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晨曦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合肥分校，安徽 合肥 230001）
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英文的差异日渐突显，中西方作品在互译时也出现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原本汉语中不常见的词汇和句式也都在英语语言体系的影响下开始被广泛使用，汉语欧化现象也就慢慢出现，因此相关的翻译工作人员应该提高对欧化现象影响的关注，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进一步精确自身的语言应用。
一、理论依据
多元系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该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文学、文化、社会、语言等不是独立存在的元素，而应当被视为系统，并且这些系统是开放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该理论将文学和翻译行为放置在整个大的多元文化系统中进行考虑，且认为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能脱离系统的作用和效应，并直接推动翻译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因此，该理论可为不同译本的解读提供有益的参考视角，故而本文从该理论出发，以李霁野和黄源深所翻译的《简·爱》为例，分析其中的汉语欧化现象，考察其中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以期获得对相关翻译活动的一些启示。
二、汉语欧化现象分析
“欧化语法现象”是指现代汉语在印欧语言，特别是在英语影响下产生或发展起来的语法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
宏观上看，对翻译文学来讲，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对它的地位和状态有了全新的认知，在目标语言的文化系统处在边缘化状态，或者多元化系统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翻译文学就会对多元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产生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反之，翻译文学的地位就会不够突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对翻译人员的翻译方法和手段产生根本的影响。
1921年，陈望道对汉语欧化的必要条件进行了阐述，他说：“中国原有的语体文，太模糊而不精密又有许多处所，说法很不方便，文法需要改进之处也很多。”具体来讲，从中国的发展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西方的文化也逐渐在我国社会中传播，这些外来文化对我国固有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我国的翻译活动开始逐步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的语言还处于文言文阶段，很多文字表达晦涩难懂，对文学和翻译来说，它们更像是精英阶层专利，不具备文化背景的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和理解文学作品，于是白话文运动爆发，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翻译人员在进行英语文本翻译的过程中更多地秉持着尊重源语言表达范式的原则，采用了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但是由于中文和英文的表达语境和语言范式存在许多差异，因此在直译方法的引导下，当译文和目标语言发生冲突的时候，汉语欧化的现象就逐渐体现出来，例如，名词修饰成分过长、对主语的强调、语序之间的变化等等。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进一步革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文化交融也越来越多，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音译词汇和模仿式词缀有了更多的派生，汉语欧化的表现也越来越丰富。
三、译本中汉语欧化现象探究
《简·爱》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小说因立意深刻、人物刻画生动形象而被广为流传，在中国最着名的两个版本就是李霁野和黄源深所译本，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背景之间的不同，两个译本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一）两本译作翻译方式的分析
两位译作者进行翻译时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一方面，李霁野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所做出的译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提倡应用白话文的形式，摒弃传统陈旧的表达方式，在那样的背景下，李霁野的译本更尊重直译化的原则，没有进行太多的本土化融合和修饰；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发展和革新，语言文化层面也逐渐完备，现代汉语更加体系化、成熟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文学逐渐边缘化，语言系统的规范性削弱了译文对欧化语言的依赖，黄源深的译文中的意译比重相对来讲更大。
（二）汉语欧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1.词汇组成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来讲，词汇都是其进行表达的基础，而汉语欧化现象中较为显着的一点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译文中的词汇组成，此处主要以音译和意译两个翻译策略来分析李霁野和黄源深的译文中出现的外来词汇。
首先，音译，即译者使用发音相近的汉字将源语言中的词汇翻译过来，尽可能地保留原词的语音。例如，“cigar”被两位译者翻译成“雪茄”，“chocolate”被李霁野音译成“巧古力”，被黄源深音译为“巧克力”，“coffee”被两位译者音译成“咖啡”。
其次，意译则是译者根据源语言中词汇的意义采用适当的汉语语素来构成新的词汇，即按照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进行译介活动。例如，英文中的“piano”被两位译者意译成“钢琴”，“Easter”分别被意译成“基督复活节”和“复活节”。诚然，这些外来语的引入主要是由于目标语语言中并没有与源语言相匹配的词汇，因此，这类语言欧化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个词汇方面的欧化现象体现在词缀方面。词缀是指必须附着在词根上进而形成新词的语素，其本身不能单独构成词。英语中的词缀主要分为前缀和后缀，其中附着在词根前的称为前缀，附着在词根后的称为后缀。英语中的词缀在转化为汉语文字时，时常不能找到相对应的词汇表达，这样的情况下，在翻译的过程中，欧化词缀的使用逐渐被译者关注。在李霁野和黄源深的译文中，也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例子，比如将英文中的前缀“dis”翻译为中文中表达否定意义的“不”，例如，李霁野的译本中，将“discomfort”译为“不舒服”，“disagreeable”译为“不合人意”，两个译本中的“dislike”都译为“不喜欢”。将英文中的后缀“ian”翻译为中文中的“……者”或者“……人”，如李霁野和黄源深分别把“guardian”译为“保护人”和“监护人”，这种翻译手段最大限度尊重了原文，同时也丰富了中文词汇的语料空间。
除了外来词汇和词缀因素的植入之外，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直接被移植到汉语中的英语字母或词汇。以英语字母为例，最为常见的是以字母作为表序来分类。如《简·爱》英语原文中“andaway we rattled over the‘stony street’of L—.”李霁野翻译为“我们就从L·地的‘石街’上轧轧地走去了”，黄源深翻译为“驶过了 L 镇的十字街”，这里的“L”只是一个地点的代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英语原文“The day after， Diana and Mary quitted it for distant B—.”，李霁野翻译为“下一天黛安娜和玛利离开泽边庄到辽远的B地去”，黄源深翻译为“驶过了L镇的十字街第三天黛安娜和玛丽告别这里去遥远的B城”。同样，这里的“B”也只是一个城市的代号，乍一看这样中英文夹杂的句子显得不伦不类，但也确实是译者的无奈之举，因为译者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对等的表达。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日益交流，越来越常见的英语词汇、词缀、字母甚至是字母组合或缩写在汉语中出现，这也表明英语在词汇构成方面对汉语的入侵，导致汉语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欧化现象。
2.句式结构
由于中英文语法上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欧化现象在句式结构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最初中文的表达方式中更喜欢应用主动句式，而使用被动句式时会更着重强调句子的消极色彩。王力曾指出汉语中的被动标记“被”是从表示“蒙受”“遭受”意义的动词“被”虚化演变而来的，因此在汉语的传统中被动语态基本上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例如“他被拘留了”。但是英语的语法中被动句式的应用则更加广泛，不仅仅局限在一些不好的情况的表达中，很多中性或者积极语境中也广泛应用被动句型。于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英语被动句时，希望译文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便用汉语的“被”字句去对译英语中表示中性或积极意义的被动句，致使被动式的范围扩大了。在李霁野的译本中，这样的应用随处可见，例如英语原文第四章中，作者描述简·爱处于孤寂的处境中，写道：“To speak truth， I had not the least wish to go into company， for in company I was very rarely noticed.”这里的被动语态“I was rarely noticed”被黄源深翻译为更符合汉语习惯的主动语态“也很少有人理我”。而更青睐直译策略的李霁野，便按照源语言的句式，仍把此句翻译为被动句“我被人注意到的时候是很少的”。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例如“有些钱堆被使女发现了”，“新来的人被让进了”，“我的名字是被列在第四班里的”，等等。因此，汉语“被”字句式应用范围的扩大可以被认为是汉语欧化现象的产物。
中英文中显着不同的另一点，那就是关于定语的处理。定语是起修饰和限定作用的，常用于修饰句子中的主语或宾语。英语中的定语位置比较灵活，可前置也可后置，而汉语中比较常见的是定语前置；就定语长度而言，汉语的定语通常不会很长，但英语中却常出现长定语句。假如将这些长定语句按其原有顺序直译，则容易使译文变得复杂、啰嗦。某些地方，黄李二人在翻译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例如对原文“grow up like one of the poor women I saw sometimes nursing their children or washing their clothes at the cottage doors of the village of Gateshead”的翻译，李霁野采用了直述的方式，译成了“要像我所见的，在革特谢德村草舍门前喂孩子或洗衣服的穷女人一样生长起来”。虽然译者更忠实于原英文的语序和句式，但其定语成分过长，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翻译腔较重。而反观黄源深的译文“长大了像有时见到的那种贫苦女人一样，坐在盖茨黑德庄茅屋门口，奶孩子或者搓洗衣服”。虽然此处把修饰“女人”的定语放在其后，作为小分句单独出现，译文在句式上与原文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整体的表达更自然，不那幺生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随着英语语言在中国的普及，汉语中作为修饰语的定语成分也在不断地增多，现代汉语句式中也出现了定语较长的现象，王力就曾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指出汉语中出现的长定语是中文欧化的结果。
3.语句衔接
对于句子内部的衔接来讲，不论是语序的问题还是关联词的应用，中西方的语言表达都存在很大的出入。
一方面，根据汉语的语言方式来说，一般情况下，主从句的表达顺序是根据从句在前、主句在后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在中文进行表达时，是要先引出条件，从而推导出结果。而受到了印欧语言文化的影响，在欧化中文的表达中，经常能够看到主从句顺序颠倒的现象。例如，原文描写为“I cry because I am miserable.”黄源深译为“我是因为心里难受才哭的”。这种先说原因状语从句再说主句的句式结构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但李霁野遵循英语原文主句在前、从句在后的语序，译为“我哭因为我不幸”。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英语原文“...she could neither clean her nails nor wash her face， as the water was frozen?”黄源深先讲原因，后说结果，译为“水结冰了，脸和指甲都没法洗”；李霁野同样顺从英语原文中先说结果再说原因的顺序：“她既不能洗干净指甲，也不能洗脸，因为水冻了。”在李霁野的译文中，这种句子内部衔接之处的欧化现象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英语重形合，经常借助各种语言形式手段，如连接词、关系词或者介词等来完成词语或句子间的衔接。而汉语重意合，较少采用各种语言形式手段，而是通常依靠句子顺序或者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衔接。以英文中的时间状语从句为例，李霁野的译文中有很多英语语言思维方式的痕迹，如英语原文“every morsel of flesh in my bones shrank when he came near”，黄源深译为“他一走近，我身子骨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原文的一个长句被翻译为两个小分句，依靠两者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形成过渡自然的衔接，更符合汉语的思维方式。而李霁野翻译为“骨上的每块肉在他走近时就畏缩起来了”，把“when he came near”固定地译为时间状语“在/或……时”便留下一种翻译痕迹。
再比如，英语重形合，除了常使用像when这样的关系词来实现语句衔接，对介词的应用也很频繁。而在汉语中，“关于”一词在过去本不存在，现代汉语的介词“关于”是由汉语动词“关”和介词“于”组合在一起而衍生的新介词，是用来翻译英语中的“concerning”“about” “on”等表示关联意义的介词。例如“perhaps the less said on that subject the better.”黄译本为“这个话题也许还是少谈为妙”，李译本为“在这上面或者越少说越好”。此处李译本中的“在”就是用来对译原文中的介词“on”。如果在中文的译述中过多采用关系词或者介词等语言形式手段来实现语句的衔接，会导致译文的冗赘，行文语言的生硬感也会增强。
四、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文学与目的语中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将翻译活动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宽了译者的视野和翻译文学的范围。李霁野的译作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受当时提倡应用白话文、摒弃陈旧表达方式的浪潮影响，其译本更多采用异化的原则；而黄源深的译文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正值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时期，语言文化层面也逐渐完备，翻译文学逐渐边缘化，语言系统的规范性削弱了译文对源语言的依赖，黄源深的译本更多采取的是归化的处理方式。
不可否认，汉语的欧化现象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丰富了中文表达空间，完善了翻译效果，但过度的欧化现象会造成汉语纯洁性的削弱和本土文化自信的丧失。
因此，翻译人员要打牢自身的汉语基础，在汉语欧化的趋势和背景下，绝对不能忽视对母语基础的培养，必须意识到良好的母语素养是翻译工作的基础。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译者首先需要清晰地了解和辨别哪些属于语言欧化行为，从而进一步发挥优势、规避危害，保证文本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