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罗庆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敦煌社邑文书管窥
——以文书特点为中心
钟罗庆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敦煌社邑文书作为敦煌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的文书特点非常鲜明。敦煌社邑文书种类丰富但功能明确，具有多而不乱的特点；文书结构上有着统一与非统一的特点；而文书写作上更有以口语化语言为主、互助为中心的主题内容和说明表达方式为主要技法的特色。敦煌社邑文书所具有的这些文书特点，对进一步认识除古代公文等公务文书之外的实用文书有一定的作用。
敦煌社邑文书文书特点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对于学术界而言是一件大事，洞内藏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敦煌文书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敦煌文书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是“指敦煌所出五至十一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1］而敦煌社邑文书就是敦煌私文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部分文书是敦煌当地民众所入的社组织在进行社事务活动时所用的文书，其主要内容是记载与社邑有关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敦煌社邑文书的数量有五百份左右，其文书的特点比较鲜明，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除古代公文等公务文书之外的实用文书有着重要作用。
一、文书的丰富与功能明确特点——多而不乱
敦煌社邑文书的文书种类到底有多幺丰富，这可以从社邑文书的分类上可以一探究竟。敦煌社邑文书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五大类①，一是社条，二是社司转帖，三是社历，四是社文，五是社状、牒。社司转帖较为复杂，是整个社邑文书中数量最多的，其按事由来分又有身亡转帖，春秋座、座社等局席转帖，建福、社斋和设供等转帖，少事商量转帖，再限纳物、餪脚和筵设等转帖，事由不明转帖及其它，渠社、渠人转帖及有关渠人文书共七类，而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石田勇作在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momic history（IV）She Associa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一书中，将转帖分为了社司转帖、亲情社、兄弟社转帖、渠人社转帖、行人社转帖及其它、当寺转帖和徒众转帖和其它。［2］社历共分五类，分别是身故纳赠历、纳物历、便物历、罚物历、破历及其它，在这些社历当中，身故纳赠历是最重要的，唐耕耦、陆宏基将其分为两类，即纳赠历和收支账与凭证。［3］社文又可以分为八种，分别是社日相迎书，请宾头卢波罗堕上座疏，社斋文，社邑印沙佛文，社邑燃灯文，社司功德记，社祭文，祭社文。社状、牒又为投社状，退社状，社司状牒和其他。
在功能上，不同类型的社邑文书所具有的功能不同。“社条又称‘条’、‘条件’、‘条流’、‘约’、‘凭’等，是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4］9也就是说，社条是整个组织的章程，社邑的一切具体活动及事物内容都由它规定，并且在其规定下进行，如果社邑民众所做的事情违背了社条的规定，就构成了“违条”，是要受到社条规定的“准条科罚”。如伯三五四四②《大中九年（八五五）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个助麦一斗、粟一斗。其社官录事行下文帖，其物违时，罚酒一角”。［4］1社司转帖在功能上主要有两点，一是起通知的作用，此是它的通用作用。也即“社司转帖是社邑通知社人参加活动的通知单”，［4］12这是最主要的作用，也是它的文体属性。如斯五六三二的《丁卯年（九六七）二月八日张憨儿母亡转帖》：“帖至，限今月九日辰时并身及粟于显德寺门前取斋。”［4］103二是除了起通知作用外，转帖还有记录凭证的作用，这便为它的特殊作用。具有这个作用的转帖数量在社邑文书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却客观存在，如在伯二八四二《甲辰年（九四四）八月九日郭保员弟身亡转帖》［4］117中，最后部分的社人名旁边有“全”、“足”、“欠饼”等字样，此字样都是登记该社社人所纳物品时候所作的标记。转帖的最初功能就是起通知作用的，至于转帖为什幺又具有了记录凭证作用，这可能是跟实用性有关，即为了方便而采用，这种在统一和变化的关系“使我们确信这恰好体现了当地当时民间结社的一种状况”。［5］148社历是社邑内部各种财物收支的证明，是起记录凭证作用，并以此收纳情况来证明社邑人员是否已经按照社条规定足额纳送，如果没有足额纳送，按照社条规定需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各种社文的情况不太一样，社日相迎书是起通知书的作用，它用于在春秋二社社日时通知社人按时参加聚会。请宾头卢波罗堕上座疏是祈求作用，它是社邑在举行社供之前写好的疏文，用比较真挚的心去祈愿相关罗汉能够驾临。社斋文，社邑印沙佛文，社邑燃灯文则是起讲话稿的作用，它是社邑在举办在这三种活动时念诵的文字。社司功德记是记录社邑人所做的佛事功德的文书。社祭文是祭文的一种，它是“社邑用传统方式祭祀亡故社人或亲属时念诵的文字”，［4］20类似追悼文。社状是起申请书的作用，投社状是申请入社时候所写的文书，退社状则是退社时请求社邑批准的申请书。
对于古代公文文体演变规律，胡元德先生有精辟的认识：“文体分工逐步明确，文种功能日趋明晰、单纯。”［6］对比古代公文的此点发展规律，敦煌社邑文书作为基层私文书，在唐末五代宋初时就能在文书种类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功能能如此清晰明确，实在是难能可贵。
二、结构的统一与非统一特点
在结构上具有统一与非统一的特点。统一是指许多社邑实用文书从结构上来看都具有文书文样的基本结构，非统一性是指社邑的实用文书除了内容不同之外结构上也不完全一样，它会产生许多的变化。如社条，一件较为完整的社邑社条，一般情况下由三个部分构成：开头部分、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开头部分往往是由结社缘由和目的构成；中间部分是主体部分，讲述结社的具体内容条款；结尾部分是落款部分，由录事和社人签名画押以作合法认凭。孟宪实先生将此三部分细分成五个部分：“一是结社的意义，可以视作社条的序言；二是社条的活动内容规定，这可以看作社条的基本内容；三是关于违反社条的惩罚规定，这可以看作社条的预防内容（比照一般法律条款，基本内容可以看作社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构成，后者可以看作法律的‘但文’。前者属于肯定的方面，后者属于否定的方面）；四是社人的署名，这是社人的声明与保证，表示责任的认可；五是强调社人对于本社作用的说明。”［5］142第一就是开头部分，第二、三是中间部分，第四和五是结尾部分，笔者认可此种细分。纵观所有社条，都可以在各个社条的组成部分上或多或少的找到以上元素，而区别是某部分所占的比重有多有少，但是都无外乎由这三大部分组成，这便是统一性的表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条都严格遵循此种结构，有些社条结构还是会变化，尤其是体现在实用社条上，这是非同一性的特点。比如开头部分的结社缘由和目的，有的实用社条对这部分的阐述较为简单，如斯五二七《显德六年（九五九）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4］23有的甚至直接省略，如斯二八九四背/3《开宝五年（九七二）正月廿日辛延晟曹愿长结会记》曰“开宝五年癸酉正月廿日净土寺学士郎辛延晟曹愿长二人等同心一会，更不番诲记。”［4］32且此社条没有签名。而对于结尾部分的签名，有的实用社条却将社人的名字直接写在最前，而不是按照统一格式书于后面，如斯三五四○《庚午年（九七○）正月廿五日社长王安午等一十六人修窟凭》：“庚午年正月廿五日立凭：比丘福惠、社长王安午、将头罗乾佑、乡官李延会、李富进、安永长、押衙张富弘、阎愿成、张佛奴陈干宝、崔田奴、马文斌、孔彦长、都头罗佑员、罗佑清、贾永存等一十六人发心于宕泉修窟一所……”［4］29-30
三、文书的写作特点
敦煌社邑文书是基层组织社邑所使用的文书，尽管历史时期上存在过许多有关基层组织的私文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书都没有保留下来，而敦煌社邑文书的发现，给了学界一个探究社邑文书的绝好机会。因此，敦煌社邑文书所具有的写作特点对整体基层组织私文书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朴实明了的口语为主，文采兼具为辅的语言风格。
通过细观敦煌社邑文书，笔者发现敦煌社邑文书的语言风格是通篇的朴实明了为主，文采兼具为辅。关于朴实明了，是以“口语”为主要特色，无论是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还是社状、牒都具有这个特点，这是所有敦煌社邑文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样的例子很多，可以在敦煌社邑文书中随处找到。现取一社文伯三五四四《大中九年（八五五）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4］为共同观察：
1.社长王武、社官张海清、录事唐神奴等为城隍贼
2.乱，破散田苗，社邑难营，不能行下。今大中九年
3.九月廿九日就张禄子家，再立条件为凭。
4.敦煌一郡，礼仪之乡，一为圣主皇帝，二为建
5.窟之因，三为先亡父母追凶就吉，共结良缘。
6.用为后验。
7.一.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各助麦一
8.斗，每社各麦壹？、粟壹？。其社官录事
9.行文下帖，其物违时，罚酒一角。其斋正
10.月、五月、九月；其社二月、八月。其斋社违
11.月，罚麦壹硕，决杖卅，行香不到，罚麦
12.一斗。
13.一.社内三驮者，有死亡，赠肆尺祭盘一，布二丈，
14.借色布两疋半。其赠物及欠少一色，罚
15.酒半瓮。
（后缺）
从以上社条可以看出，整个社条基本上都是用朴实明了的口语语言写成的，开头部分“破散田苗，社邑难营，不能行下，今大中九年九月廿九日就张禄子家，再立条件为凭”，说的非常朴实明白。如果说开头部分的“敦煌一郡，礼仪之乡”还具有些骈文色彩的话，那幺中间部分的具体内容处，就着实是口语化，如“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各助麦一斗，每社各麦壹？、粟壹？”，这已经就是用口语去写具体条款了。结尾部分因为原文书后缺而无法看到，但是根据其他社条文书的惯例来开，应该是缺少了部分条款和社人署名。就文采来说，所有社邑文书的文采部分较少，涉及文采的社邑文书主要是社条和社文，社条的文采性一般出现在开头部分，社文一般通篇都有。
据笔者推断，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邑成员的文化水平限制。因为社邑成员所处的阶层一般是以中下层阶层为主，郭峰先生也指出“从社文书反映的情况来，敦煌结社活动的主要流行范围在社会中下层”，［7］在封建时代，中下层阶级一般都是受教育程度低，文书水平不高，所以导致撰写者的文化水平不会很高，再者，即使写的很有文采，但作为接受者的普通社邑人员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会产生不知社文书所云何事的情况，也即因为太过书面化、文采化，社众成员听不明白社文书中的话。虽然有部分社是官人社，它是由官人结成的社，但是在穷人占多数的古代社会，官人结社的数量与穷人结社的数量相比毕竟有限，所产生的文书数量也肯定不如下层结社的多，所以，此部分人不会改变整个群体的文化水平。二是社条和社文有文样和文本之分，文样相当于模板，它一般是别人撰写好的，而且文样有中原本和敦煌本之分，敦煌本是由中原本结合敦煌当地特色改编而成，作为中原本文样，本身就具有许多文采，而文本是社邑民众在文样的基础上，根据社邑实际情况进行模仿书写的，所以，尽管受到自身文书水平限制，但是依然会保留些文采性。
（二）各种互助为主的主题内容。
因为敦煌社邑文书直接与敦煌民众相联系，所以，其内容都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总的来说，社邑文书的主题内容是以各种互助为中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③，一是生产互助，二是生活互助，三是精神方面。生产互助如有专门的渠人社，他们是为了共用一条水渠而结成的社，为了疏通共用的水渠，渠人社还发过转帖，水渠靠一个人或一户的力量是比较难挖掘成和维护好的，而靠集体的力量让事情就变的可行，这个时候的渠人社就专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成立。生活互助的方面比较多，涉及到丧葬活动、造舍改房、以及男女嫁娶等情况。丧葬对于民众而言是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哪一家都无法避免，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的好，面对这种个人无法解决而又要解决的事情，民众就自然地想到了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在此目的心理催促下社邑民众组成了情亲社共同来抵抗这个问题。造舍改房和男女嫁娶也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个时候普通民众的房子主要是由泥土、石头、木头等材料组成，在无现代工具的使用下，每一家要用这些材料建筑盖房子与改建房子，单靠自身是很难完成的造舍工程的，即使要完成，也是工期比较长，这些事就都成为了社活动的组成部分，反应在社邑文书上，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内容主题了。除了生活互助，还有一种内容就是涉及精神方面的追求，这一般与佛教有关，因为共同的佛教精神追求，形成了如燃灯社和修窟社，这些社按照最初制定的社条规定事宜去做有关佛教事宜，并且通过转帖文书去通知社人何时何地带何物去某地做佛事。
（三）说明为主，其他表达方式为辅的技法特点。
从写作技法上来说，敦煌社邑文书整体上的表达方式主要是以说明为主，其他表达方式为辅。从以下的斯六九八一《癸亥年（903？）八月十日张贤者阿婆身故转帖》［4］76一篇社邑文书，或许可以窥探一二。
1.右缘张贤者阿婆故，准例合有吊酒壹瓮，人
2.各粟一？。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一日辰时于普光
3.寺门取齐。如有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
4.者，罚酒半瓮。其帖立递相分付，不得停
5.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赴本司，用凭告罚。
6.癸亥年八月十日录事□帖
以上转帖后面省略了社人署名，从上面的转帖可以看出，这份转帖通篇都是用说明的表达方式，告诉亲情社的社人，因为张贤者的阿婆不幸去世了，张贤者符合之前社条规定的追凶逐吉，现在请社人每人带上东西于今月十一日辰时在普光寺集合，将对迟到或者不到的人员及转递送帖不及时的社人的进行惩罚。而其他表达方式是指偶尔会在文书中插入些抒情性的话语如“山河为誓，日月证如”来表达坚定的誓言之心。
综上所述，敦煌社邑文书的文书特点是比较鲜明的，这些特点对认识敦煌社邑文书无疑是一种帮助。当然，敦煌社邑文书的特点还有很多，敦煌社邑文书所包含的东西也同样很多，这些对于学术界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如果要进一揭开敦煌社邑文书的神秘面纱，还需要学界共同努力。
注释：
①本分类方法主要根据宁可、郝春文先生所编辑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
②表示原文献的出处和原编号，采用通用的省略中文词表示。“斯”为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坦因（Stein）编号，“伯”为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伯希和（Pel liot）编号。“北图”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
③本分类方法采用孟宪实先生的分法，见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0页。
［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14.
［2］石田勇作.敦煌“社文书”研究叙说——以转帖为中心［M］//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669-689.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362-383.
［4］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2012：259.
［7］郭峰.敦煌的“社”及其活动［J］.敦煌学辑刊，1983（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