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川，王金行
（北京建筑大学 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0 引言
2020 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城市产生了中国大多数（85%）的CO2排放［1］。城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角，占据着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主体地位。城市是由建筑物构成，建筑业碳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内的碳排放总量（图1），在城市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建筑业的“碳达峰、碳中和”至关重要［2］。然而，鉴于行业特性，大部分建筑类企业在工艺和管理上更为传统，在绿色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绿色理念不断强化的外界规制下，建造类企业在绿色技术转型、履责成本控制、管理理念转变上的难度远高于数字化企业。面临数字化发展程度低、经营范围广、高质量人才少等现状，如何顺利开展绿色创新行为成为建筑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从实践层面来看，在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囿于“创新”本身带来的方向模糊性和结果不确定性，不少建筑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行为过程中会面临指向性缺失这一重要问题。
图1 2019年中国部分省份碳排放总量的对数与建筑业碳排放量
聚焦于“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这一核心问题，以资源编排理论为基础，剖析不同阶段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绿色创新行为的触发因素、驱动因素及绿色行为的创新机制，探究城市碳中和进程与建筑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实施过程的相互影响机制，为建筑企业在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启示，同时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 城市碳中和的行动理念研究
鉴于各国的经济体系、能源体系、制度体系、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区别，在探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上，国内外研究的关注视角与研究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学者主要基于政策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转型问题［3］，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以发展绿色能源为核心推动绿色技术创新［4］，进而推动城市碳中和目标实现；发展中国家则“兼顾发展与环境”［5］，实施绿色工业化发展路径。因此国外城市碳中和实现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结论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的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视角：一是从宏观上分析政府在城市“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实现中的指导、规范、约束作用。相关研究认为，有为政府需要在深刻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的前提下科学编制碳治理的中长期规划和行动方案，精准构建碳治理政策体系［6］，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双重委托代理框架逐步将城市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落到实处［7］，深刻揭示了中国情景下政府调控与企业实践结合以推动城市碳中和进程的重要性，但是就政企如何相互影响、如何互动、如何合作的行为路径尚未给出定论。二是从中观上探讨各大行业在城市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转型思路与绿色创新路径。按照主体行业的不同，城市可划分为能源型、轻工业型、重工业型、技术型、服务型城市，以探究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城市间的协同路径［8］。全国各大城市每年新增建筑面积约40 亿平方米，建筑业对城市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作用不言而喻［2］。而当前研究大部分聚焦在能源、气候、国土空间上，对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问题研究相对较少。三是从微观上研究相关企业在城市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背景下的行动理念。学者们基于企业履责和战略转型两方面对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问题展开分析［9］，如能源企业的履责绩效研究［10］、本土制造业的转型研究［3］等。这一层面上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企业内部的绿色创新行为理论，较少关注到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与城市碳中和这一外部推动因素间的互动问题。综上可见，国内就城市碳中和的行动理念与实现路径探析中，缺乏宏观与微观的整合视角，对城市碳中和进程中政企两大主体所具有的内在体系性挖掘不够。基于此，亟须从理论视角动态剖析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之间整体行动理念及其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城市碳中和进程的总体效能。
1.2 企业参与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逻辑研究
当前国内外针对企业参与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逻辑研究主要分为动机和效能两个方向。一是从行为动机视角探究企业在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开展绿色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对于大部分企业参与碳减排的动机，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基于外界的合法性压力［11-12］管理者被动调整在绿色创新方面的战略。另外的研究从城市碳中和进程引发的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出发，从社会责任、利益共同体、竞争环境机制等角度展开了不同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逐渐增强和为维系良好社会声誉的双重压力下，企业逐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开展绿色产品创新行为满足公众诉求［13］。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驱动因素与之类似，主要受到经济理性、制度驱使、文化驱使的三重压力［14］。首先，为追求经济创新带来的利益，建筑企业受到竞争者环保实践的驱动［15］，为了满足消费者、供应商、股东的绿色需求并在行业内保持市场地位而开展绿色创新行为。其次，建筑企业受到绿色生产的环境规制，在政府的环保压力［15］、激励政策［16-17］、强制政策［18］的触发下逐渐开展绿色创新。最后，在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形成的绿色创新发展的文化浸染下，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愈发强烈，从而促使其开展绿色创新行为［15，19］。综上分析可见，基于行为动机视角的分析将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视作单个流程，但是绿色创新行为的开展经历了环保意识产生、强刺激驱动、创新机制摸索的多流程演化，可见当前研究缺乏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参与驱动因素在不同模式下的分解与细化。二是从行为效能视角探究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开展绿色创新行为产生的结果与影响。相关研究认为，开展绿色创新行为的积极效能可促使企业获得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20］。其中，技术优势受到较多学者关注，如政府的行为选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利促进［21］、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反向激励［22］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体现的是企业单个主体的行为结果逻辑，更多关注企业方行为产出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参与城市碳中和的行为过程逻辑关注不够，较少研究关注到政企互动下的绿色创新行为效能及其机制。总之，当前研究主要基于行为产生的前置动机驱动及后期的结果驱动，但是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中间的产生过程并不明确。在实现城市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有必要深入揭示不同阶段驱动建筑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因素、绿色创新行为的产生机制、企业行为与城市碳中和之间的互动机制等一系列微观层次的“路径黑匣”。因而，亟待依据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探析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型，为企业助力城市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1.3 理论分析框架
资源的转移与互动是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绿色创新行为的核心内容，而资源编排理论恰恰关注管理者聚焦资源的行动［23］，揭示了企业通过资源构建、资源捆绑、资源撬动整合内外部环境资源的全过程［24］，能够有效阐释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绿色创新行为“资源-能力-行动”的转换过程［3］。但是资源编排理论起源于西方，更多的是基于自由主义市场情景下的企业行为，而处于转型经济条件下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资源编排理论缺乏相应特色的研究成果［23］。从本质上说，中国情景下企业参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行为是一个政企互动的资源编排过程，政企两大主体交互的特征不可忽视，因而有必要将资源编排理论的行为主体从单一的企业拓展到互动的企业与政府，作用客体也要从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延展到政企间的资源交互上。同时，资源编排理论涵盖的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形成能力到利用能力创造价值的资源管理流程，打开了资源和能力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流程“黑箱”［23］，但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如何实现“资源-能力-行动”这一微观转换机制尚不明确。资源编排过程需要政府触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意识，企业在强驱动因素的刺激下开启创新机制的探索，才能构建、捆绑、撬动资源形成能力并开展行动。也就是说，中国情景下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的行为模式中存在着“触发因素-驱动因素-创新机制”的逻辑，十分有效地揭示了这一“路径黑箱”的具体内涵。综上，基于中国情景进行改造的资源编排理论，在外延上从企业一个主体转变为政企两大主体，在内涵上进一步明晰了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绿色创新行为模式的微观机理与路径，构成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需要，采取单案例纵向研究方法探析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理由如下：一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属性［25］，要回答行为模式如何形成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实例研究［26］；二是现有研究尚未对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给出系统答案，而案例研究在补充与丰富新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26］，因此采用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方法较为合适；三是现有资源编排理论尚缺乏相应的比较认可的测量体系，需要从管理实践活动入手以丰富对编排流程内涵的认识［23］，纵向案例分析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为线索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基于对案例公司发展过程的动态把握与其所处城市碳中和情景下的互动分析，有助于从实践中提取理论规律。
2.2 案例选择
遵循单案例研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原则，选择BRD 公司为分析对象。首先，BRD 公司为世界500强房地产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依托集团的超大规模市场与建筑施工平台，公司聚焦在城市碳中和大环境下实现建筑行业的绿色发展，对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BRD 公司的诞生与发展阶段特殊。中国的“双碳”目标在2020 年正式提出，BDR 公司在2018 年正式成立，公司的成长历程与城市碳中和目标的规划、确立、发展、实施轨迹同频，给研究“建筑企业在城市碳中和中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提供了较高的吻合性。此外，在成立初期，公司的管理、技术、研发等工作沿用集团成熟的工作模式，使得绿色创新技术迭代优势明显，成立一年内已成为中国企业践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典型及样板。截至2022年5月，公司在建筑行业的绿色创新产品已覆盖28 个省份的450 个项目，服役的面积超过了1 000 万平方米，与中建五局、中国五冶、中铁建工、中交一公局、北京建工四建、西安高科新建等企业展开深度创新合作，对于绿色转型较为困难的传统建筑行业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该企业所在的佛山市为我国首个智能制造试点城市，在绿色创新、智能建造等发展方向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3 数据收集
对于案例企业的研究，严格遵循“数据的三角验证”，通过企业内部资料收集、二手资料爬取、实地考察、半结构化访谈等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数据展开交叉验证（表1）。案例企业所在城市碳中和进程的相关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佛山市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发布的政策文件与其他公开信息。其中，主要数据来源于2021年12月到2022年5月的实地考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基于二手资料设计访谈提纲，针对公司内不同的访谈对象提出启发性的开放问题，例如“您认为公司成立初期以开展绿色创新为重要战略目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您认为在研发过程中绿色创新的难点在哪里？与之前从事的其他创新研发工作有何区别”等。访谈时间控制在两小时内，每次实地考察与访谈结束后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确认，后期通过微信、邮箱等多种线上渠道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修正。同时，在调研期间，多次参与公司内部例会与内部培训，与公司内研发人员、销售人员、职能管理人员、事业部负责人展开了多维度的非正式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的战略、文化、行为等。
3 案例讨论与分析
BRD 公司是建筑行业内领先的智能建造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于绿色、环保、智能的建筑产品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公司诞生前期，所属集团以引入智能建造、推动建筑工业化来丰富集团业务范围，以新技术和新理念迭代传统的施工模式等战略转型方式来进一步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由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到双碳目标的转向，绿色建造、智能生产的大环境愈发明晰。BRD 公司的绿色创新发展与所在城市的碳中和进程协同迈进，历年来BRD 公司绿色创新里程碑事件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建筑行业的典型政策如图2 所示。公司在绿色资源构建、资源捆绑的准备阶段与资源撬动的后期结果阶段展开了不同的绿色创新行为，同时，城市的碳中和行为也在政策的逐步明晰中由资源蓄力转向结果产出。
3.1 资源构建阶段“弱交集”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经历了“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弱激励弱约束”的导向转变［27］。中国在2006 年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国际减排压力剧增，在积极探索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路径的初始阶段，城市的碳中和进程属于政策领域空白的开拓期［28］，此时城市（佛山市）在碳减排进程上与企业初期开展绿色创新所处的状态类似，都在聚拢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战略规划、打造试点城市、开展高峰论坛、下达政策指令（表2）等多个路径来为城市碳中和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奠基，处于城市碳中和进程的探索期。2010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广东省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28］，佛山市同年则将低碳经济纳入“十二五”规划。2010—2017 年，佛山市对低碳的关注集中在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生活用品（塑料）等方面，建立了低碳经济智囊专家库、分区试点，打造智能化低碳园区、联合粤港两地共推清洁生产。为了调动市场力量推广低碳经济，佛山市“软硬兼施”，一是在政策上印发建设低碳城市规划的相关通知，企业必须在此规定下绿色生产；二是在方法上采取“协助+激励”的引导模式推动在佛山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行动，如公示“顺德4个低碳示范项目”、在广交会上助力宣传佛山企业低碳环保商品等；三是在行动上重点扶持与城市碳中和进程密切相关的行业，如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4 年印发的《关于扶持我市建筑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启发了当地建筑企业向绿色创新转型并为建筑企业提供和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与绿色发展背景。到2018 年，城市的绿色发展环境与政策背景较为明朗，BRD 公司在集团的精心规划与重额资助下顺利启动了各项绿色建筑、智能建造创新项目。探索期的城市碳中和进程为企业提供了绿色创新环境，处于资源构建阶段的企业在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价值蓄力”，尚未形成能为推动城市碳中和进程直接贡献的力量，体现了企业“弱交集”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
表2 “弱交集”式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的典型例证
此时建筑企业通过购买式、积累式、剥离式三种机制组成了资源构建阶段下“弱交集”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企业力图实现用机器行为替代人工、减少建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这对于传统的建筑行业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行为，企业在此阶段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资源构建阶段的企业面临着技术创新结果未知的挑战，同时在争取绿色创新发展带来的战略发展机遇，此阶段下的三种机制如下：一是企业的利益相关主体认知主要是来源于所在城市政府的政策导向，在利益相关者认知的驱动下，为快速获取行业资源优势，企业采取“第三方资源导入的购买式”创新机制部署初期的绿色创新行为。例如高管的因果逻辑认知在政策的引导下意识到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促使企业在成立初期就快速引入所属集团的成功管理模式与技术研发路线、购买外部的研究成果等，这大大缩短了企业管理范式摸索的时间和基础技术创新的时间。二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在经济实力的直接规制下，为占据绿色发展创新引领者的行业地位，企业采取“人才、技术资源的积累式”创新机制。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行为初期投入的人才资源和实验环境等成本，有企业自筹和政府补助两种来源，这一阶段BRD 公司主要来自自筹。三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主要受到企业文化的潜在驱动，为集中力量做出创新成果，企业采取“组织架构调动、业务外包的剥离式”创新机制。而企业文化的转向与调整间接受到政府创造的绿色发展情境规制。因此，在资源构建阶段，无论是购买式、积累式还是剥离式，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与从城市碳中和进程的互动处于“弱交集”式。虽然城市碳中和为企业提供了创新环境与激励政策，但是在较大程度上企业是被动受城市碳中和进程影响的（图3）。
图3 资源构建阶段“弱交集”式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
3.2 资源捆绑阶段“轻互动”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
城市碳中和进程经历了前期的分区试点实践与多项绿色发展政策的开拓，随着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依次开展，逐步体现出国家授权下地方自主探索的特征［28］。佛山市经历了2010—2017 年的探索期，也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进入了专业性攻克与自主性创新的开拓期，并在2019 年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表3）。此时，城市碳中和进程对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产生的影响如下：一是在政策上由“生硬”的绿色生产通知逐步转为较为专业的政策性指导，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与佛山市住建局共建“城市化战略和住房发展政策”佛山研究基地，助力佛山成为转型升级、宜居宜业宜商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态城市新版本；二是在方法上由“协助+激励”转为更加务实的引导模式，如住建部发展中心在佛山举行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论坛等，为城市内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三是在行动上“重点扶持”转为“实地调研+直接指示”的参与型模式，佛山市多个政府单位及领导队伍来到企业内部进行实地考察，对企业当前的绿色创新产品予以肯定与方向性的指导（表3）。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由资源构建阶段下的“弱交集”式逐步过渡到资源捆绑阶段下的“轻互动”式。
此时建筑企业通过维持型、积累型、开拓型三种机制组成了资源捆绑阶段下“轻互动”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一是城市碳中和进程的正向发展使得行业内绿色创新竞争态势更为强烈，行业市场环境成为本阶段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企业为维持前期积累的资源竞争优势偏向“保护知识产权、维系供应链、持续注入研发产出的维持型”创新机制。二是随着绿色创新项目的深入推进，企业的绿色创新人才需求与人才市场上的稀缺供给间的矛盾变为制约项目进展的瓶颈问题，市场人才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项目推进的重要驱动因素，为了持续丰富企业的竞争资源优势，企业启动“研发人才专项注入的丰富型”创新机制，BRD 公司通过启用大量资本在海内外招募相关人才，暂时性地丰富了此类资源（表3），因此企业所在城市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外部人才市场环境；三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开始由被动的受城市碳中和进程影响到开启主动的专业探索性模式，政府行为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开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通过“建立建筑市场行业规范、推行智能产品的开拓式”的创新机制以抢先占据市场并获得市场认可。2019—2020 年，BRD 公司推出的绿色创新产品在行业内推广并使用，引起省内外各级政府关注。一年内本省（含本市）政府领导队伍来企业内调研8 次，其他省份政府领导队伍来企业调研7 次。政府的关注不仅对BRD 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起到了鼓励、支持和指导的作用，也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在维持型、丰富型、开拓型的资源捆绑中，建筑企业在绿色创新技术的开发与工程项目落实中已经开始在专业范围内正向推动着城市碳中和进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在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中开启了与城市“轻互动”的行为模式（图4）。
图4 资源捆绑阶段“轻互动”式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
3.3 资源撬动阶段“强合作”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
在2020 年国家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发展目标之后，城市的碳中和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经过前期较长时间的低碳城市试点实践，此时城市（佛山市）开展的各项助力碳中和的举措重心转向为“城市+城市”区域减碳联盟、“城市政府+企业”政企社团联手的多种合作模式（表4）。同时，开展碳中和行动的城市与开展绿色创新行为的建筑企业两者之间已经实现了由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向协同发展关系的转变。一是在实现城市碳中和的目标上，城市与企业之间相互支撑。政府通过社会宣传优势和资源筹集优势为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提供了支持，建筑企业则通过前期的行为铺垫积累了一定的创新成果，在建筑业的碳减排上不断完成城市碳中和进程中设定的目标并间接带动产业链上的其他行业的绿色发展，为城市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在实现城市碳中和的过程中，城市展开的跨区域低碳联盟直接带动了企业的跨区域协作与交流。此外，政企联手建造低碳产业园增加了企业的营收，同时城市政府也实现了的低碳建设指标；三是在实现城市碳中和的结果上，建筑企业完成了绿色创新发展的战略转型，城市也迎来了低碳发展的有力循环。BRD 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进入资源撬动阶段，由原先的专注创新产品研发转为“职能+产品+销售”的综合型创新行为，在参与城市碳中和中与城市开启了“强合作”的高速创新发展模式。
表4 “强合作”式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的典型例证
此时建筑企业通过调动式、协调式、部署式三种机制组成了资源撬动阶段下“强合作”式的绿色创新行为参与模式。一是为增强企业管理弹性，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团队之间需要进行人员流动与重整，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主要受到团队凝聚力与团队灵活性的驱使。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采用“职能优化的调用式”创新机制，从而让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在工程运用中达到理想效果，如BRD 公司构建的“营销、维护、支撑”一体化的“铁三角”模式。二是为促进企业内外部资源向成果转化，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深受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采取“‘命运共同体’模式建构的协调式”创新机制，一方面企业需要吸引消费者和客户来采用创新产品，另外一方面企业也需要维系好政府、股东、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三是为最大化发挥绿色创新产品效用，维系企业的正常经营与持续性发展，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必须通过某种渠道产生效益，因此企业将战略部署转向行业范围内企业间的合作。此阶段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受到自身战略部署的驱动，企业采取“协同优化的部署式”创新机制来开展绿色创新行为。在资源撬动阶段，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与城市碳中和进程开启了“强合作”下的共赢发展模式（图5）。
图5 资源撬动阶段“强合作”式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根据中国情景进行扩展的资源编排理论是解释当前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的合理框架，从这一理论框架来看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经历了“弱交集-轻互动-强合作”三种模式的变迁。首先，在资源构建阶段，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属于“弱交集”式参与模式。城市碳中和进程通过政策导向、资金补助、情景规制三大触发因素逐步唤醒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展开的意识，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由此萌发，但是城市碳中和进程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互动还处于浅层，直接影响微弱。其次，在资源捆绑阶段，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属于“轻互动”式的参与模式。城市碳中和进程通过绿色创新竞争态势、人才引进政策、政府行为三大触发因素强化着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开展的动力，驱动企业开启知识产权与供应链维系、研发人才专项注入、行业规范建立与创新产品推出等创新机制，城市碳中和进程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逐步开启互动模式。最后，在资源撬动阶段，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属于“强合作”式的行为参与模式。城市通过协助企业宣传、构建跨区域低碳联盟、筹集多方资源等方式为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提供便利，企业以绿色创新产品的形式推动城市碳中和进程，形成了一个协同发展的有力循环。本文虽然补充了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理论研究，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资源编排理论进行了拓展，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还有待通过大样本检验，同时资源编排过程与绿色创新行为均面临着测量困境，未来的研究需要用多样化的方法和数据更加全面地探究其间的逻辑、路径、情景等深层次问题。
4.2 管理启示
建筑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的绿色创新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资源编排逻辑对正处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落实和“碳中和、碳达峰”战略实施进程中的我国城市政府和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从城市政府行为体来看。一是在政策设计思路上，要形成“激励-协助-合作”的渐进政策，提供政策引领及合作平台等精细服务构成的完整体系，打造吸引企业快速参与的软环境；二是在实施步骤上，前期可以偏重强制性的环境规制与政策倾斜，中期可以突出协助、指引重点企业，后期可以重点与企业间构建协同发展机制；三是在行动方案上，充分发挥“方针制定-协助宣传-调研合作”一般行动与针对有重要影响行业与企业具体指导的重点行动相结合的整体优势，提升企业参与城市碳中和进程的效能。从企业行为体来看。一是在宏观战略层次上，企业可以利用资源编排逻辑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提升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时的敏捷性；二是中观层次上，企业可以灵活借鉴梳理出的三种模式下的九种绿色创新行为机制，来缩短企业在不确定性较强的绿色创新中摸索的时间；三是在微观实践层次上，企业可以参考资源编排理论在前期与中期专注“研发”，在中后期拓展为“研产销”，以在不同阶段有的放矢确定合理的运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