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珊珊
摘 要： 初盛唐时期思想、文化高度繁荣，以“三包”为代表的延陵包氏家族正是一个历史传承悠久的儒学家族。从汉至唐历代包氏闻人大多以儒学闻名，经史传家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包氏家族强调的道德修行和入世精神，呈现出鲜明的奉儒守官的家族特征。作为文儒，儒学在三包的生命中极其重要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 初盛唐 儒学家族 延陵包氏
初盛唐是文学发展鼎盛的时期，也是思想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在此时期的发展相较于前代较懈滞，但儒家精神早已深入世人心中，并成为多数煊赫家族传家的根本。延陵包氏便是其中的重要存在，其以通经知史起家，儒学在其延续中成为家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发展至唐代时，其家族已成为一个全国驰名的儒学家族。由于关于延陵包氏的起源和发迹说法不一，遂就现有谱牒文献，参考历史典籍考证延陵包氏的起源和发展。本着“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传统，本文将对延陵包氏家族及其儒学家族文化进行考证，并分析“三包”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的儒学文化。
一、汉唐延陵包氏世系小识
延陵包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包氏闻名天下是从东汉大儒包咸开始的。阮元在《嘉定镇江志》的序中写道：“是书初刻时，不知书中载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后知包氏为丹徒旧族，宋元二《志》‘人物门俱以汉大鸿儒包咸为首，厥后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于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资桥记》，亦言丹徒包氏不坠先业。”[1]（2312）对于始祖包咸，《后汉书·儒林传》载：“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每进见，赐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2]（2570）文末提及其子包福“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2]（2570）。包咸为延陵包氏第一世，其“以经立命”的人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包氏后人，奠定了儒学家族的根基，流传于后世的包氏后人皆以儒学见长。
魏晋时期，史书中不见包氏痕迹，直到隋朝才再次看到包氏后人的踪迹。《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儒林》记载：“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3]（1716）包恺、包愉兄弟二人是包氏家族史上过渡性的重要人物，既继承了包咸“以经立命”的思想观念，又延续了包氏的郡望延陵。
让延陵包氏真正重现荣光是唐代的三包父子——包融、包何、包佶。关于包融的籍贯，史料记载不明确，存在多种说法，主要是润州延陵说与湖州说。《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包融诗》下注：“润州延陵人。”[4]（1609）“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4]（1609）《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于休烈传》云：“休烈至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5]（4407）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包融，延陵人。”[6]（462）都能够证明，包融是润州延陵人。《嘉定镇江志》、光绪年间《丹徒县志》中也有关于包融是润州延陵人的记载。然而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贺知章传》中写道：“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5]（5035）《唐诗纪事》也沿用了这一说。综上可见来源于《旧唐书》的湖州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且延陵一说流传和接受度高于湖州说。此外，《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记载：“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4]（4793）“封丹阳郡公”[4]（4793），从其子包佶的角度侧面印证了包融是润州延陵人。综上，可以确定包融的籍贯确实是延陵。包融有二子，名为包何、包佶。据光绪《丹徒县志》载：“包佶，字幼贞，天宝六年举进士，累迁秘书监。刘晏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宴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末岁迁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谨慎，所在有声。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心醉古经，神和大雅。”[7]（643）“包何，融二子也，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典。与李嘉佑相友善。大历中仕终起居舍人。”[7]（644）我们可以看到包何兄弟二人成就非凡，仕途得意、文坛有名。据《唐才子传》卷二包融条目内所载：“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有诗一卷，行世。夫人之于学，苦心难;既苦心，成业难;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间尤难。”[6]（462）三包父子不仅延续了先辈的儒学家风，还为延陵包氏在文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在上述考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至唐延陵包氏家族源流的主干：东汉包咸→隋包恺、包榆→唐包融、包佶、包何。许怀林、周春林在《从南城包氏宗谱看包姓的源流关系》中写道：“按包逊《始修宗谱序》载：东汉包咸九世至包宗远，仕西晋;宗远八世至包恺，隋炀帝时为国子博士;恺之曾孙包融，唐开元中为集贤学士;融次子包佶，历事玄肃代德四朝。”[8]在数百年的流变中，儒学是一直贯穿这个家族的最重要因素，儒学家族的家风日愈浓厚并滋养着这个家族。
二、延陵包氏儒学家族文化初考
（一）以经史为家学的延陵包氏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士人身上的一个典型印记，这个印记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自汉代以来延陵包氏以经学立家，儒学是其家族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氏家族的儒学家风起源于包咸，《后汉书·儒林传》中云：“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2]（2570）包咸少年在长安学习的儒家经典《鲁诗》和《论语》，由此开启他以经立命的一生。“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2]（2570），精通《论语》的包咸得到帝王重用，教授皇太子;此时包咸已有一代大儒之象。“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2]（2570）。动乱时包咸仍镇定自若早晚诵经，困境中不忘弘扬儒学。包咸作为儒学大家，其儒雅之风和高尚品格令他位极人臣并受厚待。“每进见，赐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间”[2]（2570）。所谓“以经立命”在包咸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呈现，儒雅的家风由此奠基。包咸崇儒的精神在其子包福身上得以传承，“子福，拜郎中，亦《论语》入授和帝”[2]（2570）。包福子承父业，精通《论语》，教授帝王。记载包福的史料很少，但单从这一句便能看出包福子承父业，延续了儒学家风。包咸父子二人都是帝师，足以看出包氏对儒学研究的深刻透彻程度，延陵包氏以经史为家学由此兴起。
东汉后数百年间，延陵包氏在史书上形迹难觅。直至隋朝包愉、包恺二人再次因经史活跃在史书中。《隋书》卷七十五《儒林》记载：“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3]（1716）包愉通晓《五经》，并深深影响了其弟包恺。包恺继承包氏先贤包咸的以《鲁诗》《论语》起家的传统，并师从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进一步深入研习儒学，后教授。包恺同先祖包咸一般，也是当世一代大儒，《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下》记录了包恺名声之盛：“于时，学士之江南来者，萧该、包恺并知名”[9]。《隋书》亦有记载：“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3]（1427）包愉、包恺通经明史，如其先辈一样以经立命，将经史传家贯彻到底，反哺以经史为家学的延陵包氏。
到唐代，“三包”的出现让延陵包氏重焕荣光。包融以诗人的身份闻名，《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贺知章传》中提道：“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5]（5035）“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5]（5035）包融的诗文名扬上京，为包氏身份由通儒转变为文儒提供契机，他胜友如云，往来皆是高尚之辈。在千百年醇厚经史传家的家学熏陶下，儒学已融入包融的言行之中，举动自有儒者风范。除包融外，其二子包何、包佶也助力延陵包氏重焕荣光。包何“流离世故，率多素辞，大播芳名，亦当时望族也”[6]（460）。包何也长于诗文，延续了包融在文学领域的声名。《全唐文》所录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佶）与兄起居何，又世其业，竞爽于天宝之后。一动一静，必形于文辞。由是议者称为二包，孝友之美，闻于天下。拟诸孔门，则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为主，不其伟欤？”[10]（5170）可看出包何品德高尚，以德行闻名，与其弟包佶共同享有孝友的美誉。包佶“居官谨确，所在有声”[11]（463）。将儒学的入世精神发挥到极致，贞观年间，数次奏定开元礼，且奉敕作《祭风师雨师乐章》，既延续了传统的经史家学，又承袭了父辈的文学领域的荣光。权德舆在《祭秘书包监文》中称赞道：“在汉鸿胪，蔚为名儒。以续簪裾，乃生秘书。纯诚伉直，古训是式。”[10]（5170）《唐才子传》也对包佶有着极高的评价，“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心醉古经，神和《大雅》，诗家老斫也”[11]（463）。集经史和文学于一体的包佶是延陵包氏再度荣盛的大功臣，他让包氏郡望真正归属丹阳，令以经史为家学的家族传统得以延续。
（二）以文儒为身份的延陵包氏
自东汉包咸始，延陵包氏逐渐形成了以经史传家的传统，以经立命是这个家族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法则。在家族延续的过程中，这个家族的家风呈现出奉儒守官的特征。《嘉定镇江志》中谈道：“以汉大鸿胪包咸为首，阙后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于唐代。”[1]（716）千百年间，延陵包氏家族中并没有出现太多声名煊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但通经明史，代代相传的读书人却不少，包氏家族是纯正的书香门第。经史家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包氏人，以经史立命的崇儒家族文化使得这个家族绵远不息。包咸“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2]（2570），“经传有疑，辄遗小黄门就舍即间”[2]（2570）“病笃，帝亲辇驾临视”[2]（2570），可谓荣极人臣。其子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隋代包恺“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3]（1716）。承袭先辈祖业，为官教授儒学。在诗歌兴盛的唐代，包佶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坚守《诗经》《左传》的精神，做到“立言大旨，为经为纪。行中文质，不华不俚。鲁史一字，诗人四始。泝其源流，用志颓靡”[10]（5171）。一代又一代的包氏人身体力行弘扬儒学，奉儒守官的特征在这个家族身上完美地呈现出来，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也从中体现出来。此外，包氏家族的家风还呈现出另一特征——重视道德修养。《后汉书》载：“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2]（2570）始祖包咸在困境中仍一如既往早晚诵经，而后前往东海立舍传教，为皇太子讲授经史，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2]（2570）在面对权贵时，他坚守本心，严格遵守“礼”，这是他人格品德高尚的体现。《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2]（968）师道尊严是儒家对待师生关系的态度，包咸此举不仅维护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尊严，而且维护了儒学正统的教学理念。包恺如同先祖一样，教书育人，弘扬儒学。“聚徒教授，着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3]（1716）。他因高尚的品德受到世人的尊重，逝世之时门人都为他起坟立碣。包何以德行闻名，包佶“与兄起居何，又世其业，竞爽于天宝之后。一动一静，必形于文辞。由是议者称为二包，孝友之美，闻于天下。拟诸孔门，则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为主，不其伟欤”[10]（5259）。与其兄包何孝友之名举世闻名，时人誉为二包。纵观史书，我们对千百年间包氏家族在道德修行方面的重视程度决不能等闲视之。
唐朝政治清明、盛世气象森然，多元文化的交融造就文人昂扬奋发，促成“文儒”大量涌现。包氏家族与时俱进，在唐朝从单纯的儒学家族逐渐转变成文儒家族。三包父子便是推动这个转变的里程碑式人物。包融以诗文闻名，与于休烈、贺朝、万齐融为“文词之友”;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皆有名，号吴中四士。他不再像祖祖辈辈一样以经入仕，因儒学扬名。在诗文盛行的唐朝，经受传续经史家学熏陶的他将已融入骨子里的儒学化作诗文创作的元素，尽情挥洒才华。他的转变深深地影响了后代——包何、包佶。包何、包佶同样长于诗文，儒学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不同的光辉。贞元间，时任国子祭酒之包佶奏定开元礼。“贞元四年，国子祭酒包佶言：‘岁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诸陵，陵台所由导至陵下，礼略，无以尽恭。”[4]（164-165）“礼”是儒家精神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包佶奏定开元的举动背后彰显的是儒学家族历经的岁月熏陶。“拟诸孔门，则何居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为主，不其伟欤！”[10]（5259）无论是道德修行还是为官做事，包佶、包何二人都以文为主，文儒包氏之风采在二人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延陵包氏自三包父子之后转变为文儒，文学家风与儒学家风共同为延陵包氏的延续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三、“三包”诗歌创作中的儒学文化
作为文儒，三包父子的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儒学元素。包融“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5]（5035），但在历史演变中其所作诗文大多散佚了，据《新唐书》载“《包融诗》一卷”[4]（1609），《唐才子传》云“有诗一卷，行世”[11]（227），《光绪丹阳县志》则延续前人说法，包融有诗一卷行世。但这一卷流传至今只剩《全唐诗》中辑录的八首。包融的这八首诗多为写景、记游诗，他在这些诗中表现出了对隐逸极浓厚的兴趣。如《酬忠公林亭》中透过对隐士形象的描绘，表达了对归隐的向往;《登翅头山题俨公石壁》通过对太湖风光的描绘，表现出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对丑恶世俗的厌恶，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阮公啸台》表现出对阮籍的极度敬仰，对世俗的无声抗争。此外，《武陵桃源送人》《赋得岸花临水发》这两首诗也是借送别、咏物抒发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流露出对归隐的兴趣。孔子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3]（42）儒家讲究积极入世，但并非否定出世，在各种努力下仍旧无法改变困局，出世也是种合乎儒家精神的选择。史书并未详细记载包融生平，但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丑恶世俗的厌恶，或许他为了改变现状做过诸多努力，但可能都只是无用之功，最后只能“乘桴浮于海”。在《和崔会稽咏王兵曹厅前涌泉势成中字》一诗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包融诗中儒学的痕迹。“含灵符上善，作字表中和。”一句中，中字意为“中和”。王启兴《唐诗小集：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中注：“作字”，指涌泉呈“中”字形。中和，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认为能行“中和”，便可达到和谐自适之境。《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4]（36）外物的形象呈现到人的脑海中无疑会受到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包融看见涌泉的形状想到的是“中”字，这无疑是其深受儒学影响所致。
在包融两个儿子中，包何受到其归隐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因此包何所作诗歌大多呈现出隐逸情趣。考《全唐诗·包何卷下》的19首诗歌，能确定为包何所作的有17首。这些诗歌中《送泉州李使君之任》《送乌程王明府贬巴江》《送王汶宰江阴》《送韦侍御奉使江岭诸道催青苗钱》等送别诗，除表达对朋友的祝愿、期待外，还暗含了包何对朝堂变动的关注，如《送韦侍御奉使江岭诸道催青苗钱》一诗中，表达了希望友人顺利收回青苗钱，丰盈国库的家国情怀。包氏二兄弟“孝友之美，闻于天下”[10]（5170），但包何流传下来与其弟咏唱的诗歌只一首《同舍弟佶、班、韦二员外秋苔对之成咏》，兄弟二人同友人一起外出游玩，兄友弟恭，人伦敦厚。“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5]（353-354）。对于兄弟，儒家认为应长幼有序，在这一点上，包氏兄弟诗歌中鲜明呈现。
相较于包融和包何，包佶在诗文中儒学文化的痕迹更明显。《全唐文》记载包佶吟诗作文，亦“立言大旨，为经为纪。行中文质，不华不俚。鲁史一字，诗人四始。沂其源流，用制颓靡”[10]（5170）。包佶的诗歌深得《诗经》《左传》精神，行文非常符合儒家对文学的要求。《再过金陵》：“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表现出包佶作为文儒对国家的关心，其现存诗歌中十首属于《祭风师、雨师乐章》。奉命创作礼乐文章、编纂书籍是文儒最常见的任务，这十首祭祀乐章中儒学文化显现得十分清晰。《酬兵部李侍郎晚过东厅之作》一诗中提及的“酒礼”也带有明显的儒学文化元素。《立春后休沐》一诗塑造出一个积病积劳、一心为国乞骸骨的老臣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包佶深重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从汉至唐，对延陵包氏家族的考证研究中，可以看到儒学在其发展中提供了重要支撑，且发展成为典型的家族文化，在延续到唐代时又注入了文学家风，儒学家族延陵包氏就此转变为文儒家族。作为延陵包氏家族转变的推动者，三包在诗歌创作中极大程度地展现出了儒学文化。包氏家族为镇江儒学文化的保留提供了史料，其传承过程表明了儒学在家族中的保存能够与时代相符合，这为当代儒学如何进行传播及继承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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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省级重点项目“初盛唐镇江儒学家族考”（201910299074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