阶，人力资本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甚至在有些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分别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了技术外溢效应，能够提升东道国的创新能力。符淼［1］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影响为技术溢出效应，但FDI过多可能会使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王鹏、张建波以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创新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泛珠三角区域的创新规模以及创新层次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李政、何思莹等运用2000—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东西部地区均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差距［3］。李建［4］采用1998—2013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创新生产函数分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创新能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唐宜红［5］利用工业企业1998—2009年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得出FDI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
第二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给东道国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甚至会抑制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提升。Romer指出，外国投资进入东道国可能导致东道国人员流动发生变化，即东道国国家的劳动力可能会从技术研发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部门，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长期发展可能会导致东道国的研发部门缺少劳动力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得不到原有的提升；马天毅、马野青等利用1999—200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外溢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对我国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6］；成力为、孙玮等通过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不论是低技术数量特征的FDI还是高技术数量特征的FDI的增加在短期内都不会促进自主创新效率的显着提高［7］；石大千利用省际数据的双边前沿实证模型测算出FDI对企业创新效应的影响为负向影响，整体表现为挤出效应［8］。
第三种观点认为若要达到使FDI促进东道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的目的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牛泽东等运用面板数据分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只有当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FDI才能对创新溢出产生正向影响［9］；冉光和等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以金融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双门槛效应，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跨越对应的门槛值FDI才会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10］；陈丰龙用23个转型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创新效率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关系，研究表明若控制住经济转型与FDI的交互作用，FDI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转型国家的创新效率没有显着影响，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11］；孙早运用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经验层面检验得出FDI只有与人力资本水平结合才可以对创新能力有显着影响［12］。
综上所述，由于所采用的衡量创新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关系的回归方法以及对数据选取的时间点和时间跨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学者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结论也不相同。在对技术创新的变量选取上，学者们主要选用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量比重等单个变量，本文认为用上述单个变量衡量技术创新略显单薄，因此，本文采用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数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数以及每万人口科技论文数为内容的创新指数衡量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回归。
2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与技术的产生过程，本文将自主创新的过程看作是企业的生产过程，那么自主创新就会受到技术研发投入和其他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自主创新的生产过程就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
其中，Y表示创新过程的产出，K和L分别表示创新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与劳动量，A表示影响创新产出的其他因素，本文中其他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并且假设其他影响创新产出的因素不发生改变。由此，影响创新产出的其他因素可以表示为：
将影响创新产出的其他影响因素代入原创新产出方程并将方程两边取对数即可得出方程（4）：
方程（4）中，lnno表示创新产出，在本文中用创新产出指数表示，L表示创新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成本，本文用R&D人员全时当量表示，K表示创新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资本，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Urban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market表示市场化程度，用各地区非国有企业固定投资占社会总固定投资比重表示，GDP表示经济发展程度，用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α0，α1，α2，α3，α4，α5，α6分别是常数项、研发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研发人员投入产出弹性、外商直接投资产出弹性、城镇化水平产出弹性、基础设施建设产出弹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产出弹性，ε为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经数据处理发现，研发过程中人员投入与资本投入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二者的相关系数超过0.9），因此本文舍弃研发劳动力投入，由此，方程（4）可以转化为：
2.2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1）被解释变量：创新能力（Inno），本文使用创新产出指数衡量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产出下设4个指标，分别为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数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数以及每万人口科技论文数。之所以选取这四个指标是因为发明专利在三种专利中最能体现技术与质量，故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数比重最能体现创新竞争力；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技术市场合同签约总额，反映了创新成果转化的总体规模；专利授权数是创新产出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数是衡量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科技论文是实现创新成果的核心中间产出之一，该指标反映了研发创新的质量水平与效率。
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计算创新产出指数，即2007年各地区的创新产出指数均为100，计算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分别计算各指标增速v，其次，计算各指标加权增速g，最后，计算创新产出指数e。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vit表示各指标增速，其中i表示指标序号，t为指标年份，t≥2007，Xit表示第t年第i个指标代表的数值，为保证增速的可比性，本文将增速的基准值设为两年指标的平均值以确保增速的区间范围为［-200，200］。
gt表示各指标的加权增速，k表示指标个数，Wi为各指标所占权重，本文采用等权的方法进行分配，即各指标所占权重均为1/4，t为年份，t≥2007。
et表示定基累积发展指数，即本文最终所求：创新产出指数。
（2）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用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在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度的平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对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单位（原为万美元）进行换算。
研发劳动力投入（L）与研发资本投入（K）。研发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对专利数量有直接的影响，本文用以衡量研发劳动投入的指标是R&D人员全时当量，所谓R&D人员全时当量即整年累积为R&D活动工作时间超过全部工作时间的90%的全时人员与不是全时人员为R&D工作时间的折算总和。另外，用来衡量研发过程中的资本投入的指标为研发资本存量，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REt表示第t年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本文参照余永泽［13］的做法，取折旧率为15%，根据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计算出研发资本投入价格指数，取消费者价格指数权重为0.5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0.45，即：研发资本投入价格指数=0.55×消费者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并以2008年作为基期资本存量。
（3）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水平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则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越高。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
市场化程度（market）。市场化程度影响创新水平，用各地区非国有企业固定投资与全社会总固定投资比重表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平稳性，本文所用数据为2008—2016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地区样本缺失，故本文选取的样本为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数据。其中，专利授权量、科技论文发表数、技术市场成交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地区分企业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研发支出内部经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3 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根据2008—2016年各省市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是否会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观点，因此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做预估；资本存量表示的是投入研发项目的内部支出，理论上讲，研发的资本存量越高，说明对新产品的投入越多，那么越能提高创新能力，即本文预估资本存量对创新能力存在着正向影响；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说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就越高，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那么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城镇化水平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为正向；另外，市场化程度影响创新水平，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从而有助于激励创新，因此，本文预估市场化程度与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最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也应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对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就越大，从而创新能力也就越高。根据以上猜想，本文运用软件Stata14分析各变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扰动项中那些由于个体异质和时间异质同时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误差估计出来，为了降低不可观测变量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
方程（10）为最终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对我国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反而还会抑制我国创新能力提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影响了我国的人员流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增加我国的就业机会，从而存在使我国本该流向致力于创新能力提高领域的人力资本流向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的可能性；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东道国带来技术进步，提供其先进的技术，相反，外商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以及落后的技术垄断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会故意封锁核心技术防止东道国的模仿与创新，这很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即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多，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制造业、电气煤气及水生产供应行业，高科技行业较少，而高科技行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性比市场占有率更重要，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企业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十分有限；最后，由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落差越来越小，对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度逐渐降低，即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依靠本身的知识与技术不断实现创新能力提升的阶段。
从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资本存量、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与预估的结果一致，即都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R&D领域投入的经费越多，吸引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研发新技术的设备支持力度越大，从而越有利于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另外，如前所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说明该国家或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所占优势越大，而市场化程度越高表明该国企业受市场竞争压力越大，科技创新越有动力，从而可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与进步。最后，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创新能力也相对上升0.52倍，主要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对创新研发技术提供更大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
4 稳健性检验
4.1 稳健性检验结果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为了防止变量存在内生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采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处理办法，滞后两期，另外，为了减缓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为确保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进一步验证。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
稳健性实证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原结果具有稳定性。
4.2 对不同地区检验结果的进一步解释
具体到不同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
对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提高没有显着促进作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大量吸引外资，通过对外商企业提供的先进技术、人员培训等进行吸收从而达到提高创新能力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质量等也相对更高，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东部地区的创新技术发展模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以前的依赖国外技术创新的模式发展成自主创新模式，即东部地区凭借其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资源、更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其目前在创新能力上主要表现为自主性创新，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我国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甚至对东部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表2 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
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是正向影响的关系。对中部地区，由于劳动力与地租的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开放程度又低于中部地区，并且中部地区的原有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外商直接投资恰好可以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获得垄断利润，所以中部地区无疑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佳选择地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部地区后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第一，外资企业进入后对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人员流动与人员培训效应；第二，外资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对中部地区的本土企业产生激励作用，迫使本土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不断突破从而提高创新能力；第三，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新进入的外资企业水平也随之上升，从而给原有企业进一步发挥模仿效应提供机会，从而促进创新能力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我国西部地区不论是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开放程度都比东、中部地区较低，所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不能引起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其次，由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现状，外资企业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对西部地区的人员培训所需的技术含量也较低，所以，即使被培训人员流动到本地企业也无法对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很大贡献；最后，外资企业的进入给西部地区的本土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由于技术的落后，最终可能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从而逐渐退出市场失去创新能力。
5 主要结论及建议
利用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能力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创新能力提升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反，外商直接投资还可能会抑制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资本存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扩大对创新能力水平均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中部的创新能力提升，但是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没有促进效应，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引资和引智、引技相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行业投资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高技术行业投资较少的现状，可能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没有显着促进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依靠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创新能力应该注重将吸引外资与引进国外高技能人才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不仅要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更要鼓励吸引高质量外资、吸引外商投资于高技术行业、吸引技术水平已经先进于国内企业的外商企业。
第二，进一步提高对创新部门的研发投入，注重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对创新部门的研发经费不断增加有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对创新投入的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涌进创新部门，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达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目的。另外，从整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当注重通过本国自身的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方面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第三，应因地制宜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策略。在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不同的影响，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该结合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制定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策略。针对东部地区，鼓励外资企业在东部地区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鼓励中外企业加强合作创新。针对中部地区，政府应该继续鼓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但与此同时，更应该注重外资的引进质量，引进高质量外资，除此以外，更应该注重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防止发生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政府应该根据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生产要素禀赋以及市场条件确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类型，不盲目跟风，寻求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