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林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张 林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翻译文学初露端倪，参与了汉语语言系统的创新，在推动汉语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从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着手，简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阐明了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情况，并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文学革命运动、完善汉语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同时提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翻译中采取异化方法和英汉语言结构区别的现实。
关键词：五四运动 翻译文学 欧体化
一、五四运动产生的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其后的辛亥革命建产了新的政治体系，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华民国的成产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产和社会进步。中国的文化危机愈演愈烈。亲眼目睹这些失败变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任何变革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必须展开一次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社会陷入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推进了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因此催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毋庸置疑，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也促进了五四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逐渐成长、壮大，获得了比以往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崭新的思想解放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制度昏庸、文化腐朽，但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实现解放、发展和富强。这是十月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如今俨然得到了掷地有声的证明。由于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多领域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抗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俄国宣布放弃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号召用全新且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行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俄国士兵、工人、农民等群众发动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鼓舞了中国先进分子，给予了他们关于革命方法的启迪，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深入思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但我们也无法忽视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一事实。
二、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回眸历史，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翻译文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却饱受冷漠。人们用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的原创作品，而其翻译作品并未得到相应的彰显，却一笔带过。此外，受封建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与泱泱大国、文化霸主思想观念的相关联，译者们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及语言发生巨大转变的阶段。这一时期文言文被打倒，白话文还处在稚嫩时期，此时中国文学处于断层阶段。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的理论指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不同次级系统之间通过不断的斗争变化会构成系统的共时状态。也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当中。由于系统中阶层不同，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多个。多元系统的实质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系统中的阶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互相交叉、互相依存又部分重叠。同时，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文学出现重大转折，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通常会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构建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系统的变革，并传入很多创新的力量，与本国文学不再存在明显的界限，也会引导作者与译者的创新，不断引入外来文化。这样译文的“充分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译者会采用异化与直译的方法，保留原作的风貌。因此，翻译文学的欧体化程度也大大提高。
三、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翻译文学系统是较为庞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文化系统中还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意识形态等方面。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能够走向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其与其他系统不断竞争的结果。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
1.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五四运动前期，中国社会混乱，缺乏统治中心。曾一度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系统被迫走向边缘，而其他处在边缘位置的系统乘虚而入，相互竞争，最终翻译文学获得了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位置，参与了整个系统的重构。与此同时，中国封建思想逐渐没落，走向了意识形态系统的边缘。由于五四运动，西方各国新思想被引进中国，人们需要的不再是 “天朝上国”、“地大物博”、“高高在上”、“沾沾自喜”的保守顽固的观念、消极萎靡的状态和故步自封的思想。经过激烈的竞争，最终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占据了中国意识形态系统的中心位置。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打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产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体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认识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百姓剥削压迫的落后腐朽行为。
毫无疑问，文学是传播范围最广、最能打动人心的方式，因此传播新思想的重任就落在了文学身上。文学革命者们力图以新文学为载体，完成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的各大报刊文章都表现出改革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想与抱负，例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都对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刊物上，翻译文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和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政论文章，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诠释了剩余价值学说，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学革命运动的需要
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在中心位置时，翻译文学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这意味着译者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文生搬硬套在现有模式当中；相反，译者即使打破本国的传统也在所不惜。”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大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风貌，因此欧化程度很高。又因为当时白话文刚刚开始发展，文学思想理论并不完备，而欧化的翻译文体为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借鉴作用。以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为例，1973年鲁迅的译本中有一句译文为：“两人贪婪地吸了没有盐的刁弥沙。一看见乏透了的可怜的毕加的模样，美谛克总不得不记起曾使他们醉的坐在幽静的苇荡旁边的那娴静的爽朗老人的形象来。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从“幽静……的形象”和“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中可看出，鲁迅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文的修辞和写作风格。
新文学不仅要打破枷锁、解放语言形式，更要更新文学思想。因为有思想的文学才有生命力和流传价值。胡适曾说过做新文学最有效的方法是丰富个人翻译实践，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学习西方文学的创作思想和修辞手法。因此，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体现了文学的欧体化。
中国过去的文学体裁较少，表现手法较为单调，故事情节较为单一。因此，中国文学需要借鉴西方文学的经验。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文学大量引入了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新青年》引入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新月社引入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创造社则引入了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以鲁迅为代表的未名社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如今在翻译文学中，使用异化方法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如同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着作《红楼梦》为例，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均为均有许多翻译文学欧体化的现象。曹雪芹在原文中写道：“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杨宪益的译文为“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两个注解紧随其后：1.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2.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霍克斯的译文为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林黛玉的聪明和美貌在比干和西施的映衬下呼之欲出。两位大师均采用了异化翻译，前者还附加了两个注解来确保英语读者准确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又如原文中：“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杨宪益的译文为 “You don't know her yet.”The Lady Dowager chuckled.“She's the terror of this house.In the south they'd call her Hot Pepper.Just call her Fiery Phoenix.”霍克斯的译文为 “You don't know her，”said Grandmother Jia merrily.“She's a holy terror this one.What we used to call in Nanking a ‘peppercorn'.You just call her‘Peppercorn Feng'.She'll know what you mean！”王熙凤泼辣能干，精于算计，她在贾府的地位无人能及。贾母给她的外号虽说不雅，但是她的殊荣。杨霍二人对“凤辣子”的翻译都采用异化手法，十分传神地再现了王熙凤的性格。
3.完善汉语的需要
汉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语言，在语法方面汉语为隐性特征，词类和形态标记不是很明显；英语为显性特征，通过一些构词的前缀后缀可以区分单词的词性和“时、体、态、式”如：《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将前面第一个字的名词转化为动词含义，意思是“把……当作……看待”，例如，君君，是说把皇上当作皇上来看待，对皇上要有君臣之礼。也可以理解成“做皇上要有皇上的样子……”而英语中以-ment，-ation，-ity，-er，-or，-ism，-ist，-ology，-ness结尾的单词多数为名词；以-ful，-al，-ative结尾的单词多数为形容词等。
此外，汉语语法为柔性特征，而英语语法为显性特征。在汉语中表达同一意思却可以有多个词语却没有明显区别，如“骄横、专横、强横”也可以替换为“骄傲专横、专断强横、强硬蛮横”；“娇柔、温柔、柔顺”也可以扩展成“娇媚温柔、温和柔顺、温柔和顺”；英语中同一意思的单词会有细微差别，如Sixty years ago，tomatoes were scare and called“Love Apples”，being principally cultivated for decorate.这里的decorate就不能替换成ornament，ornament虽有 “装饰”之意，但多指浮夸的装饰品，如吊灯。如Symptoms start with a fever over 100.4 degrees F，chills，headache or body aches.这里的aches就不能替换成hurt，hurt虽有“疼痛”之意，但多指车祸等外伤伤口造成的疼痛或精神创伤。也不能替换成sore，sore多指伤口因红肿、化脓等引起的疼痛。我们并不是说英语语法比汉语语法严谨，但是可以看出英语的语法规则和体系更为庞大。
在语法结构方面，汉语的语法结构不如西方那样清晰。英语每个句子都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而汉语经常省略这些成分。英语经常用连词连接句子，构成一层一层的结构，而汉语则多是短句，句与句之间多靠意思连接，而非连词。因此，通过借鉴西方的语言，能够增强汉语的严密性。
从逻辑性方面来看，汉语的逻辑性较差，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西方语言的逻辑性依靠句法级合来体现。针对汉语缺乏严密性、逻辑性的情况，胡适、刘半农等先后发出增强汉语逻辑性的倡导，为了表达的效果，汉语的白话文不够用，只能借鉴一些外国的句法。
汉语灵活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五四文化运动先驱者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提倡增强汉语的严密性、借鉴西方语言浅显易懂的优势。中国文化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却也一直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非“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由此可见，完善汉语使其达到语法结构的欧化是推动翻译文学发展乃至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本文从埃文·佐哈尔的文学多元系统理论出发，例证了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动因。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化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清这些原因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帮助。
五四运动时期大多数有识之士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翻译文学的欧体化对于创作文学具有较大的影响，作家创作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欧体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还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发现。希望本文能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作用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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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2013144。
项目名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译介活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