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翔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金应熙教授（1919—1991）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广东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香港史均有研究。专着有《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共三册，分为古代史卷、近现代史卷、世界史卷）、《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主编有《菲律宾史》、《香港史话》，等等。其中，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应当算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仔细地看过一遍之后，发现里面最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专题研究上。由于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里有几段文字专门谈到金应熙与陈寅恪之间的师生恩怨，金应熙的名字因此走出了学术圈特别是广东学术圈而广为人知。
一
金应熙是我的老师。1978年9月，我考入暨南大学历史系学习，是暨大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历史系是个小系，这一届学生只有28人。当时金应熙已经调离中山大学，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工作，兼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新生的欢迎会上，金应熙显得和蔼可亲，一点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他在讲话时逻辑性强，条理分明，口才极好。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应熙十分坦诚，面对刚刚走进校门的大学生谈起了自己在评法批儒运动当中做过的一些“错事”，讲得十分具体。当时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经历过多次浩劫的中国文化人，都在愤怒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他们的种种迫害，却很少人具有起码的自我反思意识，更没有人谈到自己是否参与迫害过别人的问题。因此，金应熙这番带有若干忏悔意识的表白，让人多少有点吃惊，但是只要换个角度一想，却不能不令人由衷地感到钦佩。
金应熙在暨南大学是兼职，只挂名不管事，所以平时不来学校。1980年至1981年他到墨西哥学院讲授 《中国古代史》。回来以后，他曾经应邀到暨大历史系开过一次学术讲座，谈的是在墨西哥的各种见闻。他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具备的内容是什幺，我现在已经基本忘光，还记得的只是他讲的一个小故事。他说他在回国的飞机上，恰好遇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副教授。那位副教授原本计划在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一年，但是只过了半年就决定回国。因为他觉得那里的师资水平一般，再待下去学不到更多东西。
1982年春季，金应熙在暨南大学历史系第一次开设了“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当时是作为历史系四年级本科生的选修课。每周一次，每次两节。以后这一门在历史系名气最大的王牌课程，则改为在研究生班开设。金应熙的视野开阔，知识广博，通晓英、日、法、德、俄、西班牙等多种语言，阅读了大量的国外汉学着作及港台学者的着作，综合分析能力又十分突出，听他的课，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当时有不少文史各系的教师也来旁听，一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但是刚刚讲完国外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正要开始讲授两宋时期的研究状况，这个学期就结束了，他也没再往下讲。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金应熙谈起陈寅恪1951年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他说陈寅恪认为有关的史料十分清楚，没有再考证的必要。可他还是撰写了这篇文章，目的在于借古讽今，担心当时的中国会受到苏联的控制。讲完相关的背景情况，心满意足的金应熙老师，抑扬顿挫地背诵起《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的最后一段：“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他说着说着就自己陶醉在其中，微微地摇头晃脑，我们听着听着也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是暨南大学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历史系十分重视，动员了全系的名家教授全部上课。像陈乐素主讲《中国目录学史》，朱杰勤主讲《东南亚华侨史》，丘陶常主讲《先秦思想史》，等等。但是教学效果都远远比不上金应熙。
当时学校派了一部车接金应熙来上课，讲完课他就立即坐车回去。所以只有两课之间的十分钟才能有机会找他请教。但是一到课间，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不少想要请教他的中青年教师，大概平时他们也难得见到他。在整整一个学期里，我只找到一次与他单独谈话的机会，向他请教陈寅恪学术名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的几个小问题。当时他对一个20岁出头的本科生居然能够提出如此问题多少是有点惊讶的，但是显得很高兴，解释起来旁征博引，古籍原文张口就来。可惜的是他的话还没讲到一半，上课的铃声就响了，我只好表示感谢之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金应熙的课程讲稿在他逝世之后，由他的儿子金雨雁整理成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应当说，金应熙当时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要比最后收入那本书中的文字精彩好几倍。而且其中的精华部分，如《中国神话研究在国外》、《谈谈国外对汉代豪族的研究》、《国外对六朝世族的研究述评》、《试述国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学术界有关宋代经济史专题研究的成果简介》，等等，大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并被收入了《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
二
1980年读完刚刚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后，我受到的影响很大，挺崇拜陈寅恪的。金应熙是陈寅恪的学生，知识面广得好像无所不知，讲的课既令人陶醉又叫人佩服，为此我特别想学习金应熙的学术论着。由于暨南大学刚刚复办，图书馆里的资料相当缺乏，我只能多次前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时的南馆与北馆，专门查找金应熙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我选择了一下，仔细地精读了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例如《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十九世纪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两次起义》，等等。但是说一句老实话，看后不禁有点失望，觉得水平比较一般，至少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学术论文。由于感到金应熙的教学与科研之间好像有落差，因而心里怪怪的，可是当时说不清楚是怎幺一回事。金应熙的另一类文章，倒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例如《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批判洋奴买办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等，但是这一类文章是时代的产物，除了说明那个时代在思想文化上的某些特征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价值了。
1982年7月，我毕业离开了暨南大学。没过几年，我就先后读到了金应熙的两篇学术力作，即《陈寅恪》（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与《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收入 《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感到格外惊喜，似乎眼前一亮，觉得只有这样有分量的好论文，才能够真正体现出金应熙的学术水平，才能够充分地说明他的才华、魄力及视野。特别是《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一文，已经很像陈寅恪驾驭史料进行综合解释的治史风格。可惜，在金应熙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我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要想了解金应熙先生的学术成就，只要读读这两篇论文就足够了。
广东历史学会在200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收录了70余篇大大小小的文章，一共40余万字，相关资料不能说不丰富，有的还能补充说明不少重要的问题。例如，金应熙的儿子金冬雁在《在1997年金应熙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一文中谈到，1962年，陈寅恪流传到海外的诗文使他陷入政治险境。在金应熙的陪同下，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赶赴陈家，与陈寅恪达成默契，最后化险为夷。我觉得这条资料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陈寅恪的名作《论再生缘》油印线装本流传到海外之后，香港友联出版社于1959年将它排印出版，公开发行，结果轰动一时，却也使得陈寅恪一度处境艰难。由此可见，金应熙为陈寅恪摆脱当时的困境，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事情。但是金冬雁所说的时间有误，《论再生缘》风波发生在1960年而不是1962年。当然，也许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1962年又发生了一场至今尚不为人知而且与《论再生缘》有关的诗文风波。但是总的说来，《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顾忌与回避的问题还是太多，欲说还休，吞吞吐吐，反而影响了这本书的整体质量，无法让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可信的金应熙。
对于金应熙没有能够拿得出一批比较像样的学术论着的问题，现在一般人都归咎于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觉得这幺一位很有天赋的优秀人才，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许多无聊的事情上，结果造成在学术上的一种巨大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经历的风风雨雨多了之后，特别是经过三十多年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酸甜苦辣，我突然领悟到这恐怕与他的学者特性也有关系。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相比，金应熙的气质，显然更适合于教书育人。在高等院校里，绝大多数教师出名靠的都是研究论着，其实不少人的讲课水平并不算高，有的甚至还敷衍了事。而金应熙在研究成果上显得比较一般，但是教学水平之高，即使在全中国的高等院校之中，恐怕都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相比的。这一类学者比较吃亏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没有机会听过他主讲的课程，至少是没有与他直接接触或者认真交谈过，就难以体会到他的水平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