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静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7005）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因而是人内心情绪的集中反映和激情表达，相对于小说、报告文学等文体，诗歌更多的是将重点放在了诗人的内心体验上，抒写的是诗人脑中丰富的想象、心中沉淀的情绪和胸中澎湃的感受。诗人通过诗歌来释放自己的性灵，可诗歌这种“主内”的特殊性质并不能割断诗歌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
诗人是社会中的人，诗人的思想、情绪、情感体验等都直接来源于社会，是对社会凝练而集中的概括。诗人诗兴的产生离不开社会事件的触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触动也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本能反应，诗人笔下汹涌的感情更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与感性表达。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的诗歌历史上爆发的两次大的诗歌运动就证明了诗歌能高度概括凝练地反映社会生活。它们分别是1976年以悼念周总理，谴责“四人帮”为主题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爆发的“地震诗歌”运动。
1976年春季，尊敬的周总理逝世，把持政权的“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千方百计压制人民对总理的悼念活动，并抹黑总理的形象。清明节清晨，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朗诵悼文，传抄诗歌，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四人帮”罪恶行径的谴责。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里氏8.0级大地震，生灵涂炭，一片疮痍……全国人民迅速投入到抗灾抢险的紧迫战斗，在巨大的灾难和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面前，诗人的诗情迸发了，一时之间，中国大地汹涌起诗歌的浪潮。
这两次诗歌运动相隔了二十多年，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不少的相通之处，而造成这种相通的原因之一就来源于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性质。
一、自发性
这两次诗歌运动都是群众自发形成的大型的有众多人员参与的诗歌运动，随着传播手段的进步，后者比前者的参与人数更多，规模也更大。没有一个突出的召集人，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没有事先详细的召集与宣传，大家都是自发地参与进来，而这样的自发是源于他们表达情感的需要。
前者是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大家自觉地聚集是为同一个目标——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反动势力，在极其压抑的环境里，这次集合成了一次集体感情的大迸发，诗歌成为这种强烈感情的载体，“四五”诗歌也成为那一段历史最真实的见证。面对总理的逝世，人民难掩心中的悲痛，于是将悲痛化为悼念总理的诗篇；面对黑暗的现实，面对“四人帮”的高压与迫害，人民心中喷出愤怒的火焰，于是将愤怒化为对“四人帮”严厉的谴责，面对祖国的厄运，人民充满悲愤却没有丢失希望，于是将这希望化为对祖国美好的祝愿。剧烈的情感激荡让人民不再沉默，而是用自发的行动来进行愤怒的抵抗。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手段的进步，后者的形成就更为多元，网络、报刊、电视传媒……都成了诗人的阵地，信息化社会信息的快速透明以及传播面广让这次运动更为深入与持久，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信息载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发回灾区现场的报道，解放军的英勇无畏、灾区人民的坚强自救、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深深地触动了每一颗关注的灵魂，没有人倡议，没有人号召，大家只是凭着心中那汹涌情感的驱动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诗歌，面对巨大的灾难，面对感天动地的真情，只有诗歌这样情感丰富的载体才能传达出他们内心的不平静，于是诗歌成为自觉的选择，中国大地上迅速汹涌起诗歌的浪潮。
二、民间性
从运动主体也看，两次诗歌运动的主体是诗人，虽然其中不乏专业的诗人，可是更多的作者来自民间，属于草根力量。
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四五”诗歌的作者们大都是化用假名或者没有留下名字，《请收下》署名“十个工农兵学员”、《向总理请示》署名“普通劳动者”、《祭总理》署名“中华儿女”……他们都是来自民间，来自百姓中间，他们不是专业的诗人、作家，他们只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祭奠周总理的普通民众，可是在悲愤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自发地成为了诗人，以诗歌为武器表达心中的感触，抒发心中的情感。
“地震诗歌”虽然也有专业诗人的参与，老诗人孙绍振、韩静霆，中年诗人高洪波、柯平，年轻诗人伊沙、赵丽华等都有所创作，但是相比之下，民间诗人、普通大众的创作更为活跃，流传一时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出自一普通网友之手，在央视晚会上朗诵后引起巨大反响的《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出自一名解放军指战员，《亲人，别哭》的作者孙清越甚至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诗人仿佛一瞬间被震醒，诗情一瞬间迸发出来，面对苦难与感动，每个人都成为了诗人，用诗抒发激荡的感情。
三、祖国的主题
两次诗歌运动时间虽然相隔久远，但是却有重合的主题，那就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关照。祖国的危亡牵动着每一位诗人的心，二十多年前如此，二十多年后也是如此，面对着祖国的现状，正视着人民的苦难，他们选择“我手写我口”，用诗歌记录着中国的一段历程。
在天安门广场上，诗人们深切地悼念周总理，用诗篇表达对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憎恶：“谁不知，足下中原皆骨沃，中华儿女谁不念总理。谁不闻，八亿悲泪汇成河，人民讴歌总理竟是声声泣。问蛀虫，灰埋人心何凛？消狂徒，滚滚泪河谁阻？”“功高不改忠贞志，位尊难移公仆心。生死荣辱全不顾，羞煞争权弄利人。”……天安门诗歌是悲歌也是战歌，它们把对总理深切的悼念，对“四人帮”深刻的憎恶和对祖国深沉的爱结合在一起，用朴素的语言表现出人民朴素的爱国情感。人们憎恨把祖国弄得乌烟瘴气的“四人帮”，真挚地怀念周总理，归根到底是希望能够打倒“四人帮”，建立一个更好更伟大的祖国。
汶川地震后，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对于灾难的关注变成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母爱的歌颂升华成对人间大爱的颂扬，那些真切的感情在他们的胸膛里奔腾，让他们直抒胸臆，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炽热的情感：“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我感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叶浪，《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瓦砾中的中国正在站起来，它依然是一道巍峨的风景线/它对所有死去和活着的/儿女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我们有一个永不会塌陷的家，名字叫中国！’”（汤养宗，《瓦砾中的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长河蕴育中华坚韧的意志/面对平地而起的灾难，奋起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抓紧生命的绿丝带，中国/让远去天国的灵魂，看见倔强的中国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幻中行，《中国在灾难中成长》）……以祖国为母题的诗歌还有很多，在诗人笔下，祖国成为坚强与伟大的代名词，而对孩子、对灾区的关注让诗歌充满了温暖的人性力量。
两者虽然面临着不同社会背景，但是却表现出共同的指向——“祖国”成为诗人最崇高的主题。
四、诗歌成就
这两次运动像流星一样划过中国当代诗坛，在一个瞬间留下了光亮的痕迹，可是这样的亮光却都很短暂，诗歌运动的蓬勃让人仿佛看到了诗歌复兴的曙光，可是运动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持续发展，而只是表现出短暂的小高潮。
而造成这两次运动昙花一现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诗歌总体成就不高，担不起复兴诗歌的重大责任。两次诗歌运动的参与主体都是民间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指导，也没有系统研究过诗歌的创作规律，他们只是因为一腔感情急于抒发而选择了以诗歌为载体来表达，他们看到了诗歌“主情”的一方面，注意到了诗歌表达情感的优势，可是时间的仓促、艺术积累的薄弱、个人素养的欠缺却让他们笔下的诗歌失去了某些“审美功能”，例如诗歌的韵律、节奏，诗歌的结构无形中被忽略了，代替的是感情直接的宣泄，诗歌成为表达内心，反映现实的工具，诗歌的文学性逐渐被消解了，缺乏了审美意义的诗歌自然失去了长久流传的价值。
但是在这幺多的诗歌中，也不能极端地认为所有的诗歌价值都不高，其中也不乏感情真挚、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在铺天盖地的诗歌浪潮中它们被掩埋了，可是时间会提炼出有价值的作品。
诗歌具有表现现实、抒发感情直接与热烈的优势，这是艺术上的良莠不齐所不能掩盖的事实。在被压抑的政治环境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诗歌作为武器去反映现实、记录感情。诗歌的本质是纯粹的情感和充满激情的力量，“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伤痛的现实面前，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悲悯里，诗歌成为传达现实最有力的力量，“诗歌合为事而作”，两次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足以证明：在表现社会现实表现人生上，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赵丽宏，吴谷平主编.惊天地 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王干.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感受“512”诗潮.诗歌月刊，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