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陆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620）
当代大学生的角色化与个体化
杨陆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620）
面对社会的个体化，高校舆论导向实际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套是以“奋斗的个体”为特征的观念系统，这两套价值系统虽可辩证统一，但并不能消解两者间的差异与矛盾。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环境中，身上表现的个体化特征尤为明显，这就能解释他们对于偶像崇拜的式微，角色定位的模糊和对“奋斗的个体”的认同。社会个体化面对的复杂情况导致大学生个体化产生负面效应，无公德个体的现象要求高校必须把公民基本精神和价值培养作为重要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追求，培养个体对更高道德意识和良知的自觉。
大学生角色化个体化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地讲，大学生作为青年最重要的构成群体，历来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对于当代大学生，国家的要求是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引导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政府从政治战略层面对大学生所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是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统一部署和规划。但大学生这一类别的角色同一性并不能取消个体间的差异性，特别随着社会整体的变化，大学生作为“青年”的代表群体，其“个体本位”和“自由取向”的空间扩大，并得到社会的包容和接受①。大学生对自己有怎样的角色定位，高校要培养怎样的大学生，这是两个虽有差异但干系密切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社会学一些理论予以分析。
一、高校对大学生的角色期待
为了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角色意识，高校按照教育部要求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这些课程包涵中国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等，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他开设的哲学社会科学绝大多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高校共青团、学生会、宣传等部门还根据上级要求定期或自发组织各类主题活动。通过这些课程和活动，高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学生的思想引领作用。
另外，高校基于现实的需要，有意无意在校园内宣传各类“成功学”。各行业企业优秀人士的演讲，学校安排的职业规划课，创业课和各类职业类比赛活动，各类职业培训介绍会等，这些课程和活动虽然属于政策要求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育的范围，但就其内容而言，大多数宣扬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奋斗的个体”的个体精神。“奋斗的个体”这一概念是从阎云翔所着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演变而来的，邱泽奇运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一提法。在邱教授的实证研究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和不同收入的群体，都认同这一观点：个体的努力是影响个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②。大学生服膺于这一观念，他们对个人成功的梦想，他们的勤奋刻苦，他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都生动体现他们对此观念的信奉和实践。在阎云翔的论述中，这一被中国社会普遍信奉的观念是政府主动推动的结果③。高校的制度设计能反映这一点，如大部分荣誉奖项和典型模范，主要体现为个体奋斗的成绩，或者成功的求职之路。这是最受学生关注，最易感染学生的，也是学校积极营造的。
所以，高校舆论导向中实际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套是以“奋斗的个体”为特征的观念系统，前一套是理想和应然状态，后一套是实然状态。不过在中国语境中，这两套系统是互为融通的。传统“小我”“大我”之辨，认为这两者是可以辩证统一的。对大学生的培养，既有政府的政治要求，又有社会现实对教育的自动定位，高校为实现逻辑表达的一致性，较多地采取把个人成功等同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做法。一个成功的人难道就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或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人？对“奋斗的个体”的崇拜让大多数人虽明白这一点却往往选择忽视。在我国传统中，“小我”是统一于“大我”的，但从现实看，高校教育者和大学生大多数时候是把“大我”分解为“小我”，现在政府也支持高校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做法。需要警惕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常有求同讲和的理念和做法，于是“小我”和“大我”只讲统一，不讲辩证，容易造成两者的互为替代。现在则往往滑向另一端，不时有“小我”代替“大我”的现象，带来的后果是社会信任和基本价值规范的弱化。
为塑造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为造就成功的个人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套价值系统表面上看起来并行不悖，在校园中皆是繁荣，某些时候呈融合之势，但这并不能消解两者存在的差异和分歧，特别当把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放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命题时，更引起我们对这一差异的认识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忧虑。
二、大学生的个体化与角色定位
“个体化”主要指德国学者贝克所提的概念，不等于个人主义，描述的是有关社会制度及个体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的、社会性的转变。虽然个体化通过多种方式把人们从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但由于个体对就业市场的依赖，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了，个体被重新嵌入一种新的标准化过程。个体化与标准化同时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这两个过程不仅体现在个人经验中，而且体现在制度层面和结构层面，即使如此，个体化的文化却催生了一种个体自我控制的信念——一种“为自己而活”的愿望④。贝克的“个体化”概念虽然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模式和趋势有一定的适用性。阎云翔正是参照了这一理论，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记录了 “普通人日常生活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个体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正影响当下每一个人，西欧个体化的特征“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⑥”同样发生在中国个体身上。当代大学生正好成长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化转型大环境中，所以他们身上表现的个体化特征尤为明显。
笔者曾随机抽取大学一至四年级270名学生，关于“对你人生有重要影响的偶像”这一问题做过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如下：
偶像类型 男生 女生 合计 百分比父母17 26 9.63%娱乐明星9 14 57 71 26.30%体育明星11 5 16 5.93%政治人物7 4 11 4.07%企业家5 6 11 4.07%其他12 30 42 15.56%没有29 64 93 34.44%合计88 182 270 100.00%
偶像作为重要角色模型对大学生的角色成型具有重要的引导和限定作用，关于偶像的调查可直接反映当代大学生个体化的趋向、特点及对大学生角色化过程的影响。结合“个体化”的命题解读调查数据，可以引出以下论点：（一）改革开放前，年轻人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士兵（雷锋）、工人（王进喜）和党政干部（焦裕禄）等行业英雄，这些偶像由大力宣传，人们主动认可，偶像人物虽较为单一，但受到普遍尊崇。当代大学生的偶像虽更为多元，但对偶像的崇拜渐于淡化，34.44%的学生没有确认可崇拜的偶像。偶像缺失的现象与个体化社会有很大的关系，个体化社会作为一个“风险社会”，存在“大量模糊的灰色地带，其界限不过是个体之间认知上的界限”⑦。未来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既包括可计算和控制的不确定，又有不可计算和控制的不确定。社会选择和风险变多，别人的道路不可复制，偶像的光环随之黯淡。（二）由于中国社会独有的特点和文化，中国个体化社会与西方个体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家庭仍然是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面对外在风险，“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归到他们脱嵌伊始的地方”⑧。这就能解释调查中有将近10%的大学生选择父母作为偶像。经过深入挖掘被调查者的背景，我们发现其中一部分学生是因父母是他们心中“奋斗的个体”最贴近的原型；还有一部分是因父母本身就是成功的个体。所以阎云翔解释的“再嵌入”或“回归”背后就有更复杂的问题，因为，成功的个体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或者概括之为“关系”。“关系”在中国文化和实践中有着独特的影响力，但这实际上是属于前现代的东西，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应该要革除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然现实情况下，个体化过程仍不得不面对这一因素。（三）文体明星也是大学生崇拜的主要对象，这是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时代的主要特征。调查中视文体类明星为偶像的比率超过30%。细究学生视之为偶像的原因，除一小部分是个人兴趣和爱好外，大多数人认可的是这些偶像获得成功展现的励志故事和奋斗精神。“积极向上”、“正能量”、“畏难而上”，这是他们形容自己崇拜的偶像所用的最多的词。对其他人物的崇拜有15.56%，这里包括文化名人、小说人物、身边的同学老师等。崇拜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人物在自己所属领域的奋斗和成就。
通过此次调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学生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单纯的灌输不行，偶像受集体膜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大学生个体化的问题和展望
阎云翔指出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一个发展中的过程，其背景特点包括国家的管理、民主文化和福利体制欠发达，以及古典个人主义的发育不充分”，“中国的个案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中国的个体必须在同一时间应对所有这些状况”，但他认为中国将会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个体化模式⑨。大学生身处这样的环境，毫无疑问会受到个体化的负面影响，无公德个体的现象即是一例，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一个宏大而繁杂的问题，但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文化制度改革的动力源，对他们的价值观改造和品格重塑将影响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发展。所以，大学教育尤其是德育在培养学生在“个体化”环境下的适应性的同时，还应培养其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和品质。
个体化社会的个体并不生活于真空之中，而处于制度丛林。高校要培养学生健康的个人主义意识首先应从体制机制着手。所以，针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人提出要把它嵌入日常生活的需求、认知、情感认同和事件中，当然这是很好的方式，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把它嵌入日常生活制度和机制中。高校应通过建立完善的体现“公民精神”，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体制机制，而不仅是各类徒具形式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在受制度限制的选择性自由下接受管理和教育，内化制度应具有的现代社会的公民品格。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在制度实行过程中尤其要坚守公平正义，杜绝各类“关系”、“人情”和“官僚作风”对制度执行的影响。
其次，高校应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大学历来是移风易俗、变革社会风气的重要力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称为“士”，他们讲“弘毅之志”、“圣贤精神”，这一儒家精神经过历史的洗礼，融入文化，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很强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在近现代多次社会运动中，他们身先士卒，积极献身于改革社会的洪流之中。当代大学渐渐失去这种引领作用，大学某种程度上沦为社会的附庸。高校要自觉重塑大学精神，应在培养大学生具备基本公民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给予他们能提高精神境界的文化熏陶，让他们慢慢养成一种新时代的“贤士精神”。这种精神继承于传统，经创造性转化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以某种良知和自反性的社会化过程及自反性的主体间性为前提的，要成为个体就得去建构和创造自我主体间性。因此，这个社会会形成一种新的伦理，这种伦理能把个体自由和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甚至跨国关系结合起来⑩。未来社会作为一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对于其是否能整合，贝克持乐观态度，他说：“如果说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可以整合的话，那幺首先必须对这种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人们面对生命中的重要挑战 （失业、自然灾害等）时必须能够被成功动员与激发……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整合就能实现。”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若得以整合，实现的目标有点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可以说，个体化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重要命题，当代大学生作为这一命题的承接者和未来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者，应正确对待个体化倾向，消解负面影响，培养大学生个体应有的角色担当意识和更高的道德良知。
［1］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41、243.
［2］包智明，主编.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三辑［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7-110.
［3］［5］［6］［8］［9］阎云翔，着.陆洋，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0、28、342、343-344、345.
［4］［7］［10］［11］［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着.李荣山，译.个体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5-236、55、24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